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可滢

摘要：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是低端全球化。麦高登的《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是低端全球化研究的代表作，其中指出了新自由主义与低端全球化的关系。因此本文将通过评析麦高登的低端全球化研究，使低端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的未来。

关键词：低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重庆大厦

低端全球化是指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在全球化的研究当中对低端全球化的研究比较少见。低端全球化更需要研究者深入长期的田野调查。麦高登的《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是低端全球化田野调查研究的一部代表作。同时，低端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研究低端全球化有利于梳理与低端全球化相关的商品流通、道德法律、人群沟通等各方面之间的密切联系，以此探索发展中国家接触全球化的逻辑思路。麦高登的研究将香港“新自由主义”与“低端全球化”紧密结合，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他通过对比分析高低端全球化的运作和规则，对不同群体经历的访谈梳理，以及列举在边缘地带的宗教种族冲突的解决案例，来印证他的研究预设。但是按联系研究法来看，麦高登的研究没有从更宏观的角度做联系分析，例如新自由主义都从哪些非经济领域潜移默化地影响这批外来务工者;也没有深入分析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法律的运行机制对低端全球化的影响;在结尾他提出低端全球化或许会成为世界的未来，但也没有列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笔者认为，低端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低端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为其他经济体制推动或管理低端全球化发展提供借鉴。理清新自由主义与低端全球化发展的逻辑关系，才能正确预判低端全球化能否成为世界的未来。

新自由主义为低端全球化保驾护航。据麦高登阐述，从宏观的角度，新自由主义确实对世界造成负面影响，但在香港，新自由主义对商业的重视大于一切，而作为低端全球化的商业中心重庆大厦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大致是良好的。从这里可以看书作者是站在重庆大厦的角度来发表见解的。对于低端全球化的参与者来说，新自由主义带给他们的福音首先是“许可”。香港有较为宽松的签证条例，即便访客没有提前申请签注，但也能在港逗留14-90天，对于亚非商人来说，这些时间足以完成购买过程。若亚非商人签证逾期或处在非法逗留的时间段，从实际操作来说，警察也不会严格地按法律遣返这些商人，这无疑是为亚非商人争取更多的时间交易。麦高登将香港的经济描述成“如野马一样自由运作”，从法律层面来说，重庆大厦内贩卖假冒伪劣制品是常态，吸毒贩毒反而比这类交易受到的处罚更严重，这种交易一般都会被默许，对于香港宏观经济来说，若强行清理了这块，香港的资本市场也许会萎缩。而对于贫困落后的非洲来看，纵使商人带回来的是质量低劣的产品，但足以让他们接触到全世界。参与低端全球化的国家以广阔的市场需求积极地反作用于香港新自由主义。从社会环境来看，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下的重庆大厦符合人们的理想预设，对于亚非商人来说，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首要面对的是安全与歧视问题。据访谈对象John Mukasa的描述来看“不论你是不是香港人，都会依法受到对待”由此可以看出香港是一个安全的法治的社会，而且华人对非洲人的歧视问题也逐渐消失，在包容性极强的社会环境下，亚非商人更是如鱼得水。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虽然会带来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同时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重庆大厦是他们逃离发展中地区贫苦生活和通往锦绣前程的机会，在更富足的资产阶级社会上工作也增强了他们有朝一日获得成功的信念。

新自由主义在个人层面体现得更加明显，新自由主义倡导个人主义。麦高登观察到重庆大厦内部甚少发生冲突，每个人都各赚各的钱“这里没有国籍，只有钞票”直接反应了在大厦内部生活的人一切都是向“钱”看，为了经济利益，尽量减少矛盾和摩擦。同时世界主义也让道德更加宽容，伊斯兰教徒从一开始唾弃到后来同情性工作者也正体现出在追逐金钱或生存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弱化道德。

新自由主义与低端全球化存在对立面。书中作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相当少，麦高登认为重庆大厦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一个关键矛盾是政治人权和法律以及经济权益之间的差距，前者是吸引避难者的原因，但后者却不是。大多数低端全球化参与者缺乏应有的法律保护，在为新自由主义贡献的背景下，这显然是不公平的。重庆大厦整体的运行机制可以概括为“法无禁止皆可为”，从正当交易的过程来看，商人之间以信任为经商基础，他们需要承担高风险。从财产安全的角度来看，低端全球化参与者被盗窃后会如上所说，只能依靠同族人的人脉和力量解决问题，而非寻求暴力机关——警察的帮忙，这也反映了行政力量在涉外关系上的空缺。麦高登也指出，对于大部分低端的小商贩，如果他们在全球各事务上完全遵纪守法，那无疑是经济自杀——法律限制了他们旅程中迈出的每一步，所以他认为他的采访对象触犯法律只是技术问题，也就是法律对于低端全球化参与者来说还有巨大的完善空间。这一切的原因都要归结于他们就处在法律的暗区，他们给香港带来了新发展新机遇，但是却无法保证其法律和经济权益，他们可以算是法律上的弱势群体。可以设想，这种不平衡的权利关系长期存在可能会影响边陲国家对香港的想象，进而对低端全球化产生负面影响。

影响低端全球化的非经济因素。除了以上提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低端全球化仍面临着群体融入和城市规划等问题。以广州为例，中山大学的李志刚教授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考察广州市民众对黑人群体的接受程度，研究反映与黑人有较多接触的群体对黑人的接受程度较高。在面对不同种族时，民众心理接受程度不会太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黑人的歧视更多的是出于“嫌贫爱富”的心态，而不是种族观念。因为中国的社会也没有很清晰的种族概念。改革开放仅四十年，传统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很快适应外裔人口群居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来到中国的黑人动机纯粹，只是来做生意赚钱，且并不打算移民中国，所以黑人融入中国社会的主动性还是比较低。

广州也与重庆大厦面对同样升级改造的问题，重庆大厦可能会被提升环境，也可能会被拆除。2014年后的广州发生了改变，夜市随着城市的“亮化工程”全部消失。城市也好，大厦也罢，这对于原住居民来说实属提升生活质量，但对于亚非商人来说，美化工程消灭了他们的交易场所，他们的交易成本也会由此上升，低端全球化中心也呈现出转移的趋势。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下的低端全球化距离成为世界的未来仍有一定距离，同时在香港人的眼中，重庆大厦是危险的落后的灰色地带，这种观点也需要被扭转。显而易见的是重庆大厦的这种全球化模式缺少运用于全球的包容性和普适性。不可否认的是，仅靠道德和信任约束是不足以长期维持低端全球化的运行系统。在这个层面上，低端全球化需要更完善的法律作为坚实的基础，赋予低端全球化参与者法律权利，让合法的阳光照到暗区，尽可能降低亚非商人的经商风险。涉外机关应该依法合情合理地维护低端全球化参与者的经济权益。而在社会环境中，应该倡导平等友好的社会风气，增强参与者的归属感。只有在强有力的规则即法律的运行之下，低端全球化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李明洁. 香港重庆大厦与“低端全球化”[N]. 文汇报，2016-05-23（T01）.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