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了四年本科、两年半硕士研究生，加在一起有两千三百多天。这期间，除了吃饭、上课、睡觉，其余绝大部分时间，包括星期天、节假日，甚至寒暑假，我都是在“泡”图书馆中度过的。所谓“泡”，不单单是指在那里待的时间长，更包含了对它的依赖之深，用情之专，以至于一天没去图书馆都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好像这一天缺了点什么。这么说，还真不是矫情。实话实说，我肚子里的那点“货”的的确确就是在“泡”图书馆的过程中，一点一点、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丰富、充实起来的。毕业以后在大学任教、搞研究，备课、写书、写文章虽仍继续跟书打交道，却再没有机会像上学时那样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里，海阔天空，自由随意，无所不读地“沉浸”其中了。如今离开北大已30年有余，让我念念不忘的，除了那一位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名师学者，就是这座“彐”字型，有着18层书库、几百万册藏书、1000多个座位的图书馆了。毫不夸张地说，在北大，领我入门的是诸多的老师，而让我得以“修行悟道”的地方，却是这座貌似寻常却充满磁力的图书馆。

壹

1978年2月28号，那是我从距京城1000多公里的塞外到北大报到的日子，也是我第一次走进日后陪伴我多年的北大图书馆。那天，在中文系办公室办完入校手续，我被领到了32楼328宿舍。稍事休整，便急不可待地走出32楼，开始了我的“朝圣”之旅：走过一座座灰色的宿舍楼，经过那块日后曾沸腾过多次的三角地，再穿过典雅幽静的燕南园，一座高大而又厚重的建筑物凸现在眼前，这，便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图书馆。1978年的北京，除了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十大建筑以外，北大图书馆算得上是十分气派的现代建筑了。当时对读者开放的是圖书馆的南侧门，几级台阶上去便是宽阔的门厅，门厅由四根高大粗壮的水泥柱支撑着，上方悬挂着字体苍劲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横匾。沿图书馆右转而行，不难发现紧闭着的东大门才是图书馆的正门。东大门比南大门更为壮观。据说这个门只有在贵宾参观时才开放。图书馆东面有一个小广场，正中矗立着一尊高大的毛泽东雕像。

在北大学习的6年半中，记得我只在这里参加过两次集体活动。一次是1981年3月中国男排在世界杯亚洲预选赛上，在先输掉两局的情况下以3比2逆转战胜韩国队，获得世界杯参赛权的那个晚上。消息传来，校园沸腾了。同学们从各个宿舍楼蜂拥而出，没有锣鼓，就用饭勺、筷子敲打着脸盆、簸箕，边走边欢呼。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们班的刘志达同学第一个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不但在北大校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且成为激励一代人的振奋人心的口号。当时同学们最后集结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东大门前的小广场。还有一次活动，是我们77级文学专业的全班同学在那里拍“准”毕业照，那张合影如今已成为一张珍贵的历史性纪念。

进北大图书馆，是需要出示证件的。领到校徽、学生证、借书证的第二天，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踏进图书馆的大门了。北大图书馆，对我这个来自偏远塞北的普通人家的子弟来说，多多少少有着几分神秘感。这不仅仅是由于北大在全国所享有的盛名，而且也因为北大之“大”、图书馆之大实在超乎了我的想象。要知道有关我们宁夏首府银川的经典传言，是“一条马路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可见其小；而走进北大图书馆，我顿时感觉就像是走进了一座巨大的博物馆一样，情不自禁地一层层、一间间地参观起来。

走到二楼，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大房间是201阅览室。从门口就可以望见阅览室中间一排高大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书，特别是装在深蓝盒子里的线装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正好奇地往里张望着，一位身材清瘦、面容和蔼的女老师迎面走出来，招呼我进去。当得知我是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新生时，她自我介绍说她叫李鼎霞，就在这个文科阅览室工作。她还告诉我中文系各门课程所需要的参考书，包括装在盒子里的线装书“四库备要”，都可以在这个阅览室借到。她还热情地带我参观了一番，并说相信你以后会成为这里的常客。就这样，我跟图书馆的李鼎霞老师算是认识了。从这天起，一直到我研究生毕业，李鼎霞老师对我的帮助指导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位教过我的老师，让我受益无穷。

二楼的正中央是图书馆借阅处。那时借书，当然没有电脑之类的现代装备。查找书目全靠按类别、拼音或笔画编排的书目索引。所以一到借阅处，第一眼见到的便是大厅两旁摆着的一排排类似中药铺中放中药的柜子。每个柜子都由许多小抽屉组成，抽屉里面装满了写有书名、作者名、图书编目资料的索引卡片。找到自己想借的书以后，要先填写索书单，再把书单交给借阅处的工作人员，由他们用升降机把索书单发入书库，再由在书库中工作的人把书找出来，程序十分烦琐。因此，图书借阅处是图书馆最繁忙的地方。我试着填写了一张索书单，借的是胡云翼的《唐宋词选》，书很快就出来了。记得当时管理员叫到我的学号时还发表了一句评论，哇，新生这么早就来借书了。

三楼主要是理科阅览室，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瞄了一眼，之后很少涉足。四楼的419是报刊阅览室，全国各地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几乎都有收藏。其中的学术论文目录索引是做专题研究、写论文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这里是除201文科阅览室以外，另一个我时常光顾的地方。四楼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阅览室。那天这个阅览室里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没有任何学生。我正好奇地想进去看看，立刻就被阻止住了，原来这是文科内部阅览室，不对新生开放。

上大学之前，我就听说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另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李大钊也曾在五四运动前后担任过北大图书馆馆长。当然，听说更多的还是胡适担任校长时，如何大大扩展了图书馆的规模；当年的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与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如何特地为季羡林先生在图书馆开辟工作室。虽然我现在所踏足的北大图书馆建于上世纪70年代，与当年毛泽东、李大钊、胡适、汤用彤、毛子水、季羡林所出入的旧北大图书馆全无不同，但当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图书馆，我还是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到历史的厚重，以及名人留下的痕迹。

第一次对图书馆的“参观游览”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这一天距今已经40多年了，却始终记忆犹新。因为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与北大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上大学期间，我被同学们“封”为“拼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大概就是因为我整天“泡”图书馆才“泡”出了这么一个谑称。

贰

李鼎霞老师说对了。从1978年3月入校到1984年夏毕业离开北大，我都是北大图书馆的常客，特别是201阅览室的常客。没有课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坐在这个阅览室看书学习。我们系的大课多，图书馆的藏书虽有很多副本，但架不住僧多粥少，很多参考书还是很难借到。可在201阅览室就不一样了。只要递上学生证，就能借到书，坐在阅览室里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不过，201阅览室的书不外借，只供室内阅览，离开时得把书还回去，这样的一个好处是省去了把书背来背去的辛劳。今天的人可能不解，这算什么好处？图书馆一闭馆，岂不就看不成书了？可我上大学时，图书馆闭馆以后，很快教室、宿舍也都统一熄灯，除非在校园的路灯下，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人看书的。顺带提一句，当时77级同学中还真有人熄灯以后在路灯下苦读的，这也构成了当年校园中的一道独特风景。77级同学的刻苦用功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就我个人而言，在201阅览室看书的另一个好处是，万一自己忘了老师开的参考书书名，或者想借的书已被其他同学借完，在这儿工作的李鼎霞老师总能帮我把书名开出来，或找到内容相近的其他参考书，而且还能介绍这些参考书之间的异同以及各自的特点。这也是我之所以喜欢整天泡在201阅览室的重要原因。

201阅览室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进门就给人以浓浓的读书气氛。那时李鼎霞老师只有40来岁，很是精干。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她对人十分和蔼热情，有求必应。201室的所有藏书，在我看来，李老师早已烂熟于心。学生提出的大部分问题，她都能把来龙去脉解释得清清楚楚。即便有极少数问题一时回答不了的，也能很快地把答案查出来告诉你。常去201阅览室的老师同学都对她很是尊重，称之为李老师。当然，也有人称她为“同志”“管理员”的，不管怎么称呼，李老师都一视同仁。

说起来，201阅览室的书库真不算小，我还曾破例进去过一次。那里藏有数万册图书。阅览室的座位也很多，可以同时容纳几百个学生。阅览室的工作貌似简单，其实是个很麻烦的细致活。简单地说，一旦图书上架时出了错，在如此大规模的图书馆，这本书基本上就算是“丢”了。就是有所有的图书信息，图书管理员也不可能在书库中把一本上错架的书找到。我在北大的这几年，就碰到过几次书库的书并未借出却找不到的情况。可是这样的事，在201阅览室却从未发生过。这不能不归功于李老师对阅览室图书的熟悉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

可能是因为我整天“泡”在阅览室，又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眼镜，“辨识度”高，在阅览室工作的另一位年轻的管理员也跟我熟识起来。从她那里，我得知李老师与她先生白化文（乃真）是同班同学，都毕业于5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夫妻兩人不但对文史方面的书籍、掌故十分熟悉，而且对佛教也颇有研究。我这才知道原来李老师是我的学长与前辈，难怪她对我所需要的书籍、对我的专业了如指掌。每次我只要跟她提到某书的书名或者某书的大致内容，无须填写索书单，她立马就能从书库中找到。

一听说李老师是50年代北大中文系毕业生，我就很好奇地想打听出李老师是哪一届的。在北大中文系有个“传奇”，据说55届的学生在历届毕业生中名家辈出，随便捻出个名字，就是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例如古籍整理、宋元话本小说研究家、担任过中华书局副总编的程毅中先生，唐宋文学、文献整理专家、担任过中华书局总编的傅璇琮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一了解，果然李鼎霞老师和她先生白化文与程毅中、傅璇琮等先生是同班同学。白化文老师在佛教、敦煌学以及楹联文化等方面颇有建树，李鼎霞老师自己也参与了很多古籍校注的工作，如80年代出版的《楹联丛话》，后来出版的《行历抄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佛教造像手印》《敦煌变文集补编》等，都可见出李老师在古籍整理方面的造诣。我80年代末期撰写一本有关佛教文化的专著时，一条有关佛教经典的引文怎么也找不到出处，于是写信向李老师请教，几天后就收到了她的回信，明确告诉我那条资料见于《大藏经》的哪一本、哪一卷，帮了我的大忙。不过，我那次求教，却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在信封上我把李老师名字的“霞”字写成了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下”，用了被废除了的“霞”的简化字。李老师在回信中特地幽默了一把，说自己的名字是“霞”不是“雨下”。如今此事过去已经30多年了，借此机会郑重地向李老师表示歉意。

叁

随着78级、79级学生的入学，图书馆各个阅览室的座位都开始紧张起来。如果想得到一个座位，借到所需要的图书，特别是那些只能在馆内阅览而不外借的书，常常得抢在图书馆开门前就早早等在图书馆门外。大概从79年秋天开始，每天早上，图书馆门前总是聚集着几十甚至上百的学生。忘了那时图书馆早上是几点开门，只记得那些日子，只要大门一开，等在门外的同学便呼啦啦如潮水般涌了进去，冲向自己要去的阅览室，先拿书包、衣服、笔盒、笔记本什么的占好座位，再去借阅台借书。那时，文科系都开了英语必修课，我以前从没学过外语，这门课上得很是吃力，每天至少得花一个小时做功课。201阅览室那10来本开架可取的《新英汉词典》《牛津双解英汉词典》便成了抢手货，到得稍晚一点就没有了。于是我也成了每天一早开了馆就冲进201阅览室中的一员。后来我终于买到了自己的《新英汉词典》，为了减轻每天背来背去的负担，我发现阅览室开架的《四部备要》很少有人翻阅，灵机一动，每晚离开时便把自己的《新英汉词典》藏在《四部备要》的后面。李老师发现后，建议我把词典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我怕给李老师添麻烦，或引起其他同学的误会，还是这样每天把自己的词典藏起来。线装《四部备要》是一部大部头丛书，在201阅览室占了好几个书架，我每次都把词典藏在不同的地方，要用的时候便装做查阅《四部备要》，然后悄悄把词典取出。一年下来竟然从没被人发现。现在想来，还觉得自己当年挺有创意的。惭愧的是，即便花工夫如此，到如今，我的英文也学得并不怎么样。

每天下午五点左右，201阅览室就停止借书了。在阅览室忙了一天的同学或去操场锻炼或去学生食堂就餐。这期间，阅览室并不关门。图书管理员则利用这少有的清闲整理被翻乱的图书，清扫地面、桌上留下的各类杂物。有时我也顺便搭把手，帮着做些打扫卫生、收拾图书之类的事。一天，一位同学告诉我，你知道吗，图书馆门口的板报上表扬你了，说你爱馆如家。第二天一早进了图书馆，果真发现了这篇板报，我马上把自己的名字擦了去。原来这篇板报是李老师写的。我告诉她，帮着打扫卫生不过是举手之劳，不值一提。不过，说我“爱馆如家”，倒也名副其实，因为我的确在图书馆“泡”出了“家”的感觉。

大约到了二年级，我的兴趣开始向古典文学倾斜，但看的书仍十分庞杂，也没什么计划，常常是抓到什么看什么。李老师大概从我借阅的书目上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一天，快闭馆的时候，阅览室里人不多，我一边帮着李老师收拾同学们从书架上取下来的图书，一边跟她聊天。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学习上。李老师对我说，如果将来有兴趣研究古典文学，一定要把视野放宽，不单单是读文学著作，还要广泛涉猎历史、哲学、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习俗等，并说这几门学科其实是相互贯通的，书读得多了，自然立足点就高，就可以触类旁通。李老师还要我从先秦两汉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把古代的典籍一一精读，并当即表示，她可以介绍几本书让我先读起来。

李老师的话说得很随意，对我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大学以前，是无书可读，所以抓到一本算一本，养成了广读书的习惯。上大学以后的情况不同了。现在的问题是书多得读不完，如果盲目地读下去，可就应了庄子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于是，我改变了读书策略，采取分专题专学专攻的办法，一段时间只攻一个专题，边读书，边领会，边思考。

就这样，在上大学的后三年里，除了必修课、选修课所规定的参考书外，我还系统地读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少重要作家的全集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著作，读了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历史、哲学、宗教典籍，捋清了文学史上各个流派的来龙去脉。同时，也读了不少西方文学理论家、哲学家的著作。记得读西方哲学时，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读得很艰难，留下了很多问题。有幸的是，我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北大中关园42公寓住过一段时间，与海德格尔的学生、哲学系西方哲学教授熊伟先生成了同门洞的楼上楼下邻居。利用每天拿牛奶的机会，我总是试图“碰”上熊先生，好与之同行，趁机开“小灶”。

大概是上大三的时候，金开诚先生为中文系学生开设了“文艺心理学”选修课。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文学艺术现象，这在当时是一门新学科，也吸引了不少外系的学生，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腾腾。金先生在课上介绍了很多西方著名心理学家的理论与著作，并以此来分析文艺现象。他的课引起了我对心理学的兴趣。说也真巧，那天下了金先生的课正在阅览室看书，发现邻座同学的面前放着一本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于是冒昧地拿来翻了几页，而这位邻座同学恰好是心理学系的。从他那得知心理系正在开普通心理学课，曹日昌的这本书是重要参考书之一。从此，我也成了这门课的一名编外学生。通过这门课，我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佛洛依德的《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还有荣格、马斯洛等的心理学理论。这些为我日后写《鬼神的魔力——汉民族的鬼神信仰》《中国古代寺院生活》以及有关庄子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给予了很大的启发。

肆

至今我都觉得自己很是幸运，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遇到这许多名师益友，有机会整天“泡”在如此不同寻常的图书馆里。

2018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徐匋撰写的《庄子文学及思想研究》一书，托人把拙作带给北大图书馆，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图书馆签发的“捐赠证书”。最近我查了下北大图书馆目录索引，很高兴地发现我所撰写的《鬼神的魔力》《中国古代寺院生活》，与徐匋合著的《词》《金瓶梅中的佛踪道影》，主编的《中国民间风俗词典》以及参与编写的《先秦文学史》都被北大图书馆收藏。毕业三十多年来，每当我在学术领域取得一点点成就，我都会由衷地感谢北京大学6年半读书生涯对我的人生产生的巨大影响，感谢北大图书馆为我提供的宝贵的学习环境。

最近读到一篇汤一介先生谈北大的文章，他说北京大学有三个宝，第一个宝是燕南园，那里曾聚集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像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地理学家侯仁之，美学大师朱光潜，诗人、文学史家林庚，汉语语言学大师王力，现代逻辑学家王宪钧，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等；第二个宝是校园中众多的知名教授学者；而第三个宝便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了。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在高校名列第一，在全国排名第三。其藏书之多、收书之精都是其他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简单说来，北大其实就有两个宝：一个宝是大师名家；而第二个宝，则是让人博览群书的图书馆了。我在北大期间，就有幸曾在图书馆见识了不少名人学者的风采，其中有大名鼎鼎的梵文大师、散文家季羡林，诗人教授、文学史家林庚，以小说享有盛名的吴组缃，还有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朱光潜等先生，他们都既是北大图书馆的热心读者、使用者，又是馆藏书的捐献者、著作者。

在与北大图书馆打交道的几十年中，我还为图书馆做过一件虽然微小却很有意义的事，值得在此一提。那是上大四的时候，我读完四卷本的《胡适文存》，便去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胡适的这本文学史著作1928年出版后不但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也深受普通读者的欢迎，一度甚至成为畅销书，被重印了多次。当我在阅览室打开这本纸张已经发黄的旧书时，大吃了一惊。我发现这部《白话文学史》竟然是胡适的私人藏书，我没注意我所看到的是否是该书的初版，但在书中很多页的空白处都有胡适本人所作的批注，批注的主要内容是从作者的角度所记下的修改意见，有的写得很详尽，有的比较简略。我犹豫了一下，考虑是否要把胡适的批注都摘录下来再归还此书，但又担心让这本有文物价值的图书受损，便起身把这本《白话文学史》带回到借阅处，请求见一下图书馆的负责人。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当时见到的是图书馆副馆长陈文良先生。当他听到我说这本《白话文学史》当属文物，不宜外借时，陈先生疑惑地把书翻开看了看，马上意识到这的确是胡适先生的亲笔批注。他连声向我表示感谢，并告诉我，胡适1948年仓促离开北京时，留下一百多箱藏书、手稿、书信等珍贵资料，寄存在北大图书馆。这些资料后来又分别由北京的几家图书馆保存。70年代北大新馆建好后，这批书的一部分也被搬进了书库。其中有几箱不知所终。虽然大家普遍怀疑是被混进了书库，却无从证实。现在这本有着胡适批注的《白话文学史》的出现，实际上等于解开了这些书的疑团。想必70年代新馆建好后，在图书上架时，有人将一部分书箱打开，将里面的書一并编号上架。可这样的书，理应是作为文物收藏的。

发现胡适手批的《白话文学史》，并交回图书馆加以妥善保管，也算是我对保护北大图书馆藏书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后来曾与朋友聊起此事。朋友戏言，你就没想过向图书馆报告图书丢失，赔上几块钱，从此拥有一本文物？何况还可以从胡适的批注中研究他的文学思想，这可是可遇而不可求、千载难逢的好事啊！坦诚地说，我拿到书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还了回去，想必也是怕自己经不起诱惑啊！后来，我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住张自忠路5号院时，陈文良先生曾带着李鼎霞老师的信来找我了解有关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的情况，我还跟他提及此事。陈先生虽已忘记我的名字，却还清楚地记着这件事。

我在北京大学一共学习生活了6年半，除了一位位名师益友以外，我最感谢的就是北大图书馆以及图书馆的李鼎霞老师了。可以说，没有北大图书馆，我就不可能看了那么多的书，也不可能系统地学习研究中国哲学、绘画、历史、民俗、佛教、道教，在文史哲的各个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北大图书馆，是我唯一的一个从未在教室里给我上过课，却让我受益终身的老师。

（作者简介：王景琳，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1984年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