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钧

关于“当代著名的新闻家、杂文家、诗人，《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文革’第一位蒙冤自杀的殉难者”邓拓的评传，传世已有廖沫沙等《忆邓拓》、王必胜《邓拓评传》、张帆《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李辉《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宋连生《邓拓的后十年》和李玲《书生邓拓》等佳作，为人们反思“文革”提供了镜鉴。但社会学家和思想史研究者遗憾地发现：在“文革”发动50年后，国人似乎已经忘记了那场浩劫，不仅与那段血腥历史达成了和解，甚至由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某些不满而呼吁“再来一次文革”。因而，为疗救国人的“健忘症”，为免除重蹈“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历史悲剧，曾纪鑫在广泛阅读资料、深入踏察采访的基础上，写成了《笔墨风云·邓拓传》，以期使人以小见大，警惕“文革”死灰复燃。此著是一部颇为耐读、多有发现的传记佳作，因为它“雅俗共赏，融史料的翔实、文学的灵动与理性的反思于一体，将传主放在20世纪风云激荡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叙述了邓拓的生命历程、性格特征、心理状态及思想发展脉络”。

《笔墨风云·邓拓传》塑造了邓拓这位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书生形象”，也由他映射出历史文化基因强大的幽暗力量。忠君爱国的儒家文化、温柔敦厚的耕读家教、新旧杂糅的启蒙读物，以及夏完淳、林则徐、严复等闽人榜样的熏浸刺提，将邓拓型塑成一个具有儒家文化人格的士人。曾纪鑫在写作过程中，很好地把握住了邓拓的人格成长历程及其内在逻辑：邓拓因为关注社会民生，故反对军阀内战；因为爱国抗日，故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因为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和专制暴政的“天才的领袖”，故而对毛泽东表现出无限的忠诚——即使1957年被贴上“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标签，仍忍辱负重，从未进行抗辩；即使“文革”时被诬为“叛徒”和“反党集团”的头目，依然在遗书中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因而曾纪鑫称邓拓是具有孟子“浩然之气”的书生，这一定位是比较准确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论定：邓拓是一个屈原式的忠诚文人，的确具有令人感佩的道德风骨。但若衡之以萨义德的标准则不难发现：邓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应当深刻省思的人格价值问题。

《笔墨风云·邓拓传》揭出了邓拓在宣扬“毛泽东思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人们理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941年6月，邓拓与成仿吾、江隆基、何干等人发起成立晋察冀边区新哲学会，旨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拓1942年7月1日在《晋察冀日报》发表长篇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系统了阐释“毛泽东主义”——倒是毛泽东本人认为斯大林尚未独称“斯大林主义”，而只与列宁合称“列宁-斯大林主义”，何况自己的思想还在发展阶段，尚未成熟，故而毛泽东于1943年4月22日致函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说此时宣传“毛泽东主义”不合时宜。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撰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刘少奇第二天在《解放日报》刊发文章重申了“毛泽东思想”。1945年4月，“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被写入“七大”党章。由上可知，邓拓在提倡和宣传“毛泽东（主义）思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不仅如此，邓拓还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主编”：1944年初，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经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并决定，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直接领导，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毛泽东选集》；晋察冀分局领导聂荣臻、程子华和刘澜涛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时年32岁的邓拓，邓拓以其出色的组织、协调和编辑能力，顺利完成了主持编辑出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五卷本）的任务……

《笔墨风云·邓拓传》既对邓拓的“忠而见疑”和“自杀明志”深表同情惋惜，也将其与廖沫沙等人加以比照，从而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未完成性”进行了省思。1950年，38岁的邓拓担任《人民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并在此后数年的工作中兢兢业业，甚至身体透支，竭尽党报“喉舌”之责。但终因无法适应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而在1957年被批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于1958年调离《人民日报》，此后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所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建领导小组组长等职。然而“毕竟是书生”，邓拓在友人邀请下，1961年先在《北京晚报》开辟“燕山夜话”专栏，后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他的文章受到广泛好评。但他没有料到，“三家村札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成为江青、康生等“挖出”彭真进而“挖出”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突破口。邓拓与吴晗、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后，邓拓不甘屈辱，决心“以死明志”，遂于5月18日凌晨自尽……邓拓1959年2月《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中有言“文章满纸书生累”，似乎一语成谶，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不过令人感慨的是，同样遭遇苦难的廖沫沙却“看得开一些，他性格比较开朗，面对自己的处境，有时还能苦中作乐，来点调侃与幽默。他说：‘最难过的时候，我就要笑。’”不仅如此，廖沫沙还写作《嘲吴晗并自嘲》等诗以排解郁闷……廖沫沙的豁达性格使他得以顽强渡过波劫，并以自己的文笔完成了对“文革”的清算。热爱文史的读者读到这里，也不能不对20世纪的文人自杀现象进行联想与反思：邓拓之死很容易让人想起王国维、陈布雷之死，他们都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死得有些哀怨，死得“悲”而不“壮”。他们是中国传统士人“文谏死”的余脉，也划出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尽忠而死抑或为真理而死，何者才是死得其所？我们由此可以确认《笔墨风云·邓拓传》的深层价值在于：曾纪鑫始终抱有启蒙思想，总能通过作品启迪人们思考深层问题。这大约才是史传文学最重要的“观今鉴古”的启示意义所在吧！

总体来看，《笔墨风云·邓拓传》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福建人文历史和邓拓的人格风骨，也有助于了解《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的历史乃至当代中国新闻史；不仅有助于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文史掌故，也有利于了解“文革”的发生原因等当代中国重大政治问题。而这一切，既缘于传主邓拓诞生于一个“大时代”，也缘于曾纪鑫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沉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