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勇 何春好 秦晴

“蚊子很毒，靠叮人传播疾病；蚊子又很可爱，画出来美得很！”对于这个打了60多年交道的“老伙计”，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专家董学书如此评价。

世界上有3 000多种蚊子，我国就有400余种。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成了它们理想的滋生地，种类达300多种。在这数百种蚊子中，有8种是云南疟疾传播的主要媒介。

从蚊种调查、标本采集，到养蚊子、画蚊子……20世纪60年代以来，董学书就一直从事蚊虫分类研究事业；83岁高龄的他，在退休后的23年时间里，依然坚守工作岗位，对蚊子“不离不弃”。

亲友曾多次喊他出去旅游，董学书却放不下手头的工作。近年来，为了防治登革热，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覆蚊上，相关成果《中国覆蚊属》将于2019年底前出版。

画蚊子，专著惊到国外同行

放好玻片、调准焦距，一边瞄着显微镜，一边握笔作画……落笔前，董学书对着显微镜反复比对标本。为了减少偏差，他特意挪开风扇，整间办公室里只听得见笔落在纸上沙沙的声音。

1996年，董学书退休。可办理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办公室又出现了他瘦小而忙碌的身影，查找文献资料、制作蚊虫标本、讲解蚊虫分类鉴别……

“跟蚊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停下来反而不习惯。” 董学书说。因检索图的需要，画蚊子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做蚊虫分类鉴别研究，还得靠那一幅幅图。”董学书说，雄蚊尾器作为蚊种的主要鉴别特征，必须一点一点描摹出来，容不得半点马虎。对于没学过画画的董学书来说，画蚊子的过程极其艰辛。蚊子尾器有很多细微的部分，毛发长短、粗细、斑点大小都得在检索图上清楚呈现。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断调节焦距，反复比对标本。“一横就是一横，一点就是一点，错了就会误导别人。”他说。

遇到复杂的图，董学书要花上3～5天时间完成。当天画不完的部分，他还会一个人来到办公室加班，图画好了回家才能睡得踏实。日复一日，董学书的蚊子越画越顺，也越画越好。不过，因为长期埋头工作，他的颈椎出了问题。一回到家，脖子总是会有些难受。可第二天，他又会准时出现在显微镜前。

2010年，耗费近6年时间的《云南蚊类志（上卷）》正式出版。2 400余幅有关蚊虫尾器的“工笔画”如同镌刻一般，过来交流学习的外国专家对此惊讶不已，争着抢着要把书带回去。

有一天，董学书从外国文献上得知了雌蚊尾器也可用来鉴别蚊种，极度兴奋的他又开始了全新的研究工作。

寻蚊子，斗罢毒蛇遇猛兽

画图前需要有成套的蚊虫标本，包括幼虫和成蚊。没有标本，蚊媒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但大多数蚊子都分布在野外，踪迹难寻。

云南地理气候特殊，生物多样性丰富，是我国蚊类区系和物种分布的核心地带，也是蚊媒传染病较多的省份。每年3—11月，到了蚊虫出没的季节，董学书会深入到偏远荒僻的村寨，开展蚊种调查，足迹遍布云南12个州市，近60个县。

云南低到70多米的河谷地带，高到2 000多米的高寒山区，蚊虫都有可能滋生。这对研究传染病昆虫出身的董学书来说，云南无疑就是一个最大的“矿藏”。每年刚开春，他就和同事们去野外采集标本，一去便是大半年，到蚊子越冬了才回来。

“蚊子它会飞呀，不好抓，但是又想要，急得心痒痒。”董学书说，碰到不太好抓的蚊子，只能再等合适时机。可有时蚊子没抓到多少，竟然遇到了毒蛇猛兽。

20世纪70年代，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一个村子，董学书正在一片草丛附近采集标本。突然地上冒出一条眼镜王蛇，和他的个头一般高。董学书吓得一动不动，本想挪动步子往后跑，没想到又被一条母蛇堵住了退路，当时前后夹击的距离仅有几米远。所幸，没过几分钟，母蛇就从草丛下钻了过去。看准了机会，董学书一个箭步往回跑，才算躲过了毒蛇的攻击。“当时直冒冷汗，如今想想还是有些后怕。”他说。

采集标本时，蛇是来回途中的“常客”。竹叶青喜欢攀爬在竹子上，最不容易被发现，可每天董学书和同事都要碰上好几次。为了和毒蛇作斗争，董学书还专门去买了一本书。

边境线上丛林高密，人烟稀少，一到晚上常有野兽出没。为了采集标本，他们又不得不冒这个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董学书和同事还会撞见一双双“发亮”的眼睛，不是下山的黑熊就是圍猎的豺狼。

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董学书没有后退半步。他说，标本采集工作很辛苦，但很有意义，需要一直延续下去。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共收集了上万套蚊子标本，其中有发现的蚊虫新种26种，中国新记录种20余种，成为国内最大的蚊类标本馆之一，为蚊媒传染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生命不息，斗蚊不止。董学书已和蚊子整整纠缠了68年。“蚊子是一种可以变异的昆虫。蚊虫研究事业绝对不能丢，还要长期做下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