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晨钰

林徽因被困住了。

她是建筑师，是诗人，是传说中的“女神”。

可对儿子梁从诫来说，她是“常年卧病的病人、一位热心的主妇、一个温柔的妈妈”。在人生的最后十多年里，林徽因被困在病榻上、家事中。她一边诅咒着家务活儿，一边喜欢干活，又得时时分出心去与“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谈心。

“人间还能有更美的关系吗？”

1930年冬天，林徽因从沈阳东北大学返回北平养病，并最终决定把家安在北总布胡同三号。次年，在徐志摩的引见下，林徽因认识了金岳霖。同一年，金岳霖搬到了北总布胡同二号，与梁家比邻而居。

林徽因在世时，金岳霖从不掩饰对她的爱恋。他与梁家人来往密切。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好友费慰梅在 《梁思成与林徽因》 一书中称他“实际上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无论是在北京的北总布胡同还是昆明郊区，他们总在一起。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两个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在儿歌里唤金岳霖“金爸爸”。对金岳霖来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

这位梁家近邻有一回趁着梁思成外出考察，向林徽因表明了心意。林徽因不是没有动摇。费慰梅后来在书中写到，“在她这方面，他 （金岳霖）的广泛的人生经历和他天生的智慧使他成为她的创造性的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的确，金岳霖始终在鼓励林徽因在更多领域做出尝试，林徽因的小说、戏剧创作都深受金岳霖支持。

林徽因还是向梁思成坦白了，她哭丧着脸向丈夫承认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梁思成对续弦林洙回忆了自己的回答。在经过一夜思考后，他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梁思成的理解和真誠感动了林徽因和金岳霖，最终金岳霖选择退出。

一直有一种说法是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但其实在这之前，金岳霖还有一个美国女友Lilian Taylor，他们俩同居、恋爱，却并未结婚。有研究称是因为Taylor“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作家吴宓对这种关系就很向往，在1930年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彦问题拟俟届时在巴黎见面之后，斟酌实情，再为决定。如感情浓厚，即仿金岳霖与Lilian Taylor式而同居，或仿张奚若与杨景任式而结婚。”其中的“彦”指的是当时吴宓苦恋的新女性毛彦文。这是一段维持时间很长的恋爱，没有人知道金岳霖与Taylor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学者陈学勇在 《莲灯诗梦林徽因》 中解释，在林徽因病故后，金岳霖其实也有过谈婚论嫁的对象，不过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圆满。

陈学勇曾就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成三人间的关系询问熟悉内情的作家萧乾，萧乾回信写道：“我自己对于他们这种柏拉图式的感情关系，对思成的胸襟，以及梁与金之间深厚的友谊，既敬重又羡慕。这是八十年代的青年也许难以理解的。人间还能有更美的关系吗？”

但这种时髦的关系并不为所有人所接受，比如梁思成的姐姐梁思顺。1936年，梁思顺在燕京读书的女儿住在林徽因家。某天半夜，梁思顺非要将女儿带走，说不想女儿染上舅舅和舅妈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

因为父辈间的交情，梁思成和林徽因很早就有了婚约。但梁家的女人并非全都乐见他们交往。头一个不高兴的是梁思成的母亲李蕙仙。1923年，梁思成骑着摩托车出了车祸。得知消息的林徽因每天到医院探望，一整个下午都坐在床边与他聊天。这种行为让李蕙仙很不顺眼。梁思顺此后也与留学中的林徽因发生矛盾。

父亲梁启超却对这门婚事充满信心。1924年，两家为了让两个孩子增进感情，让他们一起去美国留学。两个人都出生在官宦宅门，皆是父亲眼中的“宝贝”，又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心气颇高。抱着结婚目的的梁思成忍不住要控制林徽因的活动，而林徽因正准备张开双臂拥抱美国的自由。在她心中，双方是“没有正式订婚”的状态。

大学第一年，两人就针尖对麦芒。梁启超身在国内也忍不住替他们操心：“今年思成和徽因已在佛家的地狱里待了好几个月。他们要闯过刀山剑林，这种人间地狱比真正地狱里的十三拷问室还要可怕。但是如果能改过自新，惩罚之后便是天堂。”

直到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婚礼。梁启超在写给新婚夫妇的信中还忍不住念叨：“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生和睦安乐的基础。”

吵架对林徽因和梁思成而言，未必是件坏事。1934年，与妻子张兆和不睦的沈从文写信向林徽因求助。适逢林徽因刚与梁思成拌完嘴，她洋洋洒洒写下一封长信：“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她觉得“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这是给沈从文的开解，也是对自己的宽慰。

除了争吵，日常生活尽是鸡毛蒜皮。林徽因和梁思成也肯费心思过出别致。两人在建筑学上是好搭档，平日里时不时就玩记忆游戏，考对方诗句的出处、雕塑的所在。一向愿意包容林徽因的梁思成被亲戚们戏称为出气的“烟囱”。他却自得地把“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这句打油诗改成“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逃亡让他们更紧密。在李庄避难时，生活窘迫，琐事繁杂，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林徽因对费慰梅说，自己是站长，梁思成就是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对梁思成而言，这段晦暗中最让人高兴的就是林徽因的体重增加了八磅半。

与母亲相爱相杀

林徽因善辩、会吵架，简直算得上一门“童子功”。她与梁思成吵架用英文，与保姆吵架用普通话，吵得最厉害是跟自己的母亲何雪媛，用福州话吵。

何雪媛是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的继室。何雪媛生在嘉兴一户人家，父亲有个小作坊，家境殷实。排行老幺的何雪媛从小颇受宠，不善女红，目不识丁，嫁到了书香门第的林家，自然不受待见。

结婚8年，何雪媛才为林家生下林徽因。因为长相讨巧，祖母很喜欢林徽因。她不让何雪媛带孩子，觉得她教不好林徽因。在祖母和大姑姑膝下长到7岁，林徽因才回到母亲身边。尽管后来何雪媛又生了一男一女，但都夭折了。何雪媛在林家受尽冷落。

等到林长民纳了上海女子程桂林为妾，何雪媛就愈发歇斯底里。这个妾室接连为林长民生了好几个儿子，林长民宠爱非常，自称“桂林一支室主人”。何雪媛只能守在后院，靠训斥仆人撒气。

林徽因受不了母亲这种暴躁，又同情她，内心愤怒悲伤。

儿子梁从诫在 《倏忽人间四月天》 里这样分析：“她爱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姐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

林徽因有着长姐的责任和慈爱，但她的母亲显然难以接受丈夫的其他孩子。1935年，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从福建到北平投考清华大学，寄住在梁家。当时与女儿、女婿同住的何雪媛自然极不情愿。疲于调和母亲和弟弟关系的林徽因终于忍不住在信中向好友费慰梅大倒苦水：“三天来我自己的母亲简直把我逼进了人间地狱。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头一天我发现母亲有点体力不支，家里有种不祥的气氛。我只好和我的异母弟弟深谈过去，以建立一种相互了解并使目前这种密切来往能够维持下去……这搞得我精疲力尽并深受伤害，到我临上床时真恨不得去死或从来没有出生在这么个家庭里过……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幸福而走运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战争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点残痕重现，就会让我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

当林恒参加反日示威游行被追捕，林徽因又一路寻找到半夜。后来林恒投笔从戎，在抗战中驾驶飞机牺牲。林徽因含淚写下一首诗 《哭三弟恒》，同时把弟弟的遗物珍藏箱底，还把飞机残骸放在内室怀念。

与不受重视的母亲不同，林徽因从小就接受了作为“长女”的教养。十二三岁时，林家就搬到天津居住，林长民则在北京工作。林家上下，几乎交到了林徽因手里，由这个女孩打点应付。费慰梅后来感叹：“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

童年被早早掐断的林徽因展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智慧，这也让林长民愈加看重这个女儿。1920年3月27日，林长民从北平到上海，在那里登上法国Pauliecat邮轮，目的地是法国，随后转道伦敦。与他同行的是林徽因，那时她不过16岁。

也是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认识了狂热的追求者徐志摩。初次见面，林徽因喊徐志摩“叔叔”。他比她大7岁。

林长民和徐志摩在伦敦一见如故，甚至还玩了一出互传情书的反串游戏。林长民扮演有妇之夫，徐志摩假扮有夫之妇。两人频频通信，互诉情谊。后来，徐志摩逐渐觉出了林徽因的好，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

尽管后来人传言林徽因与徐志摩有过一段情，但在梁再冰、梁从诫看来，母亲跟徐志摩是不可能的。

梁从诫说起母亲对他们姐弟讲过的往事。林徽因自认为自己是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这一点在林徽因写给胡适的信中也能印证。她向胡适解释自己与徐志摩的关系时说道：“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

梁再冰也记得母亲曾评价徐志摩“是一个会欢喜穿粉红绣花鞋女子的那种人”。况且那时徐志摩闹着要张幼仪打胎，同她离婚。林徽因是坚持认为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的。费慰梅说梁思成曾亲口向她表露，林徽因与自己绝望的母亲相处这么些年，一想起离婚就恼火。因此，费慰梅感慨说，这样的女子，怎么可能眼看又一个女子被抛弃，自己还要去代替她的位置？

果然，在伦敦上学的林徽因被徐志摩的猛烈攻势吓到了。她向父亲求救，希望由他出面，请徐志摩不要越界。林长民照办。一年后父女俩回国，索性不辞而别，没跟徐志摩打招呼。

后来尽管徐志摩追到了北京，甚至不顾正在谈恋爱的梁思成，公然“挖墙脚”。梁思成不堪其扰。后来两人在松坡图书馆约会时，他就在门上贴张字条，写着：“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以此来打消徐志摩的一次次干扰。

母亲何雪媛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林徽因的婚恋选择。不过，她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1928年，林徽因在国外经历了父亲林长民去世，成为人妇后回国。在去东北大学工作前，她回了趟福州老家，把母亲带去了沈阳。从此之后，这位裹小脚的女人就一直跟着女儿一家。直到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也依旧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

何雪媛跟着他们时而安稳度日，时而逃亡奔波。何雪媛其实不太明白离开北平的原因，她不明白为什么有好日子不过偏要仓皇出逃。

连日奔波时常把母女逼向绝境。林徽因不止一次跟费慰梅写信抱怨自己的母亲，“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我经常和妈妈吵架，但这完全是傻帽和自找苦吃”。

跟他们在北平时往来频繁的费慰梅可以理解林徽因的苦处。每次去林徽因家，费慰梅总要接受何雪媛怀疑的目光，“有点预示着不祥”。

林徽因迫切成为一个与母亲截然不同的人，似乎这是她能够摆脱那种矛盾情绪的唯一方法。但或许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位母亲除了让她更要强、更自律，其实也遗传给了她一点急脾气和爱管闲事。

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时，保姆向她汇报邻居房顶上破了个洞，但没钱修，请林徽因跟房东说情。那邻居每月只交50个铜板，房租还是200年前议定的。房东怎么可能还肯帮忙修屋顶，只能林徽因自掏腰包了事。

还是金岳霖最懂这对母女。在写给费慰梅的丈夫、历史学家费正清的信中，他说：“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

对孩子的友谊

林徽因正在探索一种新的母子、母女关系。她没能从自己母亲那里获得应有的关怀，幸好她的父亲对比作了弥补。

1920年，林长民在游欧日记中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做到友谊的了解。”

林长民与林徽因的相处模式给了林徽因灵感，以至后来回忆起母亲，梁从诫认为她是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 的母亲”。

1929年8月，女儿梁再冰在沈阳出生。这是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第一个孩子，他们为她取名为“再冰”，是为了纪念半年前去世的梁启超。女儿满月时，林徽因专门在再冰照片背面题了首诗，现在梁再冰只记得一句：“滴溜溜圆的脸……”3年后出生的梁从诫也享有母亲赋诗一首的待遇，就是那首广为人知的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常被认为是写给徐志摩的。不过梁思成明确告诉过梁从诫“这首诗是写给你的”。

梁从诫出生后直到1937年，正是林徽因的黄金时刻。他们在北平生活安稳，身体也还算可以，正是能够在建筑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大展拳脚的时候。一向事业心重的林徽因自然对家务事心不在焉：“只有当孩子们生了病或减轻了体重时，我才难过起来。有时午夜扪心自问，又觉得对他们不公道。”

1937年，林徽因还把8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托付给在北戴河度假的梁思顺一家，随后夫妇俩去往山西考察。她从山西给“宝宝”梁再冰寄去一封长信，里面林林总总讲了十件事，既聊了战争近况，又交代再冰听话，还体贴嘱咐女儿最好学会游泳，这样“这趟海边的避暑就更有意思了”。

生病是少有的能获得母親全然关注的时候。梁再冰还记得生病时的特权就是能从保姆房移到母亲房间。母女俩依偎着，整日看顾。梁再冰不能多喝水，林徽因就一滴滴湿润她的嘴唇，晚上则会在床头备上一柄小茶壶。梁再冰每次夜里起来喝茶，总能看到母亲在注视着自己。逃亡路上，为了给发高烧的梁从诫降温，无可奈何的林徽因甚至只能求助民间土方，用在中药里煮过的鸡蛋揉额头。事后，她觉得此法有效。

因战争一路南迁的梁家人辗转从北平到了武汉、长沙，最后到了昆明。在距离昆明市区十五六里的龙头村，梁思成和林徽因建造了自己的第一处房子，门口辟出一块菜地。

林徽因也分出了心力教育孩子。她买了本硬皮纪念册，题写：“你的天性—— 动的人生、艺术。哪一天你负了它，你便负了你自己。”为了培养孩子们对艺术的感知，林徽因要他们读古文，给他们念 《米开朗基罗传》。

不管到了何种境地，林徽因还是讲究的。哪怕只有一点边角料，也要把屋子打理得赏心悦目。梁再冰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回忆，那时候母亲尽可能装修这个屋子，铺上地板，做个书架，木凳上铺些饰布，陶罐里总有大把野花，“觉得我妈真神，怎么一下子就把这么个破房子搞得这么舒服，这么可爱”。

龙头村附近有一些陶器作坊，林徽因经常带姐弟俩去那里看师傅制作瓦罐陶盆。她的兴致可比孩子们都高，看着转盘转不停，大呼“快停！快停！”没人理她，师傅接着做。最后做出来的不过是个痰盂。

姐弟俩在农村简直撒了欢。很少过问孩子功课的林徽因也忍不住问梁再冰功课做完没。梁再冰撒了谎，只写了日记，其他时间全拿来看 《七侠五义》了。林徽因见女儿痴迷看小说，给她画了幅漫画，旁边提醒：喜欢读书的你必须记着，同这个漫画隔着相当的距离，否则，最低限度，我一定不会有个女婿的！

云南的快活日子也没有维持太久，梁家要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四川李庄。一家人在这里陷入绝境。生活窘迫，气候潮湿，林徽因肺病复发。为了给林徽因补充营养，换取食物，梁思成将钢笔、手表一一变卖，还调侃说，把这块手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恐惧几乎将梁再冰没顶。母亲整夜盗汗，早上起来就看见擦汗的手巾在院里晾了七八块，“我很怕母亲那个时候离开我们了，有时候害怕得一个人偷偷地哭”。

林徽因奇迹般撑到了战争结束。尽管她自认已在病榻上变老变丑，在女儿梁再冰眼中，“妈咪还是那么年轻可爱”。

1946年7月，梁家回到北平。次年，林徽因肺病复发，感染肾脏，必须要动手术。上手术台前，她让几个年轻的朋友陪着游了趟颐和园。

这对她而言不啻为冒险。孩子心气的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辩道：我从深渊里爬出来，干这些可能被视为“不必要的活动”;没有这些我也许早就不在了，像盏快要熄的油灯那样，一眨，一闪，然后就灭了。

手术虽然成功，但林徽因身体依然很差。在这节骨眼上，梁再冰闹着参军南下。林徽因不舍落泪，最后还是只得答应。一年后梁再冰回到北京，本以为母亲应该热烈欢迎，林徽因却没有任何激动，“就好像我刚到街上买了棵白菜或是豆腐回家一样”。那时的林徽因正忙着设计国徽。

1955年，林徽因去世，年仅51岁。在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里，林徽因写过：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地隔着梧桐树吹。她未尝不是那点点亮，正如她自己所说，“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

（选自《看天下》2019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