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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杨益言讲过去的故事

2019-10-30任正铭

红岩春秋 2019年10期
关键词:渣滓洞牢房大屠杀

■任正铭

◇杨益言

“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憾!”

这首诗,我在少年时代就耳熟能详了。其作者是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刘国鋕,即长篇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

我第一次生动而详细地了解“11·27”大屠杀惨案,是在已故的革命前辈、《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先生家里。

往事历历在目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杨益言。

1993年,我还是一家军工企业的职工。当时,成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短篇小说集《桔红色的黄昏》,出版社建议我请人写一篇序言,以示慎重。请谁呢?我首先想到少年时最爱看的小说《红岩》的作者杨益言,于是冒昧给杨老写了一封信。由于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只是听人说住在上清寺,我就在信封上写上“重庆上清寺杨益言先生收”。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右一)来渝约稿,与杨益言(左二)等人合影

没想到,杨老真的收到了。得知我的意图后,他很快回了信。他在信上说:“我给别人写序言有个特点,就是要自己读完全书有感觉才写,不然是不会写的,我更不会做那种叫作者自己写好了序言,让我挂一个名的事情。”这对于我是求之不得的事。

我把书稿寄给杨老,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就写好序言寄给了我。我的小说集出版后,这篇序言全文发表在《重庆晚报》文学副刊上。

1996年10月上旬,《中国教育报》编辑兼记者刘媛受报社委托,想采访杨益言。刘媛曾编辑发表过我的几篇散文作品,听说我和杨老熟识,希望我为她采访的事前去和杨老当面沟通。

17日上午,我来到上清寺,敲响了杨老的家门。迎接我的是杨老和他的夫人何明扬女士,以及他们的小女儿杨小谊。当时年届71岁的杨老精神矍铄,一把握住我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

那天,杨老戴着一顶灰色鸭舌帽,模样和蔼可亲。我把刘媛委托的事情和他商定后,他却对我提出一个想法:想让我写一本《红岩英烈的后代们》。为了让我了解那段历史,他花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给我讲述他在革命斗争年代的一些生活片段。当他讲到在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发生的大屠杀时,神色凝重。尽管事情发生在47年前,但他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杨老的话题,是从他与罗广斌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说起的。他说,自己其实是理工生,对文学并没有多少研究。从渣滓洞监狱脱险后,特别是到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作革命传统报告期间,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对“11·27”大屠杀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因为对革命战友的大义凛然感到敬佩,从而激发了写作热情,想把这一切告诉世人。

血腥历史的见证者

杨益言,祖籍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1925年生于重庆朝天门。曾在武胜县读初中、北碚兼善中学读高中。1944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学习。1948年初,作为上海地下学联机关报的负责人,参加了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从而被学校开除并遭逮捕。获得释放后,他绕道香港回到四川,在重庆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教书。由于在重庆进步刊物上发表《一二·九真相》等文章,被国民党当局认定是中共派来恢复《挺进报》的工作人员,而被逮捕。

杨老记得那是8月4日下午,他正在菜园坝一家工厂的三楼宿舍看书,突然被四个穿便装、带手枪的特务绑走,很快被押上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

在渣滓洞监狱,杨益言坐过老虎凳。他被关在二号牢房,与关押江竹筠的牢房仅隔20多米。江竹筠及其他难友与反动派所作的英勇斗争,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300多天的狱中生活,杨益言耳闻目睹了狱中志士为了民族解放而壮烈牺牲的情景。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推入镪水池,“11·27”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更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作为这段血腥历史的见证人,杨益言在重庆解放后的第四天(1949年12月4日),即在《国民公报》发表了《我从集中营出来》一文,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反动派制造的滔天罪行。这篇文章随同罗广斌等一批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录面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早有预谋的大屠杀

1958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看到杨益言和罗广斌写的部分回忆录后,带着出版社的文学编辑王维玲来到重庆文联,希望他们把当年的斗争经历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时任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的罗广斌和团市委办公室主任的杨益言,最初并未答应。后来,在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的鼓励和支持下,他们接受了这一任务。

《红岩》的写作工作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及领导。小说的写作地点多在长寿县(今长寿区)长寿湖农场,时间从1959年到1961年,历时三年才得以完成。这期间,有三次大的修改。杨益言认为,这部小说的高潮部分,在于对“11·27”大屠杀的具体描写。

从他们收集到的史料中,杨益言发现,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其实是从1949年9月6日上午开始,到11月29日上午结束。当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隆隆炮声强烈震撼着重庆沙坪坝歌乐山时,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正将屠刀伸向革命者。

9月6日,杨虎城、宋绮云等6人在松林坡被杀害;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杀害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电台岚垭;11月27日,这种疯狂的屠杀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达到了顶峰。

在渣滓洞监狱,特务将男牢的革命者全部集中在楼下一至七号牢房,把女牢的革命者集中在楼下八号牢房。锁上牢门后,他们突然用机枪对革命志士疯狂扫射。后来又绕到牢房后窗用手枪点射,再打开监狱门逐个补枪。最后堆上木柴,泼上汽油,纵火焚烧。

在喷火的枪口下,革命志士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七室的共产党员张学云从牢房的死角猛地跃起,用双手吊住敌人的枪筒力图保护战友;三室的新四军排长李泽,抓住伸进来的枪筒,与刽子手展开了夺枪斗争,但因枪筒卡在门框而未得逞;诗人何雪松强撑起受伤的身体,死死挡在牢门,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

在这次大屠杀中,渣滓洞监狱有180人殉难,仅15人从血泊火海中脱险。

杨老的关怀与勉励

小说《红岩》于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重印了113次,印数达1000多万册,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影响巨大,长盛不衰。

当年,《中国教育报》用了整整两个版,发表了刘媛采访杨益言讲述“11·27”大屠杀的长篇通讯《歌乐山作证》,杨老看了很满意。自此以后,我们保持着电话联系。后来我告诉他,由于工作变化,我被安排到北京甘家口,作为企业常驻代表派往北京工作,不能完成杨老嘱托,写作《红岩英烈的后代们》一书,杨老表示理解。

◇杨益言题词

2002年底,我根据自己在企业子弟校当过几年校长的生活体验,写作出版了一部反映下岗职工子女艰苦奋斗的长篇小说《偏岩》。2003年2月21日,我来到杨老的家,向他赠送了这本新书。

杨老非常高兴地说,就是要用积极向上的书籍去帮助青少年成长。他还主动叫我和他一起合影,并向我回赠了2002年第72次印刷的小说《红岩》。杨老在扉页上亲笔题写了“自信自尊,勇于创新,正铭同志共勉”一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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