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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约束下消费升级与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市场均衡困境

2019-10-28李亚娟

商业经济研究 2019年19期
关键词:消费升级商贸流通业居民收入

李亚娟

内容摘要:居民收入水平变化是影响社会消费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研究采用2005-2017年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约束条件下消费升级与商贸流通业发展关系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显著约束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积极作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城镇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农村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也由不显著转变为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注重社会资源在区域间配置的均衡性问题,推动城乡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

关键词:居民收入   消费升级   商贸流通业

引言与文献综述

新常态时期,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为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动力。受到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商贸流通业发展也呈现转型升级的趋势,餐饮、住宿等高消费行业的发展水平逐渐提升。但是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又制约商贸流通业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影响商贸服务供给能力的整体上升。研究居民不同收入水平下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对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对消费结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居民消费决策往往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商贸流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赵霞等(2014)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指出,消费需求的增长与商贸流通业转型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但是二者关系的变化受到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居民收入决定消费需求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效应。郭伟奇(2016)在研究中指出,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与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联动效应,两者表现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改善居民收入水平是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关键,也是推动商贸流通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刘维芝(2016)从二元结构角度指出,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农村流通业与零售业发展滞后,受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缺乏稳定性、规模化市场需求,也难以吸引商贸流通企业的社会投资。谢乔昕、宋良荣(2016)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指出,商贸流通业发展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弱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受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其积极作用往往表现出较大的时期与地域差异。杜丹清、占智康(2018)认为消费在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消费需求的变化影响商贸流通部门内部行业分工与细化,而两者关系的发展有赖于居民对收入的分配决策。于丞(2018)基于“互联网+”背景指出,消费模式多元化发展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可能,电子商务发展也影响居民收入分配,推动商贸流通模式的相应转变。刘智焕(2018)基于离差系数对商贸流通业与消费的匹配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两者关系的变化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区域发展水平是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原因。

消费是商贸流通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对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的优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消费水平提升与消费结构优化又受到居民收入水平的制约,因此在研究消费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时需要将收入因素作为两者关系演化的第三变量,以探讨不同收入水平下消费对商贸流通业影响作用的演变规律。本文从城乡区域差异的视角出发,借助门槛效应模型对城乡居民收入约束条件下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为商贸流通业的优化转型提供参考。

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理论模型设定

在二元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51元,远高于农村居民的14617元,这也是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较为明显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分析收入约束条件下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时,需要将城乡差异所带来的额外影响效应进行分离。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有效性,首先设定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对消费升级、居民收入与商贸流通业的关系进行线性分析,即以商贸流通业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进行一般线性面板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it=λ1X1+λ2X2+λ3M1+λRM2+λ5W+μit+eit           (1)

此外,采用門槛效应模型分别对城乡居民收入约束条件下消费升级与商贸流通业的关系变化进行考察,模型设定如下:

Yit=α1X1(M1≤η1)+α2X1(M1>η2)+θW1+μit+eit   (2)

Yit=β1X2(M2≤r1)+β2X2(M2>r2)+θW2+μit+eit          (3)

式(2)为以城镇居民收入为门槛变量,城镇消费升级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表达式,式(3)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槛变量,农村消费升级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表达式。式(1)-(3)中,Y为商贸流通业,X1、X2分别代表城镇消费升级与农村消费升级,M1、M2分别为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W为控制变量,λ、α、β、θ代表待估参数,η与r分别为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门槛临界值,μ、e分别代表残差与常数项,i、t代表截面与时序。

(二)数据来源

根据理论模型设定,研究中涉及的主要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门槛变量与控制变量四类,以下为各类变量及数据来源的具体说明:

被解释变量—商贸流通业。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反映地方社会消费潜力的变化情况,也是衡量地区经济与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反映商贸流通业的重要指标,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达到380987亿元,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本文采用各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商贸流通业的代理指标,记作Y。

核心解释变量—消费升级。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居民消费结构也从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逐渐向更高层次的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内容转变,消费结构呈现升级调整趋势,本文采用非食品消费性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衡量消费升级,记作X。消费升级是一个正向指标,即X增大意味着消费升级水平的提升,X减小意味着消费升级水平的下降。此外,为了区别城乡差异,分别将城镇居民消费升级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记作X1、X2。

门槛变量—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反映地方的实际消费能力,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费规模与消费数量必然会发生相应变化。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这种变化也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为此本文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对城乡居民收入约束下消费升级与商贸流通业的关系变化进行探讨,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记为M1、M2。

控制变量——劳动投入、教育投入。劳动力供需结构变化对行业发展具有基础性影响,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也将劳动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本文采用商贸流通业的零售、批发、餐饮、住宿与仓储交通运输业五部门的从业人员总数衡量劳动投入,记作labor。随着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行业结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高素质人才的市场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教育投入水平高低也反映地方高素质人才的供给能力,本文采用各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衡量教育投入,记作edu。此外,为了提高分析的有效性,以城镇居民收入为约束变量时(模型2中),农村居民收入与农村消费升级也被纳入方程作为控制变量处理;以农村居民收入为约束变量时(模型3中),城镇居民收入与城镇消费升级也被纳入方程作为控制变量。商贸流通业、城镇居民收入、劳动投入与教育投入均取对数处理,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采用我国31省区(港澳台除外)各变量的面板数据,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8)。

实证分析过程

(一)数据平稳性分析

一般而言,数据的平稳性与否是面板回归结果有效性的基础,只有在保障数据平稳的情况下,各变量间相互关系才具有计量意义。本文采用LLC检验方法对数据平稳性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来看,各变量水平序列中的城镇消费升级、农村消费升级、农村居民收入、劳动投入、教育投入在1%或5%水平上显著,而商贸流通业、城镇居民收入在5%水平上不显著,即变量的水平序列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均在1%水平上达到显著,即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平稳性要求。

(二)线性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式(1),首先以商贸流通业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进行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对消费升级、居民收入与商贸流通业的线性关系进行考察,表2为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面板回归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到,模型拟合优度R方为0.987,可以解释模型方差变异的98.7%,并且模型的F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达到显著,即模型的理论设计与变量选取较为合理,能够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提供一定解释力度。此外,城镇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农村消费升级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对商贸流通业的促进作用均在1%水平上达到显著;两个控制变量劳动投入与教育投入的影响作用也非常显著。这一结果初步说明,消费升级与居民收入都是影响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变量,不过城乡发展差距导致各变量与商贸流通业的关系变化也存在较大差异。城乡消费升级与收入水平回归系数的大小可以发现,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非常明显,但是农村消费升级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积极作用;城镇居民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608,农村居民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273,意味着城镇居民收入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更强。为了进一步呈现城乡收入约束下消费升级与商贸流通业关系的变化情况,后文进一步给出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三)门槛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根据式(2)与式(3)进行门槛效应回归,表3为门槛效应模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模型2与模型3分别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约束条件下城乡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变化。

从表3中可以看到,模型2中单门槛与双门槛的检验结果分别在5%与1%水平上显著,模型3中单门槛的检验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分别表明在以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为门槛变量时,城市与农村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均存在非线性变化,表4给出了两模型下的门槛临界值与置信区间。

从表4中可以看到,模型2中分别以9.596与10.196为临界值将城镇居民收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水平,即M1<9.596为低收入水平,9.59610.196为高收入水平;模型3中以8.503为临界值将农村居民收入划分为低高两个水平。對比城乡门槛临界值的大小来看,农村居民收入的对数值在高于8.503时即为高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市高收入的临界值,这一结果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地区社会消费仍然存在较大市场潜力。表5给出了两模型下各变量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估计结果。

从表5中可以看到,模型2与模型3的回归结果较为理想,两模型的R方与F检验值表明模型设定相对合理。从模型2结果来看,在城镇居民收入约束下,城镇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在各阶段下均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也逐渐增大。在低收入水平时,城镇消费升级的系数值为0.491;高收入水平时,系数值为0.732,上升了0.241个百分点。模型3中,在农村居民收入约束下,农村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呈现由不显著到显著的变化趋势。在低收入水平时,农村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表现出抑制作用,不过在5%水平上没有达到显著性;在农村居民收入为高水平时,农村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并在5%水平上达到显著。此外,在模型2中还可以看到,在城镇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城镇消费升级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农村消费升级与劳动投入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与教育投入对商贸流通业起显著促进作用;在模型3中,各变量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综合两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居民收入水平高低对农村消费升级与商贸流通业的关系起显著约束作用,在对居民收入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农村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相对有限,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村消费升级的影响作用没有得到很好体现,只有在收入水平不断上升的基础上,农村消费升级的积极作用才会逐渐凸显;城镇消费升级与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也受到居民收入水平的约束,但是无论是在何种收入水平下,城镇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都能够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只是在低收入水平时,其积极作用明显较小。由此可以看到,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升级与商贸流通业的关系存在明显约束作用,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对消费升级正向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

再来看控制变量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劳动投入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在模型2中不显著,在模型3中存在顯著促进作用,意味着在城镇居民收入约束下,劳动规模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依靠劳动数量发展的传统经济模式与市场供需结构出现短期失衡,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呈现递减状态,过度的劳动投入可能会带来资源浪费现象,从而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而城市地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受到的冲击又更为直接,人口红利消失后所带来的劳动力结构性过剩问题更为严重,这也就解释了在城镇居民收入约束下劳动投入对商贸流通业影响作用不显著的现象。此外,在两模型中教育投入对商贸流通业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较为契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知识型、技能型高素质人才的市场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大的社会需求。而教育投入的增长又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奠定经济基础,进而促进市场供需均衡,促进商贸流通业的稳定发展。

结论与建议

收入水平高低影响居民的消费决策,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参考,本文采用2005-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居民收入约束下消费升级与商贸流通业的关系变化进行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在城镇居民收入约束下,城镇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升级的积极作用逐渐增强;在农村居民收入约束下,农村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存在明显阶段性变化,仅在高收入水平时,农村消费升级才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此外,劳动投入与教育投入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也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从上述研究结果来看,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有利于促进地区消费升级过程,也是未来一段时间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途经,而城乡收入差距导致消费升级的积极作用表现出一定差异性。因此,一方面要稳步推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加快落实个税改革方案,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国家在医疗、卫生、养老等方面的服务供给能力,减轻个体税务负担,为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奠定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注重社会资源分配的区域均衡问题,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发挥乡镇企业的区域带动作用,活跃农村市场,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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