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茹

“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教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这是德国评论家龚特尔安德尔对卡夫卡的评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卡夫卡本人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归属感的缺失容易使人生发孤独感，并最终导致负罪感的产生。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中的约瑟夫·K正是这一情感转变过程的最好印证。

K在银行工作，职位不低，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融入生活之中，无论是在城市里的还是在乡村里的，这一点体现在他的人际关系上。他租住在一栋公寓里，但是和其他的租客并不熟悉，在逮捕事件发生之前，他甚至没有和住在自己隔壁的布斯特纳小姐有过交流;他的表妹在他所在的城市上大学，然而他并没有探望过她;他在工作方面很出色，但是和同事的关系处理的并不好，他觉得副经理总是在和他勾心斗角并想要取代他。K自乡下来到城市，他努力地想要进入上层社会，所以他勤奋工作，然而那些所谓的上层人士并没有接纳他，就连银行经理对他好也只是为了抗衡副经理。在物质基础不足够的情况下，他和中下层阶级的人一起租房住，显然他并不想和他们有什么交集，即使是和房东古鲁巴赫太太交谈时，他的心中也带着对其的鄙夷和自身的优越感。K从乡下来，可他不认为自己是乡下人;他想要成为城市人，却得不到认可。这种境况导致了K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使他缺乏归属感。

归属感的缺失自然而然地使K生发出无可奈何的孤独感。在公寓里被逮捕时，K在督察面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向督察伸出自己的手，但是督察拒绝了和他握手。他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以至于在和古鲁巴赫太太交谈时，他一直在纠结——“她会跟我握手吗”。然而，古鲁巴赫太太并没有与他握手，这使他顿时感到分外疲惫。在发生了这些事后，K一直坚持要和布斯特纳小姐谈一谈，即使需要等到很晚、即使布斯特纳小姐明确地表示并不介意那些人在她房间里所做的事情。这一切行为都印证着K无力的孤独感。当他表达意见时，没有人赞同;当他想要和人交谈时，没有合适的对象。他融不进这个社会，所以他拼命地寻求别人的认可，不再顾虑阶级之分，他只是想找人说一下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件怪异的事，可惜没有合适的人。孤独感的加剧使K产生了自我怀疑，进而导致了他的负罪感。

由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归属感的缺失导致了K的孤独感，而孤独感的加剧又导致了他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源于身份认同困境之后的自我怀疑，这本就潜伏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他最脆弱的一面。当别人宣告他有罪却并未告訴他具体的罪名时，他已经在心里给自己定了罪——他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但是理智以及常识告诉他，这并不是一种切实的罪过，所以被告有罪的初期，他表现的满不在乎。然而，当身边的所有人都开始提醒他——“你有罪”的时候，他开始惊慌、手足无措，他接受了叔叔的建议去找律师，接受客户的建议去找画家，甚至试图通过女人来减免罪责。荒诞吗？荒诞，可是此时的他已经处于被这种负罪感击溃的边缘，他必须尝试一切方法自救。他分辨不出幻觉和现实，他已经失去了理性。本书最后，K平静赴死，这意味着负罪感打败了他，他放弃挣扎，选择接受自己的命运。

初读《审判》的时候，我只觉荒诞甚至有些滑稽;然而细读过后，却觉得有种深深的、化不开的悲哀。这种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追寻在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在上演，却始终无解。别人给的定义、世界给的定义、自己给的定义一直是矛盾的，到底选取哪一种解读，这是贯穿每个人的生命的一道难题。非常难，但是又不能就此搁置，人不能揣着糊涂装明白;而对这一问题的探寻本身也是对人生意义的一种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