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方舟4岁时，父亲顾国光不幸去世，母亲周瑶琴为了养家糊口辞去教师工作，只身赴杭州学习刚刚兴起的现代助产技术，留下年幼的顾方舟交由外婆照顾。1934年，周瑶琴于杭州广济助产职业学校毕业，带着顾方舟北上天津，在英租界挂牌开业，成为职业助产士。租界里的日子很艰难，顾方舟成长于民族危亡的战乱年代，目睹老百姓因为工作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差而遭受病痛的折磨甚至死亡，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他无法独善其身，安静地学习。顾方舟曾说：“我学医是母亲的心愿。母亲常说，当医生是人家求你来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父亲的病故、母亲的嘱咐在年幼的顾方舟心里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

1941年，顾方舟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3年后顺利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系。1948年毕业后，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他就读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为了看懂世界医学尖端文献，他自学了俄语、英语、日语三种语言，最终以优异的论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获得了医学副博士学位。1955年，顾方舟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祖国。

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很陌生：厕所沿街沿河而建,粪便尿溺时常满溢；河水拥有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用途；水井与厕所比肩而设,村落更是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卫生环境的恶劣直接导致疾病的流行，死亡率之高令人咋舌。1955年，全国多地暴发“脊髓灰质炎”疫情。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在国内俗称“小儿麻痹症”。据资料记载，疫情先是在江苏南通，1680人（大多为儿童）突然瘫痪，其中466人死亡，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一时间，全国闻之恐慌。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

1957年，顾方舟调查了国内几个地区脊髓灰白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十二处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发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这项研究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战。

政府考虑到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1959年1月，将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生产基地的建设面临着设计资料少、交通运输困难、物资紧缺、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等难题。顾方舟后来曾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儿，就说：‘行！虽然有困难，但是能够克服的，一定努力干！’”九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建成了。

当时，美苏都研制出了脊灰疫苗，分为活疫苗和死疫苗两种。死疫苗工艺成熟，能确保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不发病，但不能阻止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且费用昂贵；活疫苗高效、便宜，但安全性尚待研究。顾方舟认为，疫苗研发须符合中国国情，死疫苗虽可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活疫苗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研究人员要敢于担负起活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1959年年底，国家采纳了顾方舟的建议，中国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研究工作正式展开。1960年，经过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顾方舟带领团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在临床试验阶段，为了检验疫苗对人体是否有副作用，顾方舟冒着瘫痪的风险，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他发现自己的生命体征没有出现异常，于是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让自己刚满月的儿子服用疫苗，证明疫苗对儿童同样安全。在顾方舟的感召下，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顾方舟回忆此事时曾表示：“我们干这行的，自己生产的东西自己不相信，那人家怎么能相信？”最终，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试用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人群。

不久，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十一个城市推广开来。经过广泛的调研，顾方舟等人很快掌握了各地疫苗使用情况，捷报像插上了翅膀纷飞，传到了顾方舟的手中：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在疫苗研制期间，曾发生过一段顾方舟与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有趣”对话。1960年春，周恩来总理在去缅甸访问途中，路过昆明。在时任云南省长刘明辉、时任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陪同下，来到了疫苗生产基地。顾方舟当时对正在视察疫苗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

周恩来听了，直起了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

“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道，“我们有信心！”

周恩来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顾方舟也被总理的情绪带动起来，他紧张的心放松下来，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

面对着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敏锐地意识到，为了防止失去活性，疫苗需要冷藏保存，这给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疫苗覆盖增加了很大难度。另一方面，疫苗是液体的，装在试剂瓶中运输起来很不方便。此外，服用上也有问题，家长们需要将疫苗滴在馒头上，稍有不慎，就会浪费，小孩还不愿意吃。

“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这一念头涌上顾方舟心头。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脊灰糖丸疫苗研制成功了。糖丸疫苗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为了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糖丸疫苗的推广，让脊灰的年平均发病率锐减，数以万计儿童免于致残。1978年，这颗糖丸正式列入计划免疫，40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都吃过这颗糖丸。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出现一例患者后，再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顾方舟曾说，他这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情——消灭我国脊髓灰质炎。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当时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同事与学生眼里，顾方舟是真诚、儒雅、严谨的良师益友。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曾是顾方舟的学生，对顾方舟的关怀记忆犹新。他记得自己毕业时，面临开展研究项目或出国深造的两个发展方向，他同时申请了两个项目。“顾院长总说，这两个如果有一件能落实，你今后就能发展了；如果后来都落实了，反而带来了问题，因为不能同时进行。”他回忆，最后组织几位专家讨论，顾方舟拍板，让他用国际合作的方式，带着课题去国外做。在顾方舟的支持下，刘德培前往美国深造，这期间，顾方舟两次出国看望他们，询问他们学习和科研的情况，还根据他的研究情况指出问题：“你实验的时间太多，这很好，但还要多看文献。”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校长钱昌年看来，顾方舟为人真诚，十分重视医学教育。1985年，他和顾方舟成为同事，当时面临一个现状：改革开放时，不少学生热衷于出国深造，本是件好事，但外界颇有微词，有人质疑“医大办半天，是不是办成出国预备队了”。还有人说你们几十个学生，不用办本科了，办研究生就行。这种情况下，顾方舟仍然坚持改革开放和八年制、导师制的精品教育，开拓国际交流，让学生学到更多知识。

顾方舟先生离开了,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建造了一艘护佑中国人健康的生命方舟,这个名字永远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