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磊

摘要：本文系统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科技事业发展历程。首先，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科技事业主要采取的是国家驱动的发展模式，即由国家动员科技队伍，投入科研经费，决定科学发展的方向、规模和最终目标。虽然在十年“文革”期间科技事业遭到严重的扭曲，但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科技事业初见规模，为随后的科技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新模式从最开始的引进消化模仿再创新，逐渐转变到集成创新，最终的目标是增强各个领域的原始创新。到2018年，我国科技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多项创新指标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最后，本文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指导方针，正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为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中国70年;科技创新;技术模仿;自主创新;“三步走”战略目标

一、引言

从1949年到2019年，短短的70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巨变和伟大飞跃;从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到不断解放生产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统销到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物资短缺、凭票供应到中国消费引擎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劲动力。在这70年里，中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不足100元激增至2018年的39251元;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8.3万亿元;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50年的41.3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万亿元;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亿吨增加到2018年的6.58亿吨，等等（国家统计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努力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庄严承诺，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健康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合理，整个国家经济逐渐步入辉煌时代。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共和国70年的历程恰好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科技创新发展史。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共和国70年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计划经济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科技事业主要采取的是国家驱动的发展模式，即由国家组织动员科技队伍，集中投入科研经费，并决定科学发展的方向、规模和最终目标（崔禄春，2000;钱斌，2010;夏梁、赵凌云，2012;张玉明，2015;任文华，2018）。但是，当时党中央对如何领导科技工作尚处于探索时期，科技政策缺乏稳定性，使得科技工作受到了相当大的挫折，这主要表现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以及十年“文革”（崔禄春，2000）。不过，在苏联的帮助下，以及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口号激励下，我国科技事业初见规模，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科技水平差距，为随后的科技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为后来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科技事业高速发展阶段，技术创新具有政府外生干预和市场内生演化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中国政府围绕人才、资金、市场、高新技术行业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科学规划，如《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前者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指导方针，确定了8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后者明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及具体步骤。又比如，1992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策略，获得了大量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了中国整体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已先后经历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如今正进入创新驱动阶段，这就要求实现技术创新模式的重大转变（邢炜、周孝，2016）。根据以往文献，技术创新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原始创新。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过度依赖技术引进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创新模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从改革初期的引进消化模仿创新，逐渐转变到21世纪初的集成创新，最终的目标是自主创新的能力。

經过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科技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多项指标跃居世界前列，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从1949年至今，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19657亿元，同比上年增长了11.6%，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18%，该研发强度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直接反映创新成果的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数量由1988年的0.56万篇增加到2018年的39万余篇，论文总数位居世界第二;虽然我国1985年才正式建立专利制度，但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由1988年的0.478万件激增到2018年的154.2万件，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其中，2018年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34.6万件;在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2018年我国科研人员总量达到535万人，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在校学生3650多万人，每年毕业的博士生近5.5万人，同样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3万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为1.78万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未来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18》报告，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在2016年达到1.93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占当年GDP的17.6%。综合来看，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落后、模仿逐步迈向跟跑、领跑的水平，逐步迈人创新型强国行列，2018年中国整体创新能力位列全球17位，是前20位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和“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中长期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仍存在诸多不足和短板，特别是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高端核心芯片、精密加工仪器、基础软硬件、集成电路等方面差距明显。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制造业规模虽然大但是科技含量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性高，国家创新系统效率偏低，区域协同创新能力较低等。为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党中央及时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了全面部署。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其中，2020年的短期目标又包含三个关键指标，即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5%。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科技基础十分薄弱，学习苏联的先进科技是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科技发展策略。但是当时并没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去吸收消化这些先进科技，于是分批次派出了大量专家学者以及留学生去苏联交流和学习。当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协定后，党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口号，并将战时积累的“大兵团协同作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丰富经验运用于科技领域，创造了一系列奇迹。比如我国科技史上辉煌的“两弹一星”成就。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科技水平较低，当时的创新模式并不明晰，既有消化吸收再创新，也有原始创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创新模式从最开始的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逐渐过渡到整合国内外技术资源的集成创新，最后到广泛开展自主研发（原始创新），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科技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创新能力的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党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渐形成的。比如，90年代初期，政府开始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目的是引导外资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希望并通过消化吸收这些先进技术，最终形成我国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虽然“以市场换技术”的确在短时间内使我国获得了一些技术资源，但是也使中国形成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这种依赖既表现为内资企业对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大量进口，也表现为外资企业对母国研发资源的强烈依赖，使得该策略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创新的衡量指标

现有的创新衡量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创新投入的衡量，如研发投入或强度、科研机构和人员数量等;二是基于创新产出的衡量，如新产品产值、专利申请量或授权量以及科技论文发表量等。其中，研发投入和专利数据是学术界最常用的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下面，我们详细介绍这两种衡量指标，以说明中国目前的科技创新水平。

1.创新投入：研发投入或强度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研发投入指的是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包括统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改革开放之前，统计局没有系统记录研发经费支出，所以本文主要考察1978年后中国研发投入的变动情况，如图2所示。在加入世贸前，国内R&D经费支出虽然逐年增加但总体水平较低，说明中国科技发展还处于恢复重建期，政府主要采取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等策略，国内企业通过消化吸收外来先进技术进行二次创新。加人世贸后，国内企业通过整合国内外技术资源，开始进行自主研发创新，所以R&D经费支出大幅增加。2018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19657亿元，同比上年增长了11.6%。不仅如此，近年来R&D投资增速保持世界领先。以2010-2018年间为例，我国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12.4%，而同期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为2.6%、2.4%和0.7%。不过用R&D经费支出衡量技术创新存在一些缺陷。首先，研发投入并不能直接和技术创新化画等号。研发投入量有时会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目标等（ Kleinknecht，1987;Chengand Lei，2015）。其次，由于各国测量方法不尽相同，用R&D经费支出进行跨国比较时需谨慎解释。

于是，有学者提出用研发投入强度（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技术创新力度，如图2所示。在改革开放初期，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研发投入基本持平但经济增长迅速。经过一段时期调整后，研发支出所占比例逐渐增加，特别是2012年以后，该比例持续超过2%，2018年更是达到2.18%。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利用研发投入强度进行跨国比较，帮助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图3描绘了1996-2018年中国、日本、美国和欧盟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很容易看出，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随着政府出台各种激励政策以及调整科技发展策略，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迅速增加，2018年甚至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创新产出：专利数据

用专利数据来衡量技术创新的做法最早出现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Schmookler（1962）的文章，他利用1836-1957年美国铁路运输业、农业、造纸业和石油加工业的专利申请量来考察这四个行业的技术变革情况。专利数据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者Griliches（1990）认为，专利数据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信息来源，它在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以及创新信息的披露等方面具有其他指标不可比拟的优势。专利数据之所以能够广泛应用于经验研究，主要得益于专利数据库的构建以及高性能计算机和相关软件的普及。

计划经济时代，知识私有观念受到批判，知识产权制度失去了生存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虽然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颁行了相关条例（如《商标管理条例》）对著作权、发明权和商标专用权给予保护，但保护的范围和时间有限。1983年3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上，《专利法》获得通过，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确立了发明创造作为无形的技术商品应受法律保护的地位，为人们尊重和保护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无形财产权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专利的申请阶段，根据专利类型的不同，可分别称为发明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获得授权之后，分别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由于其原创性更高，因而比后两类更受重视。在专利申请数据和授权数据的选择问题上，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部分学者认为专利申请量更能表征技术创新，这主要是因为专利授权环节涉及诸如审批流程、管理者偏好等人为因素（王斌和谭清美，2013），而且更长的时滞也容易引起信息失真（Schmookler，1962）。Burhan et al. （2017）则认为，發明人可能出于战略性动机去申请专利，甚至不以获得专利授权为目的，故而专利授权更能衡量技术创新。此外，也有学者使用专利的引用率来量化技术创新（Paci and Usai，2009）。

表l给出了2001-2018年国内三种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不难发现，自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专利申请量稳步增加，说明企业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技术创新。特别是原创性较高的发明专利，2018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54.2万件，连续七年居世界首位。相对于申请量，专利授权量更加值得关注。当申请人递交专利申请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就会根据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等审查每个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审查特别严格。专利未被授权有多种原因，正如上文提到的，企业可能出于战略性动机去申请专利，但原创性不够是最主要原因。就我国而言，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量相对较多，而发明专利授权量远远小于专利申请量。以2018年为例，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只有34.6万件。这充分说明企业虽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创新，但创新的质量却无法令人满意。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习惯于吸收消化再创新，缺乏过硬的自主研发能力。要想在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中国政府还应该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激励企业提高自主研发能力。

三、计划经济时代的科技改策梳理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世界科技史上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学技术水平停滞不前，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1949年前，除大学外，全国科研单位只有42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仅600余人。一些新成立的科研部门和需要大量设备经费的项目，完全没有条件开展。不仅如此，很多研究工作带有盲目性，脱离了现实，普遍存在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开展科学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同时，科学研究本身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必须与人民的现实需求相结合，使得党和政府需要对科技工作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本节首先介绍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背景并参考以往文献（崔禄春，2000;薛建明，2007;钱斌，2010;葛莉，2012），我们将该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如图l所示）：第一，共和国科技发展奠基阶段（1949-1955年）;第二，中国科技曲折探索阶段（1956-1965年）;第三，“文革”期间科技扭曲停滞阶段（1966-1977年）。

（一）共和国科技发展奠基阶段（1949-1955年）

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连年战乱，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门类残缺不齐。如何在短期内恢复工农业生产，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是党和国家、也是中国科技界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1949年9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以下简称《纲领》）。《纲领》第43条就强调：“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科技方针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以科学的思想肃清反动和落后的思想，积极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密切配合，使科学研究真正服务于新国家的农业、工业、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实践证明，这个方针适合当时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直到今天，此科技方针中的某些方面依然适用。

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后，在原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并调集了大批优秀的科研人员加以充实。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产业部门也相继成立了一批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成立极大鼓舞了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他们相继回国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迅速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到1955年，全国科研机构增加至842个，科研人员增加至42.5万人，建立起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科研队伍，为今后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1949-1955年期间，由于党和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于巩固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所以科技事业发展缓慢，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团结改造培养科技人才

科技人才是发展科技事业的决定性因素，但共和国成立初期科技人才极其匮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技队伍是首要任务。这一时期，党中央主要采取三种途径组建科研队伍：改造团结旧有科技人员;争取海外科学家;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1951年秋，党中央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并从教育界延伸至整个知识界，最终形成了全国规模的运动。全国科技工作者也纷纷响应党中央号召，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自我改造运动。经历这次改造运动后，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政治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天地，同时也需要他们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贡献力量。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国外工作的科学家回国效力，据统计，至1955年底，共有一千多名侨居海外的科学家相继回国，如赵忠尧、华罗庚、李四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日后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团结教育现有科技工作者、引进海外人才的同时，党也注意培养新的科技人才。1952年，依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教育部开始对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即参照苏联办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院系，或建立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全国招生人数大幅增加，到1954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达到25万余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人数达到66.9万人，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科技工作人员。通过上述三条途径，科技队伍迅速成长起来。到1955年底，全国各类科研机构增加至840多个，科研人员增加至42.5万人，他们日后成为科技攻关中的中坚力量（张玉明，2015）。

2.全盘学习苏联先进科技

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科技基础十分薄弱，学习苏联的先进科技是我党的主要科技发展策略。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标志着苏联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提供科学技術援助，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54年10月，《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订，这标志着中苏学术界、科学界正式展开学术交流，加强了在科学技术领域内的问题咨询、合作研究。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总共对华援助了156个项目。1950年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第一批大型工程项目共计50个。这些项目主要包括1O个煤矿、11座电站、3个钢铁企业、3个非金属企业、5个化工企业、7个机械企业、7个国防企业和1个造纸企业。1953年经中苏双方协商后，又新增了91个援建项目，涉及领域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煤矿、炼油、重型机械、动力和电力机器、化肥、火力发电、医药等。1954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再次增加了15个工业项目，并大幅度提高了援助项目的技术含量。综合来看，这156个苏联援建项目包括煤炭25项，建设规模为采煤2165万吨、洗煤950万吨;电力25项，装机容量280万千瓦;钢铁7项，铁产量670万吨，钢产量630万吨;炼油2项，产能170万吨;化工7项，合成氨15万吨，硝酸铵18万吨;有色金属11项;机械24项;轻工l项;医药2项;其余为军工项目，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崔禄春，2000）。不难看出，这156个项目主要是围绕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技术引进，帮助中国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入了工业国行列（周红，2018）。到1957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6%，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9%。其中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3年的135万吨几乎增长了4倍;煤炭产量为1.31亿吨，比1952年增加了98%。同时，应中国政府邀请，苏联分批派出千余名技术专家到中国进行技术指导，并向中国各工业部门累计提供8400多份科技资料。1957年苏联给中国提供了P2导弹，它是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试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张现民，2018）。

除了技术援助和交流，中国还先后派出1000多专家赴苏联考察学习。另外，为适应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需要，中央确定了“严格审查，争取多派”的方针。在1950-1956年期间，我国还向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6700多名留学生，形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苏联东欧“留学热”。根据当时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派出的留学生主要培养成了工农业科研部门的管理人才或高校教师（崔禄春，2000）。

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学习引进苏联的先进技术有它积极的一面，即苏联模式有利于克服过去科研工作无组织无计划的盲目状态，强调科技工作的集体性。在当时的国情下，党和政府正需要组织全国科技力量群策群力解决当时最迫切的技术难题。但是，完全照搬苏联的科技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度依赖苏联、忽视提升自主研发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等问题，而且时间愈长，这种体制的弊端就愈明显。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到，由于新中国没有经验，导致各方面照抄苏联，创造性很低，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3.科研与国家建设需求密切配合

1950年6月，政务院指示中科院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力求与国家建设需求密切配合，纠正以往脱离实际的盲目研究，使科学家从狭小的个人圈子走出来，走向农村和工厂，迎接经济建设的新高潮。1951年3月，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明确要求中科院与各部门科研机构加强联系，从政策上保证科研能够联系实际，配合国家各项建设，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一系列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为配合工业基地的选址和建立，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如先后对黑龙江、黄河中游、西藏等地区进行综合考察;为开采和利用各种资源，地质工作者在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进行考察，发现了煤、铁、石油等矿藏，并绘制完成了三百万分之一的全国地质图;为配合基础建设的需要，科技工作者还建立了一大批气象观测台站，提高了气象预告的准确度。在工业领域，冶金工作者开展了选矿、耐火材料、球墨铸铁等攻关项目的科学研究，对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化工工作者则成功研制出“666”等农药并投入使用，极大程度地支援了农业生产。1952至1955年，科研人员成功研发了约3500种新机械设备，其中包括谷物联合收割机、l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单轴自动车床等，标志着中国机械制造技术开始走上了自行设计研发的道路。在实施苏联援助的156个重大项目的过程中，我国科技人员通过和苏联专家的交流，初步掌握了矿山和交通运输工程、现代化工厂的设计和施工等技术。除此之外，农业科技人员主动走进农村，进行防治病虫害研究河农业技术改造，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在医药卫生方面，我国病理学家、细菌专家、昆虫学家等积极参与1952年反对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斗争，从科学上证实了美国反人道罪行。在此期间，我国医疗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基本消灭了霍乱、天花、性病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性疾病（崔禄春，2000;钱斌，2010）。

总的来说，1949-1955年是共和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奠基阶段，党和政府确立了“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科技发展总方针，这也是共和国成立初期各种科技活动的出发点和基本准则。在该方针指导下，党和政府迅速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并在苏联的技术支持下，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初见规模。虽然党的科学技术政策还不够完善和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偏差，但此階段的科技发展和积累为随后六七十年的科技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科技曲折探索阶段（1956-1965年）

经过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努力，中国科技事业逐渐步入正轨，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初具规模，科技水平稳步提升。但总体说来，科技人才还是十分缺乏，科学技术水平仍然较低，即便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大多也只是二三十年代的水平。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范围内以核工业、电子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新技术逐渐成熟。国家领导人敏锐地觉察到新科技革命的出现，充分意识到中国科技水平与世界的巨大差距，产生了追赶发达国家的紧迫感。于是，在1956年举行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了一系列务实、宽容的科技方针政策，其中包括第一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该《规划》具体提出了57项重要科技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迅速增强我国科研实力，力求在短时间（12年甚至更少）内让某些关键部门或行业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具体实施，该《规划》又提出了12项重点任务，包括生产自动化和精密仪器、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高技术领域（崔禄春，2000）。

但是，当时党中央对如何领导科技工作尚处于探索时期，科技政策缺乏稳定性，使得科技工作受到了相当大的挫折。这主要表现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党中央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心扭转不利的局面。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半年多的讨论，最终形成了《科学工作十四条》。它是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全面总结，是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基本准则，是研究机构今后工作的战斗纲领。另一方面，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343份专家合同及补充材料，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而且带走了全部资料和设计图纸，使我国一些重大科研项目一度被迫中断。然而，巨大的困难并没有压垮中国人民，广大科技人员在思想上纠正了过分依赖苏联技术支持的错误，之后提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口号。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方针，是对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与引进外援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具体來说，我们强调独立自主，但不排斥，相反更加要求我们通过一切可能途径积极地购买和引进先进技术。

60年代初中国开始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加之它们也需要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出口，这给中国引进西方国家成套技术提供了条件。1964年，中国政府先后与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金额达13127万美元，其中现汇交易3050万美元，延期付款金额为9126万美元。这15项成套设备是：（1）日本供应的五项：年产11000吨第一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年产18000吨第二套维尼龙成套设备，每小时产乙炔1100立方米的干式乙炔设备，气动与电动量仪工厂成套设备;（2）荷兰供应的年产16万吨的尿素工厂;（3）英国供应的三项：年产10万吨合成氨厂，年产5000吨的聚丙烯成套设备，年产28000吨的高压聚乙烯成套设备;（4）法国供应的二项：年产7500吨的丁醇、辛醇成套设备，磁带地震仪勘探设备;（5）意大利供应的三项：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转口阿尔巴尼亚），年产5万吨合成氨所需要的重油气化装置，年处理10万吨原料油的铂重整联合装置;（6）联邦德国供应的年产36000吨乙烯、22000丙烯石油裂解及烃烯分离装置设备（牛建立，2016）。上述成套设备中，有IO项是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所需的，其余项目同发展中国机械、石油工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些设备和技术都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

1962年底，国家对《规划》的执行情况提前进行了全面检查。可喜的是，绝大多数科研项目已经完成;全国科研机构从1956年的381个增加到1296个，各主要学科和关键技术领域几乎都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科技人员由6.2万人增加到1962年的近20万人。从科研成果看，《规划》任务的提前完成解决了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批科技问题，填补了我国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空白，发展了电子学、计算机、原子能等新兴学科，并为今后科技和国家建设事业的继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国防科研的成果尤为突出。1961年，党中央决定以研制“两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的发展。1964年10月，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总的来说，《规划》提前五年完成，大大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科技水平差距，使中国科技实力达到世界先进国家三四十年代水平。《规划》之所以能提前五年完成，主要原因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建立了国家科学管理模式，即由国家动员科技队伍，投入科研经费，决定科学发展的方向、规模和最终目标。此外，中国共产党战时积累的“大兵团协同作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丰富经验也起到关键作用。

总的来说，1956至1965年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就科技领域而言，这十年是我国科技曲折探索时期，虽然经历了数次挫折，但最终还是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以至于后人将这个时期称为我国科技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特别是，我国在科研队伍培养、科研机构建立、科技成果研发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而言，全国专职科研人员从1952年的8000多人增加到1965年的12万人，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不仅如此，全国各类科研机构从1955年的8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1714个，翻了一倍多。在科技成果方面，我国在1959年成功突破了世界上已研究IOO多年的高炉冶炼钒钦磁铁矿技术;60年代初期中国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批水稻矮化良种并开始大面积推广;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1965年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结晶。所有这些科研成果为我国科技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几十年赖以进行现代化科技事业的技术基础、骨干力量和工作经验，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时期积累起来的。

（三）“文革”时期科技扭曲停滞阶段（1966-1977年）

1966-1976年，全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极“左”的科技政策指导下，我国科技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扭曲，呈现出停滞状态。一系列反科学活动接踵而来，使广大知识分子和科员人员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严重阻碍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持续拉大了我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首先，部分科研机构被肢解甚至解散，大批科员人员遭受批判和打击。以中科院为例。1965年，中科院拥有106个研究所，职工6. 03万人，其中科研人员2.19万人，基本上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的科学研究中心。经历“文革”到1973年，中科院仅剩53个研究所，职工3.52万人，其中科研人员只剩1.35万人，1975年研究所数量一步减少至36个。其次，大部分科技人员失去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崔禄春，2000）。硬件方面，部分研究基地被损坏，大量的试验设备、研究资料等被销毁，一些已初现成果的研究课题被取消。研究经费也大幅消减。中科院1967年的研究经费只有1965年的16%，虽然1970年以后略有增加，但1976年的经费还是比1965年减少了三分之一。再次，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科技人才的培养出现了一个断层。保守估计，十年“文革”使中国少培养了lOO万名大学生，科技队伍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无法获得有效补充（钱斌，2010）。最后，国际科技交流活动几乎全部中断，把学习外国视为“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和“爬行主义”，结果是继续拉大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差距。1977年邓小平估计我国科技水平落后发达国家整整20年。不过，“文革”后期，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了“旨在改善民生”的对外引进方案，即“四三方案”，拟用三至五年时间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总价值为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周磊，2017）。这些重大引进项目，于1982年实现了全部投产，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年“文革”期间，国防科研事业是唯一取得丰硕成果的领域。我国在“文革”期间成功进行了多次核试验，仅在1966年就成功进行了3次核爆炸;1966年lO月，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1967年6月又成功爆炸了自行研制的氢弹;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l号”。此后，我国又进行多次氢弹试验和卫星发射。这就是我国科技史上辉煌的“两弹一星”成就（薛建明，2007）。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两弹一星”的功勋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总的来说，十年“文革”中诸多错误科技政策对我国科技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总结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四、改革开放40年的科技创新发展

1975年，鄧小平同志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率先对旧有的科技体制进行全面整顿。同年7月党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建议。中科院借此机会整理完成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该提纲从十个方面阐述了科技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等，明确提出中科院今后十年科学研究的三项基本任务：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若干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邓小平同志对该提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观点。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此后，中国人民开始了技术创新的伟大实践。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科技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2018年我国多项与技术创新相关的指标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本文将根据中国创新模式的演进，将改革开放40年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讨论（林苞、雷家骕，2016）。图4描述了1978-2018年国内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和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支出）额（折合为人民币）的变化趋势。通过比较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分析出中国创新模式的演化过程。具体来看，1978至1991年，国内R&D经费支出和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支出）额都非常低，说明经历“文革”后，中国科技事业还处于“恢复重建期”;1992至2001年，政府实施了“以技术换市场”策略，在图中表现为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支出）额超过了国内R&D经费支出，故将此阶段描述为“引进模仿期”，即引进和模仿改进国外技术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到2011年期间，随着对“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反思和2006年“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国内R&D经费支出开始反超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支出）额，故将此阶段描述为“整合自创期”，即企业整合国内外技术资源，谋求自主研发创新;2012年后，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更加注重自主研发，反映在图4中就是国内R&D经费支出持续超过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支出）额，故将2012-2018阶段描述为“自创提升期”，即开展更加广泛的自主研发，同时借鉴国外高水平创新，进一步升级上一阶段获得的自创成果。基于上述分类，本文接下来将通过介绍每个阶段政府实施的创新激励政策、创新成果等来解释中国创新模式的转变。

（一）恢复重建期（1978-1991年）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对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会还审议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是我国第三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该《纲要》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指导方针，确定了8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知识断层后，知识终于再一次作为信仰出现。随着科技界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知识分子相关政策得到落实，从此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拉开序幕。除此之外，国家和地方科委逐步恢复工作，中科院大批研究机构重新开始运作，并相继成立了一批新的科研单位。在经费投入方面，政府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时代下中央财政拨款制度，科研经费严格按照预算下拨，不过临时追加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1988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处于第一重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位。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恢复和重建期。

在恢复重建期，中国政府“摸着石头过河”，遵循“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进行技术创新。“走出去”指的是各级政府领导人、企业负责人及科技人员出国进行考察、交流、学习，在考察交流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可以接触到国外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企业创新模式等。“引进来”指的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政府和企业逐渐了解到国内外技术水平的巨大差距，激发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强烈愿望，加上国内对改变“短缺经济”局面的诉求，引进国外技术水到渠成。比如，1980年9月，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分别与美国西屋公司（ Westinghouse）签订了《汽轮发电机组和锅炉技术转让与购买部分零部件合同》，共计购买了176项技术。除了中国政府和企业主动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外资企业也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积极寻求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其主要方式是和国内企业合资或者合作办厂，生产适用于中国消费者的新产品（雷家骕等，2019）。比如，1985年德国大众公司决定与上海轿车厂合资办厂，中德双方投资比例各占50%，成立上海大众企业有限公司。在敲定合作伙伴后，首款引进车型成为当时最需要考虑的事情。为此由中方代表团提出两条原则：一是中级轿车，并要具备当时最高技术水平的工艺和技术;二是车型的适用性要宽，既可作公务用车、商务用车，还可用作出租车。德国大众按照要求提供了当时正在研制、还没有上市的一款中级轿车——桑塔纳（ Santana），从此开始了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进程。现在来看，“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策略无疑是正确的，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迅速弥补国内某些工业产品的供给短缺。

同时，我国科技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83年11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一亿次以上的巨型计算机“银河l号”;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动工兴建，为我国带电粒子物理研究和同步辐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1985年，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和运营的第一座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1986年，在高科技领域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党中央审时度势，启动实施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88年，国家科委制定实施了“火炬计划”，着重发展计算机、微电子、激光、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重要领域;1991年，为了加强基础性研究，国家科委又制定了“攀登计划”，极大促进了数学、物理、化学、地学、天文、基础医学、生物学、农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

在恢复重建期，由于依然存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方式，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各类科研院所与高校缺乏必要的配合，导致研究项目重复;第二，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导致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第三，科研院所普遍存在吃“大锅饭”的现象，研究人员效率低下，间接造成经费浪费。因此，旧有科技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引进模仿期（1992-2001年）

1992-2001年是中国技术创新的“引进模仿期”，核心思想是引进、学习、模仿，重点是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这些技术，进行“国产化”研发，生产更适合中国消费者的产品。1992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双重经济体制运行下出现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在此背景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此后，政府开始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以市场换技术”指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其目的是引导外资企业进行技术转移，通过消化吸收这些先进技术，最终形成我国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提高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图4显示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支出）额从1992年开始逐渐超过国内R&D经费支出，说明当时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成果。但是，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骨干企业，合资必须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按中国长远利益发展，我们让出巨大的市场，我们就有资格要技术，要利润。

在实践中，“以市场换技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成倍增长。根据图5，1992年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很低，在“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刺激下，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大幅增加，从1992年的110.1亿美元增长至2001年的468.8亿美元，翻了三倍有余。二是投资领域大幅拓宽。虽然外商直接投资遍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但1992年之前以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居多。1992年中国政府开始放宽投资领域，过去被视为禁区的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航空、律师、会计等，已经允许外资试点投资，过去限制投资的土地开发、房地产、宾馆、饭店、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也逐步放开和扩大外商投资（汪海波，2018）。三是国内市场加快开放，内销比例进一步放宽。过去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销控制很严，许多外商欲投资的大型生产型项目，多年来一直谈不下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卡在内销上。1992后，中国政府决定对高新技术项目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其中一些项目以内销为主，甚至是100%内销。当然这种开放是有条件的，主要涉及以下几类行业：高技术行业，包括新兴行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进口替代行业，大多属于基础原材料工业;大型生产性行业和重化工业等。

除了高速推进“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在该阶段，党中央还把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为基本国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战略部署。1993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实施“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211工程”正式启动。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正式启动建设。除了扶持高等院校，国家对其他科研机构依然大力扶持。1998年，中央支持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科研机构。除此之外，早在1994年，中科院就率先实施了面向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百人计划”，吸引了大批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工作，这些高层次人才逐渐成长为我国21世纪的科技领军人才，带动了我国科技创新整体水平的提升，有效解决了当时人才断层问题。不少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日益成为创新的知识源和创业的孵化器。表2给出了2001-2018年高等学校的研发情况。不难看出，无论是从研发机构数、研发人员数还是从研发经费支出来看，高等学校的研发投入都是逐年增加的。正因为如此，高等学校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都大幅增加。以专利申请量为例，2002年只有6778件，到2018年增加至318383件，增加了近50倍。另外，直接反映创新成果的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数量由2005年的6.3万篇增加到2018年的39万余篇，位居世界第二。

（三）整合自创期（2002-2011年）

2002-2011年是中国技术创新实践的“整合自创期”，主要特征是整合内外技术资源，谋求自主研发创新。根据图5，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大幅增加，但是国内开始质疑和反思“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有效性。一些学者注意到，虽然“以市场换技术”的确在短时间内使我国获得了一些技术资源，有助于迅速构建完整的现代技术体系，但是也使中国形成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这种依赖既表现为内资企业对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大量进口，也表现为外资企业对母国研发资源的强烈依赖，前者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有限，后者反映出外资企业对转让先进技术的严格控制，两者都表明“以市场换技术”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夏梁、赵凌云，2012）。同时，大跨国公司的进入对当地市场构成了冲击，外资企业的垄断局面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大大弱化了技术引进效应。因此，亟待调整“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即在继续坚持用市场换取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还应该强调企业的自主研发创新，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进入其国际生产、销售和服务网络。特别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国内企业不得不直接与发达国家企业展开直接竞争，进一步突显了進行自主创新的紧迫性。

五、未来中国科技创新与发展：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

当前，在全球经济政治面临深刻变化的新格局下，科技创新已逐渐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各国竞争合作的一个重要手段。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国家创新战略，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谋求在未来竞争中保持和占据领先地位。最近几年，全球研发投入始终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各种创新资源主要流向空天地探测、人口健康、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颠覆性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势必加速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形成全球创新新格局。在此背景下，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了创新型国家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即要在2020年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要圆满完成“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需要按照“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进行布局，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双轮驱动”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抓创新首先要抓科技创新，补短板首先要补科技创新的短板。科学发现对技术进步有决定性的引领作用，技术进步有力推动发现科学规律。要明确支撑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加强科学探索和技术攻关，形成持续创新的系统能力。体制机制创新要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关系，统筹推进科技、经济和政府治理等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一个体系”就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建设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六大转变”就是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要素从传统要素主导发展向创新要素主导发展转变;产业分工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创新能力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资源配置从以研发环节为主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统筹配置转变;创新群体从以科技人员的小眾为主向小众与大众创新创业互动转变。

面对当前政治经济科技大变局，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成为国家战略和全社会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根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央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行了全面的部署。第一，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推进各领域新兴技术跨界创新，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推进产业质量升级。特别是要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不断催生新产业，创造新就业。高度关注可能引起现有投资、人才、技术、产业、规则“归零”的颠覆性技术，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发，力争实现“弯道超车”。

第二，坚持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探索目标相结合，加强对关系全局的科学问题研究部署，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品产业创新的整体水平，支撑产业变革和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一批支撑高水平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平台。适应大科学时代创新活动的特点，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突出学科交叉和协同创新的国家实验室。

第三，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具体而言，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发展格局。东部地区注重提高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全面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中西部地区走差异化和跨越式发展道路，柔性汇聚创新资源，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和应用，在重点领域实现创新牵引，培育壮大区域特色经济和新兴产业。

第四，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发主体活力，系统提升各类主体创新能力，夯实创新发展的基础。具体而言，需要培育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除此之外，有必要构建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比如，发展研发设计、中试熟化、创业孵化、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各类科技服务;完善全国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发展规范化、专业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第五，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在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重点领域，部署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面向2020年，继续加快实施已部署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聚焦目标，突出重点，攻克高端通用芯片、高档数控机床、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油气田、核电站、水污染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新药创制、传染病防治等方面的关键核心技术，形成若干战略性技术和战略性产品，培育新兴产业。面向2030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尽快启动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重大项目，在量子通信、信息网络、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重点新材料和新能源、脑科学、健康医疗等领域，充分论证，把准方向，明确重点，再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

最后，加快建设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围绕重要学科领域和创新方向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对青年人才开辟特殊支持渠道，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面向全球招聘人才。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创业人才激励和吸引政策，推行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让各类主体、不同岗位的创新人才都能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得到合理回报。同时，要发挥企业家在创新创业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倡导企业家精神，树立创新光荣、创新致富的社会导向，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收益和财产权，培养造就一大批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创新型企业家，建设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① 熊彼特有两条著名的假说，即熊彼特假说（Schumpeter's Hypotheses）：企业规模越大，技术创新就越有效率，即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具创新性;技术创新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垄断促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