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璇

即将于201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正吸引着各地的目光。按照筹备计划，这场国际盛会的自行车赛和马拉松赛将在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内的东湖绿道上进行。

东湖绿道是我国最长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环湖绿道，它与北京环二环绿道、南京环紫金山绿道、上海黄浦江滨江绿道等生态廊道，都是近年来国内绿道建设的典型代表。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绿道的意义不仅在于铺路种树，城市规划的总体思路、生态环境的综合整治、治理水平的提档升级，都可以在绿道的建设中一一体现。

多规融合

广东省是国内较早开展绿道建设的省份之一。2008年，广州增城的“增江画廊”绿道便已开始投入建设。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勇曾多次参与省内的绿道规划，他对记者说，绿道体现的是几类功能的结合。

“绿道将城市中散点分布的绿地连接起来，串联起一个个绿地斑块，成线再成网，在这样的过程中，绿道将生态廊道、景观廊道、慢行廊道、休闲廊道、通风廊道结合在了一起。”

因为绿道具有多种功能，在选线上要相应地考虑市政、水务、交通、绿化等方面的要求，于是，多规融合成为不少绿道在规划时采取的策略。

多规融合，并非简单的多种规划内容的叠加，而是要协调各方来让绿道实现效益最大化。

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绿道工程负责人卜绍玮对记者说，通州区北运河健康绿道是在规划时先将北运河沿线的平原造林规划，漷县、西集、潞城镇的镇域规划，北运河的水利规划等整合在一起，统筹协调，然后才归纳出了一条最适合北运河绿道的选线方案。

北运河健康绿道建成后，将周边现有的林地、平原造林地、水资源、旅游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进行了串联。

在绿道整体规划上，各地也都根据各自的城市规划特点“因地制宜”。例如，成都计划以“一轴两山三环七道”作为绿道主体骨架，将其贯通整个城市；北京市绿道的总体布局为“三环、三翼、多廊”，其中通州区作为城市副中心，又以“四廊六环”为骨架结构。

绿道能否实现最大程度的贯通，关系到项目的成败，因为绿道的关键作用就在于串联起沿途的绿色空间。

道路的堵点、断点是绿道贯通中常常需要处理的难题，而在基本已经成型的高密度城市中“挤”出绿道的位置，需要考虑的问题更是纷繁复杂。今年上海在建设苏州河绿道时，普陀区仅7.5公里的绿道规划就需要打通13个断点。

在罗勇看来，“贯通绿道，首先在选线时就应做好规划蓝图，尽可能消除一些障碍，在之后的实际操作中，也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推动、参与。”

罗勇注意到了广州科学城依山而建的“云端绿道”，一座座空中桥梁架在不同的山体之间，串联起了公园、广场、酒店和若干科技孵化器。他认为，“贯通绿道的方式有很多，办法总是能想出来的。”

生态优先

绿道串联起城市中的公共绿地空间，起到了改善环境、固土保水、调解城市“小气候”等作用，本就是一项生态工程，因此，在绿道建设的过程中，生态优先是基本原则——设施的建立、有别于规划的设计，背后常常是生态保护的理念。

“在东湖绿道，自行车道与步行道是分行的，按照规划，步行道宽度不低于1.5米，自行车道宽度不低于6米，而在修建狭窄的磨山道时，为保护路边的27棵大树，自行车道为树木‘让路，宽度调整为4米。”武漢旅游发展投资集团东湖绿道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

与一般绿道相比，滨水绿道在提供休闲健身空间的同时，要承担更多的生态保育功能。例如，北京什刹海西海绿道，在沿岸的浅水区种植了荷花、芦苇、菱角、菖蒲等水生植物，并为野鸭等动物提供了栖身之地。东湖绿道则打造了13条生物通道，如为野兔、松鼠等小型动物设计了可以穿行的管状涵洞和箱形涵洞。

此外，水体治理也是滨水绿道建设中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成都“一年治污，两年筑景，三年成势”的锦江水治理，与锦江绿道的建设是一体的。广东省则明确提出要建设“万里碧道”工程，形成绿道和碧道交相辉映的生态廊道。

在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东湖绿道公司负责人看来，绿道建设也改变了城市与湖区的关系：“此前，城市更多是在向东湖索取，围湖造田、围网养殖、填湖建设房地产等，令城湖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状态，这也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粗放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绿道建设并对水体进行治理，目前东湖水质达到了40年以来的最优值。”

从长远来看，围绕着城市绿道建设而进行的生态修复，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城市“留白”的效果。

“建成绿道后，这块地就谁也拿不走了，可以说是为城市预留了未来发展的空间。”罗勇说。

城乡一体化

早在2010年，罗勇所在的团队便参与了《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2012年，团队又参与编制了《广东省绿道网建设总体规划》，这也是国内第一个省级绿道网规划。

实际上，国内的绿道在建设规划之初便带有尝试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进区域内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实现系统性提升的特点。

“通过串联城乡空间，绿道可以成为带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纽带，为市民进入乡野提供入口。”罗勇说。

近年来，广东省全面打造绿道“升级版”，其中就包括推动绿道网向绿色基础设施升级，在绿道网建设的基础上，开展绿色基础设施全域覆盖行动，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说，绿道建设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推动了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居民到乡村进行休闲健身、旅游消费。

“通州区绿道建成后，将会有大量游客到绿道周边旅游消费，带动通州旅游增长，绿道沿线村集体经济会进一步增长。绿道建设也将为沿线居民带来绿道维护、卫生管理、治安联防等直接就业岗位，以及自行车租赁等间接就业岗位。”卜绍玮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绿道与全域旅游，在理念上也有相通之处——绿道可将区域内重要的旅游资源一一串联，并带动沿线的旅游观光、交通、运动健身、餐饮娱乐等产业发展。

例如，广东“升级版”绿道建设将与南粤古驿道线路相结合，以“双道融合”带动沿线乡村振兴和古驿道的活化利用，让古驿道颇具潜力的旅游资源得以开发。

值得留意的是，绿道在打通区域生态廊道的同时，也不断与区域、城市的新定位进行对接。

2019年《粵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后，罗勇所在的团队立刻发现了绿道对于大湾区的意义：“绿道将在粤港澳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也在与香港、澳门就绿道进行交流。”罗勇说。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的绿道建设，也及时与其新定位和新需求相匹配。

“绿道的整体景观，已成为通州疏解非首都功能、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一大亮点。”卜绍玮说。

管理和服务仍需提升

绿道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绿廊系统、慢行系统、标识系统和配套服务设施等，因此在建设之初便要注意到种种细节。

例如，上海沪闵路上的绿道本为地铁5号线的防护绿带，树木浓密，人们“看得见”而“走不进”。为此，闵行区绿化园林管理所调整了植被，抽稀植物密度、增加色叶树种和观赏树种，此后行人四季都能走进绿道，欣赏不同的景致。

与公园相比，绿道空间开放度更高，人车混行是容易出现的问题。对此，武汉东湖绿道制定了规定：绿道全线禁行燃油燃气机动车，只允许电动观光车、自行车和行人通行，或从湖面坐船游览。

事实上，在不少绿道的设计中，骑行道与步行道是分开设立的，但在具体使用中却时常出现人车混行现象。

在骑友老竺看来，绿道管理者还需要投入更多心力：“如果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一样来普及绿道上骑行道、步行道的使用规则，‘乱入的情况想必会减少很多。”

目前，很多绿道设置了驿站、休憩站。例如，武汉东湖绿道就在沿线搭建了驿站和服务点，每个门户驿站都设有驿站管家，负责责任片区内的全部物业管理和服务事务。上海浦东滨江绿道上也设置了“望江驿”休憩站，每一个休息站都由所属街道负责维护，运营管理主要由志愿者完成。

尽管如此，对于更为精细的服务需求，绿道也还存在准备不足的问题。

“我们在绿道上骑行，如果车胎爆了，很多时候都需要自己想办法，驿站里是有休息的地方，但是这些设备就比较欠缺。”来自新加坡的骑友吴克尧对记者说。

绿道上开展的活动正日益丰富，人们呼唤的，则是更为高效的管理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