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晨明 陈华栋

摘  要：基于优化工作效果、丰富研究手段的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命题被学界率先提出并开始研究。2017年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又进一步提出了健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评价机制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的现实支撑。但“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研究是否可行、应用现状如何、实施瓶颈在哪，等等，都有待进一步探索。文章从内涵界定、应用分析、限度边界、优化建议四个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可行性;瓶颈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9）13-0170-04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mand to improve work effect and enrich research metho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uantification" was proposed and researched firstly by educational circles. In 2017， a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ssued Outline of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2017， which further pointed out the problem to perfect the Quality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uantification" gradually become the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owever， wheth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uantification" is applicable， what's the actual situation， where is the bottleneck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ll other problems still require further explor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uantification" from connotation definition， application analysis， limit boundary， optimization suggestion to put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uantification; applicability; bottleneck

2017年12月教育部發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要健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评价机制，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创新评价方式”。由此，尽快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方式被提上日程，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定量化发展恰恰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方式的方向之一。但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是否可能定量化、哪些方面的工作可以定量化、定量化的操作路径是什么，回答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对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研究、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效果，显得迫切且必要。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的相关界定

在传统意义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研究，主要是研究者根据自身经验和感觉来进行选择或取舍，多数是定性的研究方法。但随着人们各项活动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各种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引入一种新的能促使研究人员更为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行为的研究方法，即定量化研究方法。戴钢书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量化研究。他在《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量化方法》中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定量分析通过对人思维中的精神状态、认识强度、行为表现和社会生活环境进行操作化处理，把人主观领域的意识、态度、感觉等转化为可视察的行为，然后加以精确地测量、运算，探索在特定历史环境的背景下人的思想行为、精神状态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及数量变化，从而为了解人们所处的思想认识变化、行为表现和具体环境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依据”。[1]

在研究初期，许多学者认为定量与定性研究之间无法交流沟通，更谈不上相互借鉴，俨然是研究方法的两个派别。定性化研究简单来说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社会学早期出现过两个不同分支的研究方法，其中包含“定量的系统概括性分支”以及“定性的人文主义推论性分支”，这两种不同分支各以不同方法为中心，甚至衍生出极端定量研究的“帝国主义”和极端质性研究的“分裂主义”。在早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大多学者以定性研究为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定量化方法在金融、管理学科之中盛行，并逐渐延伸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刘健伟在《论思想政治工作的定量化》一文中指出，定量化与定性化统一的过程包含对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由表及里、由量到质的观察、认识和分析，前者与后者为相互包含的关系，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真正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程度。[2]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定性方法是定量方法的基础。司忠华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研究述评》中指出，定量方法目的是测定研究对象的数值或求出各个组成成份之间的数量关系，它的使用一般基于已经确定了研究对象的性质，再深入了解所含各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因此，定性方法是定量方法的基础，定量方法是定性方法的精确化。[3]冯晓丹在《定量分析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應用》中指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决策过程中，定量分析要保证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而定性分析也必须要由量来规定，通过二者的互补使得决策在充分保证正确性的前提下尽可能的精确化”。[4]郝粉霞在《浅析层次分析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的应用》中提到，在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评价中，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能使得结果更加客观。定性方法对于一般而言是一种抽象的语言表述，注重自然场景、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以及开放性思维。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能够更满足评价有效性的需要，使得评价更具有说服力和可行性。[5]在如今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运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研究方法的学者不占少数。在大众媒体与无线网络的带动下，思想政治的定量化工作研究中利用网上调查分析、依托平台精确数据等已经逐渐普及。

定量研究可以简化为研究问题的因果，但最重要还是在于厘清对研究问题的解决、分析和发现关系。定量化以找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内部的因果关系为目的，那么这种关系可以形象地利用函数关系式来反映，即因果关系式：y=f（x1，x2，x3，....，xn）。这一关系式高度反映出事件内部因果关系的本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定量化，探索的就是在活动中的各种f（x）。无论谁对思政活动进行研究，都可以视为针对特指的思想现象和思想过程的规律性，即f（x）的认识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的主要应用分析

随着党中央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都要从经验型逐渐向科学型进行转变，通过借助更为科学的评价机制、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根据具体的功能应用不同，可将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的相关活动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定量分析的技术应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定量分析中，目前使用的定量统计分析软件有SEM 、SAS、S-plus、STATA、SPSS 等。研究者通过理解数据的分布区间，即分布的均值、标准差、极大值、极小值，并对样本的质量和数据问题重新评估，避免了逻辑误差的出现。学者通过这些统计分析软件，把原始数据转变为这种软件可识别的形式。基于P值的检验以及原假设显著检验是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得到最广泛运用的统计假设检验方法。王林春、朱军文在《汉译高等教育名著影响力的文献计量分析》一文中，就基于维普数据库，以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1994-2015年期间被引情况进行了多维度分析，从而能够直观展现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力主要的影响领域、变化趋势、施引期刊以及受影响较大的学者和机构。[6]在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可以事先对总体的参数或者总体分布形式做出假设，然后运用样本数据来判断这个假设是否成立，也就是判断原假设与实际情况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对已经举办的主题教育活动重新分析时，可进行原假设显著检验，分析影响假设结果与实际结果偏差的原因，从而能够科学地给出完善主题教育活动的意见。

（二）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技术模型

因果推断模型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普遍运用的一种典型模型，它是借鉴自然科学中实验的理念而演化出来的一整套定量研究方法，包括随机试验、自然实验、断点回归模型、倾向分数配对法等。这些方法主要是为了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自选择偏误。自选择偏误指的是“在定量分析中将事物划分为几类典型，在对事件进行概率估计时，过分强调这些典型的重要性，而忽略另外存在的潜在可能性的客观存在”。[7]而解决“老师相信‘学习好的学生就是‘道德品质高的学生”这种偏见问题，就要建立因果推断模型。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识课对大学生的影响现状时，就可以运用因果推断模型。通过构建层次分析模型、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向量和各指标权重的一致性检验，借助数据库等工具并运用层次分析，把大学生的课堂时间、样本人数、总体成绩等量化数值引入评价体系，从而得到一个操作性强且科学客观的评价方法。像这样的定性化研究和定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之后思想政治课程的创新意义重大。

（三）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研究的操作方法

定量化分析主要分为六个研究步骤，即提出研究问题并确定研究问题的方法适用性、确定待解释或验证的假设、设定对假设进行测试的研究设计、获取统计分析数据、选取统计分析软件处理数据并进行假设检验和研究者对检验结果进行解读并作出结论。上官莉娜《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现状与反思》中指出，部分研究者通过引用统计图表和分析数据的方式，能够与采用质的描述性和分析性资料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实现质性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方法的互补。[8]

刘新庚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将“模糊数学量化模型”插入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方法上，赋予决策模型背景相应的模糊性，并在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方法中运用了线性规划之类的矩阵方法。[9]戴钢书的《思想政治教育统计研究方法论》探讨了统计研究量表制作法、测量实施法、样本抽样法、问卷设计法、对象比较法、统计研究软件法、相关分析法、现象详析法、结构证明法、因子抽象法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使用。[1]王斌在《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评估模式创新及其实现途径》一文中，构建了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模式的思维，制造了评估模式绩效的具体模型。他将定量方法的逻辑性原则运用于定性研究方法中，使得定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更为有效，并提出了价值标准和目标引领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模式，可以通过嵌套分析的方式将案例研究与统计分析结合在一起，即把定量研究的方法运用于定性研究中，使得定性研究的结论更加科学化，更有说服力。[11]

三、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应用的瓶颈、限度与影响

真正使用定量化研究方法研究思想政治问题的学者在现如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仍然占少数。并且有些在选取抽样样本时，往往用非随机抽样的样本去概括总体的属性，这种方式往往使得调查结果不具有代表性，不能彰显总体的特点。抽样中的随机并不是指“随意”，它需要一定的程序和规则约束。由于人的思想信息的复杂性、定量化工具的局限性和思想工作者自身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定量化仍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并不能替代其它的研究方法。

（一）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研究的主要瓶颈

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定量化研究的认识和方法有待进一步普及。在2009年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成果中，采用定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仅占0.04%，而采用经典权威法、思辨法和经验总结法等传统研究方法的论文高达99.96%，定性研究方法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流。定性研究是建立在一群精心挑选的规模较小的样本个体上的，这种研究往往不具备统计的意义，其需要凭借研究者的实践经验、相关技术以及直觉，才能较为清晰地洞察研究对象的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动机和他们可能带来的影响等。这样的研究方法不对各种行为的数量关系进行研究，往往对各种认识达不到定量与定性结合方法所达到的全面、深刻和精准的程度。相对而言，我国有不少学者对现代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的认识相对缺乏，他们往往缺少对定量研究的学习条件，很多时候他们只能通过纯文本的论述表述自己的见解，最多也只是对一些二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定量化的“模糊度”问题仍待处理。由于对定量研究方法不够熟悉，使得研究者在使用定量化方法分析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常出现“方法运用不科学，结论有待再商榷”的情况。例如，在一些思想政治教育问卷中常用 “非常不满意，不满意，还算满意，满意，非常满意”之类的量表或用“1到5”的数据来调查问题，但是所谓的“不满意”、“还算满意”究竟指代着什么含义，“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还算满意”和“满意”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一个受调查者的“还算满意”和另一个的“还算满意”可不可能指的是两码事，等等。也就是说，这些图表以及数据其实并没有准确地说明研究者原本想表明的社会现象、人生经验，没有达到调查者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些看似是操作技术和数据收集不当，但实际上代表着用数据代表社会现象和个人经验太过于局限。

（二）思想政治教育过度量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程中，如果每个问题都希望通过“假设、检验、抽样、统计、样本分析”定量研究环节来展开和支撑，则可能会出现量化过度的现象，进而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分析陷入模型化和计量化这种的狭窄思想牢笼之中。一旦陷入过渡依赖定量化研究方法的怪圈，研究者总想通过建模来研究复杂的人类思维的方式，忽略了社会科学学术论辩的优势，导致被自然科学约束，思考模式单一化，更不能拓展学术思维。张羽平在《试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过度量化的危害性》中指出，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不可重复性、心理的复杂性以及范围的不确定性，过度量化将直接导致因果被抹杀，并且论证观点变得局限，导致最终结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不相符。[12]过度量化掩盖了潜在的信息来源，忽视了有关质的研究分析，导致研究者对问题本质片面理解化甚至曲解化。定量分析只是参考现行的教育体制并对变量之间的数值关系做出相应估计，这些数据并不能变革教育体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若直接忽略社会文化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影响，只是大量地运用定量化分析其运用中可以容纳关系的结果、理论以及变量范围，更直接缩小到易于定量的哪些关系和变量，即使是使结果更精确化，但无法深刻理解某些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实质。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定量化必须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度”。

四、对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研究的前景展望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研究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定量化的发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刘建伟在《论思想政治工作的定量化》中指出，由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差异，而各种差异之间联系密切，定量分析方法的客观基础就存在于这些差异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数量规律之中，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2]刘新庚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指出，定性分析时难免陷入直观的臆断的前提，被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的主观因素所左右。将定量分析方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以有效的避免面对涉及到几十个变量、几百个调查对象和几千个数据的研究调查时定性方法存在的不足。[9]在定性分析时难免被主观臆断左右，加入有效的数据调研則能使调查的有效性增加。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具备理论思辨、定性结论以及实践经验，还需要精确评估、数理统计和最优化决策，两种方式相互结合才能达到最优化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主要解决其活动中各因素的数量变化、数量关系等问题，即精确度问题，所以定性研究中也应具有量的规定性，二者相互补充才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在保证正确性的前提下保证精确化。

（二）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研究应用的边界

在如今定量化的具体技术处理手段方面，已不拘泥于传统的百分比分析、列联分析和因子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正向着更广、更深的层次发展。大数据时代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世代分析、虚拟变量回归等多种新型研究方法应运而生。通过利用大数据特有的“4V”特点——高速（Velocity）、多样（Variety）、价值（Value）和大量（Volume），使得定量化研究从一开始的关注因果性转向了关注相关性。定量分析方法中又新出现了统计分析方法与计算机语言合流的模式，且许多国内外学者开始大量运用R语言和Python语言从事社科类的定量研究。哈佛大学的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他们已经将R语言与统计分析成功结合，形成像RCE、Zelig、Consilience等的新型软件。为处理过去无法处理的研究议题，定量化方法试图采用以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为客观条件的新兴研究手段，这是AI和机器学习算法的普及前所不能做到的。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成立的“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实验室”尝试通过搭建基于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模型来预测国际冲突事件和社会群体性事件。基于机器学习算法与人工智能的量化模式与传统的利用“诠释”为导向的统计分析法相比较而言，更加注重对于模型的预测能力。等人工智能和定量分析结合技术成熟之后，完全可以针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或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度等各种思想政治工作指标进行预测。

此外，社会科学研究中查尔斯·拉金的定性比较分析和扎得的模糊集合分析也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定量化带来了启迪。得到丰富的成果，对于需要结合定性化和定量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极为适用。

同时灰色模型决策方法能对思想政治工作有针对性地起到很好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面对的客观事物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决策者所面临的绝大部分问题，是不可能用某个标准程序或模式来概括的。决策者做出的往往是偶然发生的或无先例可循、具有大量不确定因素的非常规型决策。而灰色模型决策能解决很少有重复性的问题，能够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和条件。

（三）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方式、过程、结果相结合的整体，其研究程度最终反映了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水准。对于定量化操作的指标体系而言，要遵循整体性、系统性原则。对特定的因果分析，即y=f（x），在相关关系界定清楚的基础上，研究者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影响因素x，并且求解y=f（x）。相比较而言，定性研究大多利用访谈或文献资料等方式，采用叙述性手法，而定量研究则会通过调研得出的数据，运用统计分析的手法。定性化和定量化之间的区别更多的是在于具体使用的技术技巧，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方面。不管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在因果的逻辑分析过程中都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很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设计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结合，定性研究的深入性可以使得尝试建立的因果体系更加清晰和准确，定量研究的规范化可以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具有普遍性，所以厘清定量与定性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关键。以主题教育活动决策为例，在这种类型的活动中存在着不同的环节——以什么为主题、活动的地点、时间等的选择、活动的具体开展方式等。当做决策时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有定量化与定性结合的可能，所以过于关注一个阶段的决策因素而得出片面的结论，势必影响最终的决策结果。在定量化与定性化相结合的实施过程中紧密联系教育目标，重点、动态和选择性地进行选择操作，才能够最终做出合理的决策结果。

五、结束语

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使用单纯的定性分析方法的惯性依旧存在，使得在依赖于第一手数据的定量分析的应用上有所欠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科研成果的论证性不够充分，存在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及成果只是对问题或变量所做的概念界定或描绘，并未对假设进行检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缺乏全面综合的具体方法论，特别是经验与实证相結合，即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不足。改进定量化操作体系指标时一定要考虑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现状。

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需要加强借鉴应用与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以及计算机网络结合发展起来的定量化研究方法，由此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学术化水平的提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化应用的不断创新，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明晰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推动教育行为主体的发展，依据有效的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体系进行重建以及完善，最终达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科技化水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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