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云飞　李倩　张璞

内容摘要：文章运用我国2005-201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选取三个维度、六个指标变量构造了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特点的普惠金融指数IFI，并以我国2005-2016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家庭收支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可以增加我国农村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还可以显著提高其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从而促进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

关键词：普惠金融   农村消费   消费升级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拉动内需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目标。消费升级对拉动内需、创造增长新动能具有重要驱动力。农村居民作为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因此，关于农村消费市场的研究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学与消费经济学的前沿课题。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对拉动消费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大量国内外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资金流动性约束、增加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普惠金融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农村居民是其重点服务对象之一。那么，普惠金融的发展会对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是否会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量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进而促进消费升级？以往对该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见，而且在少数研究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的文章中，也鲜有提及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对此，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现实，深入探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作用。

文献综述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金融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起初，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金融发展与全体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Maria & Geoffrey（2001）对英国居民的消费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市场化有助于缓解信贷约束、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万广华等（2001）的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Deaton & Mankwi（2005）的研究表明，当存在流动性约束时，大多数消费者会减少消费和增加储蓄以规避风险;Levchenko（2005）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分散市场风险，进而起到平滑消费的作用;叶耀明和王胜（2007）运用我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深化可以降低流动性约束，释放消费需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对金融发展与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情况之间的影响进行分析。尤其是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情况的关系研究开始引起广泛重视。Bousmah & Onori（2016）认为，金融市场的开放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影响存在差异，对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影响较大;文启湘和刘卫锋（2005）认为，金融支持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缓解其流动性约束，扩大消费需求;郭英和曾孟夏（2011）的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有助于改善农村市场消费环境，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民的边际消费趋向;梁莉（2011）通过对250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机构少、服务层次低、信贷需求满足率低等因素严重制约农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普惠金融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其发展对于我国加速实现金融领域的公平化、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影响，其缺少对于居民消费情况的研究。Chattopadhyay（2011）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若普惠金融体系不完善会导致GDP损失约百分之一;Kapoor（2013）指出，普惠金融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马九杰和沈杰（2010）认为普惠金融是传统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解决金融排斥、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王曜光和王东宾（2011）在其文章中指出发展普惠金融能有效弥补一些农村地区存在的金融服务水平低的现象，能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拉动内需、消除贫困，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崔海燕（2017）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总体上看，研究普惠金融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较少，仅有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量的影响，其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研究较少。但是，消费升级是评估居民生活幸福感、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状况的重要指标，且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鑒于消费升级的重要性，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作用。

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消费升级的理论机制

杨水根和王露（2018）认为，居民消费升级分为居民消费量提升和消费结构优化两个方面，这一优化是质与量的结合。因此，本文借鉴上述分析方法，采用这两个维度来衡量农村居民消费升级。服务性消费量本文采用居民在医疗保健、家庭设备和服务、文教和娱乐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及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来衡量;消费结构的优化本文采用服务性消费量在农村居民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来衡量。

（一）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量的作用机制

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农村居民消费量。直接影响机制主要强调降低流动性约束来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间接影响机制则主要强调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优化居民消费环境来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

普惠金融通过降低资金的流动性约束，直接对居民储蓄和消费产生影响。普惠金融降低流动性约束，促进居民消费量的增加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减少消费信贷约束可以降低居民的储蓄压力，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可以提高居民的当期消费水平。普惠金融可通过发挥保险的功能，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进而增加消费;第二，减少消费信贷约束可以释放部分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例如居民当期的大额刚性需求可通过消费信贷得到满足，同时大额刚性消费又带动了相关下游产品及互补品的消费;第三，消费信贷的发展会优化支付手段、交易方式，创新金融产品，从而推动消费发展。手机银行、支付宝等新兴产品的推广和使用，使小型融资信贷的途径多样化、普遍化。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医疗贷款等多样化的贷款种类可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贷款需求，这都将对农村消费产生积极影响。

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优化居民消费环境间接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收入是影响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消费不仅受居民当期收入的影响，还会受到居民远期收入的影响。普惠金融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普惠金融的发展提高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而带动农民收入增加。金融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帮助农户提高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性，从而更易于其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这使得农户参与农产品的生产和交易过程更高效便捷，也使得农户能更方便地投入生产质量更高、规模更大、市场竞争力更强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去，最终促进了农户增产增收，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则必然会带来消费量的增加;第二，普惠金融机构体系日趋完善，金融产品创新带来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普惠金融政策的支持下，农村地区的金融组织机构建设发生改变，从传统金融机构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向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农村资金互助社、农商银行、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结构转变。普惠金融机构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创新金融产品，拓宽农户的融资渠道。例如推出创业无息贷款、农村产权抵押等融资贷款创新产品，并且由传统贷款融资向现代支付、保险担保、服务民生等方向全面发展;第三，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民就业结构变化，从而提高农民收入。研究表明，从事非农业的农村居民越多，农民收入增加越快。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远远大于农业部门，将一部分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时，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将大幅提高。因此，当农民将农业生产转移到非农业生产时，整个农村居民的生产力将得到提升，社会财富的增加必然导致农民收入的积累。而普惠金融的发展将有力地推动这一过程的发展，为农村居民转型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第四，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改善消费环境，间接影响居民消费习惯、增加居民消费支出。例如农村金融支持农村道路建设，将有利于其商品运输与售后服务的开展，这就释放了农村居民因运输成本而抑制潜在消费需求。水利、电力、通信设施的建设也将带动相关产品的消费。

根据上述分析得出推论一：普惠金融的发展会通过直接与间接的作用机制带来基础性消费支出和服务性消费支出量的增加。

（二）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作用机制

当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其基础性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居民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是因为，一方面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是由低向高不断发展的，这一趋势符合了需求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行为和其心理活动的规律性。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基础上，本文将居民的消费动机分为由低到高的不同层级，当居民低层次消费需求得以满足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本文借鉴朱荣华（2013）在《功能视角下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动态影响》中的分类方法，将中国统计年鉴中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8类划分为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包含食品、衣着、居住、交通和通讯的基础性消费支出，第二个层级包含医疗保健、家庭设备和服务、文教和娱乐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及服务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居民从以基础性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向以服务性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发展就体现了其消费的升级。另一方面，从效用论的角度看，随着消费者对基础性消费支出的边际效应递减，每增加一单位服务性消费支出带来的效用会高于增加一单位基础性消费支出所带来的效用。因此，从现实情况来看，消费者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即使其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其基本生活开支，即花费在基础性消费上面的支出也很难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会将这一部分用于服务性消费的支出。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资金的流动性约束，增加了居民收入，释放了居民消费需求。在居民追求更高水平消费与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使得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增多，最终带来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根据上述分析得出推论二：普惠金融的发展会使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增加，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机制框架图如图1所示。

计量模型构建

（一）计量模型介绍

为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量及消费结构的影响，本文参照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及崔海燕（2017）的方法设定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被解释变量Cnit为代表消费的变量，C1it代表第i省（市、自治区） 在t年份的農村居民人均基础性消费支出。C2it代表第i省（市、自治区） 在t年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C3it代表第i省（市、自治区） 在t年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解释变量IFIit，代表第i省（市、自治区） t年份的普惠金融指数。

除此之外，参照以往的研究，本文选择Yit，Cnit -1和Znit -1为控制变量。其中，Yit代表第i省（市、自治区）在t年份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无论是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还是在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中都表明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James Stemble Duesenberry（1949）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相对收入假说理论，该理论指出人们的消费支出受消费的“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的影响。本文采用Cnit -1来反映人们的消费行为受过去消费习惯影响的“棘轮效应”。其中，C1it -1代表第i省（市、自治区） t-1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基础性消费支出，C2it -1代表第i省（市、自治区） t-1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服务性消费支出，C3it -1代表第i省（市、自治区） t-1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用Znit -1来反映城镇居民可能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其中，Z1it -1代表第i省（市、自治区） t-1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基础性消费支出，Z2it -1代表第i省（市、自治区） t-1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服务性消费支出，Z3it -1代表第i省（市、自治区） t-1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为使数据平稳，文中涉及的收入及消费支出数据在估计时均进行取对数处理。

由于本文的实证模型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因此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当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时，面板数据模型常用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都不能保证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Arellano & Bond （1991） 提出的广义矩估计方法（GMM）。这一估计方法得到的是一个稳健的估计量，广义矩估计方法既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序列相关和异方差，又不要求扰动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因此所得的参数估计量更符合实际情况。

（二）普惠金融指数構建

国内外学者致力于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搜集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选取三个维度、六个指标来对我国各省份的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测算，并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指标权重wi（wi∈（0，1））。然后，对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用权重进行折算。其中，i=1，2...6，Mi为维度i的高值，mi为维度i的低值，Ai为维度i的实际值。

（三）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所需数据来源如下：各省份金融机构数、各省份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各省份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公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和《中国金融年鉴》。各省份年末常住人口数、省份面积、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我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家庭收支调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为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文中所用数据均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2005年=100）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下：第一，各变量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的变化范围大，如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的最小值为0.14，最大值为0.38 ;普惠金融指数的最小值为0.01，最大值为0.94;第二，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2005-2016年整体较低;第三，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均值为0.26，占比较小，其仍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二）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量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2005-2016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Stata11.0对模型进行估计，GMM估计的两步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据表2结果，Wald检验的P值都为0，说明模型总体显著，Sargan检验显示所选工具变量显著有效，AR检验显示原模型的随机干扰项不存在自相关性。回归一与回归二分别为估计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农村居民基础性消费支出和服务性消费支出量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回归一中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值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基础性消费量的影响不显著。无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是，近些年我国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快，我国农村居民基本的衣食住行消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受金融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回归二中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值显著为正，说明普惠金融发展会显著促进我国农村服务性消费量的增长。这与前文的分析结论一致，可能是由于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多条路径改善了农村居民消费环境、降低了流动性约束、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从而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

同时，其他变量也体现出了对消费量增长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均为正数，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收入增长会促进基础性消费量和服务性消费量的增长。滞后一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系数值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农村居民基础性消费支出和服务性消费支出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滞后一期城镇居民基础性消费支出和滞后一期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的系数值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农村居民基础性消费支出与服务性消费支出都存在反向“示范效应”，可能因为农村居民对接受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需要一定的时间。

（三）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通过对表3中的回归三和回归四分析可以看出，Wald检验、Sargan检验、AR检验均显著有效，且一步估计和两步估计的结果差别不大。具体来看，普惠金融指数前的指数均为正，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比例，从而促进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这与前文分析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普惠金融的发展减少了资金的流动性约束，从而释放了居民需求。从实际出发，基于追求更高需求和效用最大化的原理，当居民有服务性消费需求，且金融的支持能帮助其满足这类需求时，其服务性消费潜力就较好得到释放，从而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

同时，其他变量也体现出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总的消费支出中占比越高，越有利于消费升级，这与现实情况相符。一般来说，当收入水平提高时，消费者普遍会增加自己的消费支出。如前文分析，由于要追求效用最大化和满足高层次的需求，消费者会更加偏好于追求服务性产品，这与杨水根和王露（2018）得出的收入水平与消费结构优化正向相关的结论一致。即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存在显著的“棘轮效应”，但不存在显著的“示范效应”。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得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基本的生活用品消费支出无显著影响，但能显著促进居民高级服务性消费量的增加。此外，更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例，从而有力的促进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目前，普惠金融在拓宽资金渠道、扩大资金储备方面仍面临挑战，对此应适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让私人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贫困地区的普惠金融体系，发挥新型金融机构活力。还应鼓励政府与各金融主体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和精准扶贫的倾斜力度，引导各方力量，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不断完善金融服务短板。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建立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和协调机制，大力发展各地区的普惠金融，使普惠金融为居民生产、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以及自身特征，实行差异化的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安排。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同时，辅助以相对应的普惠金融政策，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普惠金融的作用;第三，要强化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观念，加强普惠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培训，使农村居民对于融资、信贷形成正确认识;第四，加强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扩大其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资，发展更有效、更便捷的数字普惠金融;第五，创新金融模式，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助力解决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企业家融资难的问题，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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