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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锦瑟年华二十载
——纪念北京市政协成立70周年

2019-10-23朱相远

北京观察 2019年9期
关键词:北京日报

文 朱相远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转眼间,北京市政协已迎来70周年了。笔者有幸,从1988年至2008年,共20年直接参与了市政协的活动。当了四届市政协委员,三届常委,两届副主席,还兼任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回首二十载的政协锦瑟年华,感到无比欣慰,无限自豪。现将一些回忆,罗列如下。

1988年,我成为第七届市政协委员,当时白介夫同志任主席。我那时关注的是人口问题,由于我在1979年8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为马寅初平反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3亿》,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与讨论。而1989年4月中旬,在中国第11亿位国民出生日前,《光明日报》又约我写了《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写在第11亿位国民出生前夕》。此文于4月13日发表不久,就被选为初中语文补充教材中的必读课文,作为对中学生国情教育的范文。

1991年,我以政协委员名义参加国际饮食文化大会,发表《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与哲学背景》。因此获奖并收入论文集,转载于许多报端。

1993年,我连任第八届市政协委员,并兼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提出“改革现行宴会模式”的提案,被全国政协列为“一号提案”,并得到江泽民主席的批示。曾接受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采访。经过两年实验,终于成功。从此,国内一切会议接待皆改为自助餐,招待国际友人的国宴也改为分餐制,后被称为最具实效的一项政协提案。

在其后的第八届全国政协会上,我提出在每年12月中旬确定一天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建议当天中午南京全城鸣笛致哀。后得到江苏省政府的回复,他们同意此提案,并还要建设“大屠杀纪念馆”。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提升为全国哀悼日。2016年江苏省电视台专门派小组来北京采访我,并于哀悼日当晚播出。1995年,我提出《泛京战略》,建议将首都与周边河北等地区连片发展。此文由当时市政协主席王大明批转政府部门参考。由于1997年香港要回归祖国,我又提出《97香港回归大典方案》,由全国政协万国权副主席转交国务院港澳办。我还收到港澳办的回文,对此方案将择选采纳,并表示感谢。

1996年的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我被选中大会发言,题目为《收入分配与精神文明》,获得长时间掌声,会后此讲稿被许多媒体转载。

1995年,我在国内首次提出要发展文化产业,发表了《试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十大关系》。并组织市文化局举办文化经纪人培训班,共办了八期,每期我皆去做主题报告。后来在刘淇同志大力支持下,北京文化产业占GDP的份额,为全国之最。

1996年12月31日的《人民政协报》发表一个记者对我的采访:《朱相远好点子名闻京城》。这是对我积极参加政协活动的肯定。

作为千年之交的纪念性建筑物,中华世纪坛于2000年12月21日全面竣工

1998年,我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和民建中央副主席,参加中央党校的党外人士学习班,结业时我的总结发言为《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新观念》。后来被发表于多种刊物,并被作为中央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2014年,中央统战部黄副部长要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批示,今后统战工作要以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作为指导,而我是“始作俑者”,故邀我参加讨论。

同年,我提出建设世纪坛、迎接新千年的建议。当时贾庆林同志主持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专门邀我在会上发言,讲解这个活动的历史意义。后来又发表于《北京日报》上。我还被任命为世纪坛筹建领导小组副组长,一年多的时间里,专门从事世纪坛的总创意与筹建工作。

1999年除夕之夜,我有幸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介绍世纪坛的建筑与创意,并随领导人登坛迎接2000年的到来。这次盛典由全球各时区的50家电视台联播,观众高达45亿人。由我撰写的中华世纪坛序,也被刻在世纪坛的碑石背面。这283字的中华世纪坛序,在社会上竟引起广泛共鸣。如今,许多中学、大学生在各种纪念活动中,经常集体朗诵这个“序”,以表达共同的心愿。

2000年3月,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正在参会,从报上得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参加“三讲”活动时,有“三个代表”的提法。当时我感到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具有划时代意义,就连夜写出一文《新时代,新论断,新发展——关于“三个代表”论断的学习心得》,并寄给《光明日报》。当时该报政治理论部一位姓张的主任不敢拍板,问我此文有什么“来头”,有什么“背景”,我说就是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有感而发。后来他请示了总编,总编建议,一字不改,全文刊登,文责自负。结果在3月20日的光明日报上,全文刊出了。不到两个月,5月中旬,中共中央就提出“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全国掀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

2001年,我作为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员,赴莫斯科参加申奥活动,申奥成功后彻夜难眠,连夜写成《成于一旦,惠及百年》的长文,除被许多报刊发表外,还获中央统战部征文的一等奖。申奥成功后,我又写出《从雅典到北京》的长文,探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贾庆林同志将此文复印多份,转送中央领导参阅。

2001年,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首次提出开发空中水资源的建议。此建议被许多媒体发表,后被政府采纳,拨款数亿元,专门成立了人工干预气候办公室。不仅部分解决了干旱问题,后来还成为国家解决西北干旱的一个重要决策依据,也被许多地区编入中学语文补充教材。

2002年6月24日,我在《北京日报》发表《曹雪芹与卢梭》的长文。通过对18世纪这两位东西文化巨匠的比较,说明东西方文化应当融合。此文后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传播。2002年我总结参政议政的经验,写出《如何做好社会活动家》一文,获中央统战部2002年度优秀征文一等奖。

2003年突发非典,人人自危,引起全国性恐慌。我冷静分析,发现心理因素大于病理因素,就写出《非典型事件的典型意义》,指出非典是现代文明的“软灾害”,是多种矛盾的交织。呼吁人们不要过度紧张而造成心理压力,非典必能很快平息。此文得到媒体称赞,广为传播,连飞机上的航空杂志也转载了。我还写信给刘淇同志,提出两项建议:一是要求上街的救护车,尽量控制少鸣笛,以免人心惶惶;二是要求电视、广播等媒体,多增加让人发笑的相声、小品类节目,以调节人们的心情,增加愉悦感。刘淇同志欣然批转有关部门。我还率领一批著名文艺界人士如金曼、方明、郭蓉等到非典重点医院去慰问白衣战士。

2003年秋天,我参加中央统战部在怀柔红螺山基地的党外人士学习班,人逾百名,时达十天。我将学习心得写成一篇《红螺山札记》,后全文发表于《人民政协报》,并荣获2004年中央统战部理论征文特等奖。这个《札记》中,首次提出统一战线的“同心圆”概念。圆心都是中国共产党,用一个半径画出第一个圆,这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联盟。其后把半径加大,再以同一圆心画出更大的圆,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联盟。再把半径延长,画出第三个圆,称为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联盟。最后,再把半径加大,画成第四个同心圆,称为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联盟。四个同心圆,代表社会上四个不同层次的人群,他们都是中共领导的不同范围的统战对象。现在常讲“画好同心圆”,其最初的出处,就是这篇获得特等奖的《红螺山札记》。我因此而感到欣慰。

2005年,我随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古巴,回来后发表《难忘哈瓦那》一文,被许多媒体采用,引起广泛议论。

2006年,我针对经济发展问题,写出《树立现代财富观——重视非物质无形资产财富的价值》一文。此文于四五月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新华文摘》等70多家报刊媒体刊登、转载。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同志,还将这篇文章复印,批发市级领导阅读。

为了针砭时弊,更新人们的陈旧观念,我还公开发表了《树立新的义利观》《新的诚信观》《新的异同观》《新的文化观》《新的国际观》《新的教育观》《新的天人观》《新的时代观》《新的民族观》《新的共富观》《科学的领导观》等文章。

2006年12月11日《北京日报》发表我的长篇论文《论斗争与和谐地位转化的哲学基础》。当时“和谐”一词已写入《党章》与《宪法》,但长期的“斗争哲学”,只讲“斗争”不讲“和谐”,现在又强调“和谐”了,这是一道必须破解的哲学难题。我从东西方哲学的差异、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两种不同性质、对辩证法认识的深化等四个方面,回答了这一难题。

2007年,中共要召开十七大,我针对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倡“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而提出还要“加强个人品德建设”,否则那“三德”皆无基础。此文发表于8月16日的《北京日报》及其他媒体,引起重视。果然,在其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就将“个人品德建设”加进去了。

2010年12月22日的《北京青年报》,以整整一个版面,发表我的长文《宋代才是世界领先》。以大量史实证明:宋代是中华民族古代经济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此文产生较大影响。

2011年12月19日,我在北京日报发表《“北京精神”的三个特性》一文,受到刘淇同志的点赞。

从2014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被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2年4月9日,我在《北京日报》发表长文《七大洲由来的考证与反思》,引起广泛重视。2012年7月30日,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长文《人类面临第三次大变革》。2012年11月5日,我在《科学报》发表长文《三大人种与两大文化》,此文后被译成英文,在美国流传。曾有人将译文送给当时的副总统拜登,引起他的兴趣。2012年我提出《积极发展文化金融产业》《重视艺术品的财产属性》,不仅发表于各种媒体,还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同志的重视,他批转给几位有关负责同志。我还收到国家文物局的肯定性回文。

2015年,我在《经济界》杂志发表了《从严治党的新思路——耗散结构理论的导入与运用》,此文引起各方重视,2018年被人民出版社选入《新时代经济学思维》一书的首篇。

2016年我写出上万字的《量子力学创新哲学思维》,后被《战略学报》发表。细算起来,我曾公开发表过的文章约三百余篇。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传印大师爱读我的文章,他评价为:“有内容。”

2017年秋,由于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对我的《论东西方文化与新型大国关系》的英译本感兴趣。我专门赠他一副藏头联:“拜结中美合作平台;登攀世界和平高峰”。拜登收到对联后十分高兴,用手举着照了一张纪念照,托人转送给我。这也算民间外交活动的一例吧。

以上是我对自己担任连续四届市政协委员及其后的一些回忆。这并非炫耀自己的业绩,而是客观反映我国政治协商民主体制,调动各方力量参政议政的无比优越性。仅以此文纪念北京市政协成立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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