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兹·维迪卡姆

怀孕了！多么奇妙和充满期待的时刻，当然也免不了对未来一切的假想与偏执。第一次同产科医生复诊时，你收到了这个或许可以使你感到幸福的消息，然后是医嘱：接下来的九个多月不必紧张，要宠爱自己，多睡觉休息，别吃加工肉食，因为那可能严重危及宝宝的生命。

好吧，医生可能并不是这么说的，但多数女性怀孕时都听到过这些话。带着心惊肉跳，孕期女性的日常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猫的屁股上到底有没有弓形虫？美发沙龙里的气味到底有没有毒？官方的医学建议与人们实际行为之间的鸿沟使这件事变得越发复杂。孕期保健宣传手册上写着：每天只能喝一杯咖啡，远离酒精。然而，我们都知道有关咖啡的说法就是胡说八道，而每天喝上一杯红酒也没什么不行，因为法国人历来如此，不是吗？还有那些风靡孕妈圈的文章，比如《孕期多吃坚果有助宝宝大脑发育》，以及网红葛妮·卡戴珊有了孩子后不再使用微波炉……对于这些，你有何看法？

2019年5月， 经济学家艾米丽·奥斯特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育儿书《Cribsheet》，该书以大数据为依托，旨在帮助新妈妈更轻松高效地养育子女。

| 以方法论为指导，来自“过来人”的孕期指南 |

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不要”，一得知自己怀孕，我马上给刚生完宝宝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她向我推荐了一本书，书的作者是艾米莉·奥斯特，她是布朗大学卫生医疗方面的经济学家。她的日常工作是钻研医学期刊和政府统计数据，为“舞蹈病”、糖尿病和艾滋病等疾病寻找治疗方法。2010年奥斯特怀孕后，面对众说纷纭、令人难辨真假的育儿常识，比如她的医生就告诉她“一天一杯红酒也无妨”，她便决定自行查验求证。回到家，她登录了医疗文献数据库PubMed，下载了所有有关酒精和咖啡因对孕期影响的资料——从最早有史料记载的18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部资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基于已有资料进行了统合分析，保留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剔除了缺乏价值的信息，并对风险因素进行了再评估。最终，她得出了结论：从怀孕第四个月开始直到第九个月，一天一杯红酒不会有影响;而对于咖啡，准妈妈们完全可以消除顾虑，放心地喝。

后来，奥斯特把她此次的研究整理成书，并于2013年出版，书名叫《生得更好——孕妈必读》，该书在孕妈圈中大受欢迎，至少在有时间、有条件关注咖啡因摄入量和能否吃生鱼寿司这些问题上愿意投入时间的这部分孕妈中大受欢迎。书中，奥斯特详细记述了自己怀孕时在面对饮食限制、控制体重、是否剖腹产等问题时，作出了怎样的选择——传统的观念及做法都被她一一否决了，对此她是有强大的理论依托的。让读者感到尤其欣慰的是，她把读者都视为同她共同前进的伙伴和朋友。书中从没有出现过那种强势却模棱两可的话——“相信我吧，我是专家”。奥斯特也从不爱浮夸地玩一些押韵之类的文字游戏，不会亲昵地称她的读者们为“妈妈”，然后建议大家每天清晨都拍一张肚子变大的照片。奥斯特从不干这些事，她更倾向于带领她的读者去查阅文献数据，甚至向她们介绍方法论方面的具体研究，告诉她们自己是如何作出每一个决定的。育儿网站Bump.com的执行编辑劳伦·凯在给我的一封电邮中写道：奥斯特书作的整个基调是“亲孕妈”的，鼓励孕妈们在孕期重新获得主动权，鼓励她们自己作决定。生第一个孩子时，劳伦·凯恰巧读了奥斯特的书，这本书使她在向自己的产科医生寻求“如何”和“何不”等答案时更加自信，同时也提醒了她，在孕育之路上，媽妈们的权益也要受到维护。

尽管得到了孕妈们的赞誉，奥斯特的第一本书并没有得到公共健康机构官员的认可，奥斯特有关孕期饮酒的观点，更受到了官员们的严厉斥责。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会长在波士顿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上直接抨击奥斯特的建议“大错特错”，并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谨慎一些毫不为过，慎重地讲，无论酒精含量是多少，在孕期饮用，我们都无法确定绝对安全。”但奥斯特的粉丝没有被官方的声明吓到，美国演员和导演艾米·舒默就亲切地称奥斯特为“那个挽着我们的手，在育儿之路上与我们肩并肩的好闺蜜”。

2019年5月，奥斯特的第二本书《Cribsheet》出版，副标题是《在大数据的指引下育儿更轻松高效》。书中阐述的主题包括感冒高发期应对方法、每日睡眠计划表及如厕训练等。作为一个16个月婴儿的母亲，我的心中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疑问，譬如，用学步带究竟对不对？不爱穿衣服究竟是不是孩子的天性？以及，为什么女儿总是把手放在其他宝宝的嘴里，然后说“咬吧”？

一直以来，有焦虑的家长，育儿专家就有市场，家长们的焦虑和满怀的抱负和热忱也因此找到了出口。18世纪的家长对让-雅克·卢梭的“自然育儿”观点深信不疑，譬如笃信“寒冷的空气有益于儿童”，却全然不顾卢梭将自己的五个孩子弃置孤儿院医院内的事实。全球首个有心理分析背景的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博士的育儿箴言——“相信你自己，你比你想象的懂得更多”，则对美国冷战时期的众多父母有过巨大影响。

如今，育儿专家事事都以数据说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数据对于今天父母的意义，与心理分析对于战后一代父母的意义是相同的——家长们都视之为自己的救星，并寄予厚望。人们通过阅读被称为“大数据时代巫师”的奈特·席尔瓦的选情预测来理解这个混乱的世界，还穿戴起电子设备来计算自己的步数。但与此同时，大数据的罪恶一面亦越发彰显出来——如果你近期怀孕了，在你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亲朋好友之前，上网时网页就会莫名其妙地弹出婴儿用品相关的广告。信息时代如今已经变成了假信息的温床：像病毒一样传播的伪科学、推特机器人发出的热门消息以及令人质疑的脸书新闻提要充斥在我们的身边。

奥斯特的出现则帮助我们在信息的浪潮中顺利前行，为我们导航。作为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她遵循的是“鬼才经济学家”史蒂文·莱维特的传统。而身为六个孩子父亲的莱维特——其中两个孩子不到三岁——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奥斯特的第一本书可是“我们圈中人的圣经”。在一个对怀孕和育儿理念所持观点逐渐两极分化甚至道德化的时代，自然分娩还是水中分娩，甚至是高潮分娩的声音此消彼长，所以当听到有人仍然“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托”提出观点，着实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莱维特告诉我：“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传统的诸多育儿建议关注的却是‘我脑海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从奥斯特的书中得到了什么呢？成为父母之前，人们生活中许多事情的结果似乎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如果好好运动，身材就会变好——当然这一点我从未做到过;如果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就可以取得好成绩，获得加薪或晋升。但为人父母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我下载了多少个“好孕”软件，我都无法人为地左右我何时能怀上孕，以及孕期是否顺利。而分娩后，宝宝的到来，则一下使人堕入了危机模式。但数据的存在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重新获得了一些主动权，至少不至于毫无头绪，心乱如麻。

| 小婴儿艾米丽 vs 经济学家妈妈奥斯特vs 女儿佩内洛普 |

奥斯特现在有两个孩子，八岁的佩内洛普和四岁的芬恩。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布朗大学的办公室里研究维生素、超级食物等流行健康趋势及数据的方法论问题。鉴于其书的主题有关育儿，我所幸把和她会面的地址选在了她家。奥斯特住在罗德岛的普罗維登斯，我到她家时是早上6：30，天还黑着。见到她时，她正站在厨房里忙碌着，一身职业女性装扮——丝袜加黑色商务裙，外面套着一件拉链帽衫——想必是防止被小手摸脏。室内的环境比较整洁，但装潢很简单，给人感觉她对室内装饰并不感兴趣。但从她的书中我得知，她喜欢做一些编织或缝纫的活儿，厨房操作台上的两碟松饼，看上去也十分诱人——那是她早上5点起床烤制，刚刚出炉的。

奥斯特有一对迷人的蓝眼睛，梳着棕色的短发。奥斯特的书是极端实用主义和冷幽默相融合的产物。在《Cribsheet》一书中，谈到全职在家和外出工作，奥斯特是这样写的，尽管她很爱孩子们，“但与孩子们在一起时，时间边际价值下降得太快。”这本书也令我对奥斯特的家庭有了更多的了解。她的丈夫杰西·夏皮罗同为布朗大学的经济学家，以其在政治分化方面的研究而闻名。奥斯特的父母则均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20世纪80年代幼年的奥斯特曾经问妈妈：“全镇只有我们家从杂货店定货，我们为什么不像其他人那样直接到商店里买东西呢？”她的妈妈回答她：“因为我的时间很宝贵，我做事情的机会成本很高。”奥斯特则答道：“哦，是的，有道理。”

母乳喂养好处多多，远期益处可观。

奥斯特是个比较早熟的孩子，不到两岁时，她就喜欢每天睡前自言自语。一天，她的妈妈与同事说到女儿的这个习惯，引起了在场的发展心理学家凯瑟琳·尼尔森的兴趣。她提出让奥斯特的母亲录下小艾米丽的独白。此后一年里，她的父母都在她的小床下放了一个录音机，以录下她的话。后来，尼尔森与她的同事根据所录内容撰写了一本书，名为《婴儿床里的故事》，此书后来进入了心理学专业的教学大纲。

《婴儿床里的故事》并不是一本浅显的读物。它的作者有语言学家也有心理医生，他们对艾米丽在代词方面的使用进行了研究，并对她的日常用语和社交用语作了比较。事实上，任何一个对婴儿的大脑里都在想些什么怀有兴趣的人，都会被她的独白深深吸引。小婴儿艾米丽每天念叨着她最喜欢的食物——包括发音不完全正确的“巴黎水”，一家人的睡眠时间表，以及有关一只短吻鳄的梦。她还复述着每天出现在她家窗外的公交车的时刻表，比如“一、二、三、四天我们有黄汽车，但是五、四、五、四、五天没有蓝汽车……”每天，小艾米丽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来谈论她的日程安排。她每天的大部分时光不是在托儿所就是在家里和一位名叫坦塔的保姆一起度过。有时小艾米丽还会同一个叫卡尔的男孩一起拼车：

有时候，我要跟坦塔待整个星期。有时，我们会一起当妈妈爸爸……但今天早上我要上托儿所……我们会像往常一样吃早饭，然后我们会……一起玩儿……然后门铃响起来，卡尔就来了……然后我们所有人一起玩儿……再一起开车去托儿所。

以奥斯特的方法论标准来衡量《婴儿床里的故事》，很容易得出缺乏说服力、有失偏颇的结论。幼年的艾米丽代表不了其他孩子，甚至连大多数的同龄孩子都代表不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书作家试图将艾米丽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的发育发展状态进行纵向比较，而小艾米丽的自说自话，高度反映出如今奥斯特的状态——幼年奥斯特就是成年奥斯特的袖珍版和缩影。奥斯特对我说：“读这本书时，我竟然看到了成年的自己，虽然它写的是两岁时的我——这着实有点吓人。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又会发生什么？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我现在不会再把那些话大声说出口了，但我确实重复着类似小时候的行为。”

根据幼年艾米丽小床下的录音编写而成的书籍《婴儿床里的故事》，后来成为了心理学专业教材。

奥斯特如今仍然保持着精确的作息安排。我们在厨房里聊了一会儿后，我问她是不是该叫孩子们起床了，她摇头道：“才6：45，还有五分钟。”到了6：50，奥斯特走上楼，来到佩内洛普的房门口，把头伸进去道：“嗨，宝贝，穿好衣服好吗？”佩内洛普揉了揉眼睛。接着她又走向芬恩的房间，对芬恩说道：“你在干什么呢？我做了松饼。”芬恩腾地一下坐起来。奥斯特则走到衣柜旁，快速地选好了儿子今天要穿的衣服。同我打招呼后，芬恩问我：“妈妈要给我念书，你想不想一起听？”他选了一本他想听的书，奥斯特则以1.5倍的快进速度讲完了这本书。这时小佩内洛普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穿着长袖T恤和粉色裤袜，头上戴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7：05，奥斯特督促孩子们下楼吃早餐，并在松饼旁边放了一盘切成片的草莓，“我觉得吃水果非常重要。”她说。接着，母亲和孩子们围坐在餐桌旁。芬恩穿了一件T恤和一条风暴兵的秋裤，风暴兵的标志是印在背后的，芬恩穿反了。他脱下来穿好后，奥斯特说道：“这款衬裤的设计真糟糕。”接着我们聊了他们的周末计划，谈到他们最近去过的一家日料店。佩内洛普对我说：“你要坐在一张榻榻米上，那是一个在地上坐用的东西，那里的桌子很矮。这是我在学校里学习日本（主题）时发现的。日本我学了三个月。”佩内洛普敏捷的思维和逻辑清晰的言语，让我想起了小婴儿艾米丽。她接着说：“我们已经学完日本（主题）了，现在在学家庭（主题）。”

| 新手父母的选择 |

《Cribsheet》与奥斯特的第一本书不同，首要原因是，孕期和育儿阶段是不同的。怀孕时，你面对的选择各自独立、互不相关——我该同意去作那个诊断吗？我能不能吃那样主菜？此外，怀孕时你是有时间把一件事想清楚后再作决定的。“但宝宝一旦生下来，局面变得就像有人拿着水枪对着你的脸不停喷射，”奥斯特说，“特别是最开始的时候。每天都要面临新问题，每天都要作抉择：到底该不该用襁褓？究竟该不该割包皮？直接母乳貌似不行！要不要用吸奶器把奶吸出来再喂？该买哪种母乳储存瓶？该买哪种配方奶？她不睡觉！她应该自己睡还是跟我睡？”

奥斯特与丈夫起初也是在仓促的情形下作出各种决定，与普通的新手父母并无二致。夫妻二人在不同的睡眠训练法之间左右摇摆，并从亚马逊购置了大量的新生儿用品。当一位保姆建議：你们要准备一条“神奇的毯子”——襁褓，奥斯特的反应就是：“快订啊，订上十条！”直到有了芬恩，她在育儿方面才稍显自如，能够冷静下来，做事作决定时也不再盲目，开始主动寻求更有效的方法。带着“哪种方法最理想最有效”这一问题，她研究起婴儿睡眠和育儿方面的数据和资料，但并非总能找到确切答案。

比如，“电子产品对儿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就没有太多可以参考的数据和资料。即使有相关数据存在，也尚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怀孕时能吃生鱼寿司吗？可以，没关系。”奥斯特举例说，“那么，是否可以和婴儿同床？确切答案犹未可知。”

关于母乳喂养

就拿母乳喂养来说，我生完孩子后，惊奇地发现，太多的人，甚至男人都会问：“你的孩子是吃母乳吗？”我很快意识到，这一问题反映出我们整个社会对这件事的群体性焦虑。19世纪70年代时，婴儿配方奶粉厂商大肆向产科医生推销他们的产品，美国本土的母乳喂养率一度陡然下降。直到十年后，母乳喂养才重新被人们所选择，这得益于大规模的公共健康宣传，及后来发表的研究结果：母乳可以改善婴儿的胃肠代谢功能，并使宝宝更聪明。如果你在过去的40年里怀过孕，你一定被各种公共健康宣传所包围：从医院张贴的印着婴儿静谧地吮吸乳头的海报，到产科医生的郑重提醒“母乳喂养最好！”如果你正是这种人——比如我这样的——你就会这样想：好的，知道了！我肯定百分百纯母乳喂养！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我的女儿并不喜欢我直接喂奶给她，她对用奶瓶喝奶有明显的偏爱。起初我一直无视她的意愿，而喂养顾问提醒我：“可能她就是喜欢奶嘴的那种触感。”待女儿五个月大时，一看到我的乳头，她竟然开始惊恐地大哭。我感到很受伤，给我的母亲打电话倾诉，得知原来我小时候就排斥母乳。“我现在仍然很受伤。”我母亲补充道。奥斯特经常会收到忧心忡忡的母亲发来的电邮，她们对于自己没能给孩子吃母乳感到非常愧疚和自责——她们坚信孩子因为没有喝过母乳，未来注定是一个不够聪明的胖子。“更加忧心忡忡的邮件则来自丈夫们，信上写道：‘奥斯特，你有什么建议和办法吗？我就是想告诉我老婆，不母乳喂养也没什么大不了。”

分析过文献资料后，奥斯特得出的结论是，母乳的健康价值确实存在，但被人为地夸大了。她聚焦于医学研究争论的核心：寻找因果联系。但研究母乳的营养价值本身就不是件容易事。在理想的标准化实验中，你需要一大群新生儿，然后安排他们一半喝配方奶一半喝母乳。但出于道德伦理方面的考虑，婴儿是不能成为实验对象的。所以研究者只能依靠观察性研究，观察那些母乳喂养的宝宝。在美国，母乳喂养的母亲一般更富有，受过更多的教育，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母乳是一件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事，若想舒舒服服不紧不慢地把奶喂好，势必需要充足的带薪产假。

那么，母乳喂养宝宝是因为喝母乳受益，还是因为家里有钱，父母有更好的教育背景而受益呢？奥斯特强调，在许多方面，比如肥胖和智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境及教育背景，母乳的影响要小很多。满足其实验标准的既有研究不是很多：19世纪90年代，白俄罗斯进行过较大规模的随机对照实验，即让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孩子一个吃母乳，另一个不吃——那时的母乳喂养率很低，为了实验，研究者不得不鼓励妈妈们采取母乳喂养的方式，以完成实验。奥斯特从这些研究中得出了两个确凿的结论：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里，母乳有助于减少腹泻等胃肠道问题及湿疹的发病。但是，即使母乳喂养不成功，父母们应该持有的态度也应该是，“好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宝宝在拉臭臭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智商是不会受影响的！”

关于是否与父母同睡

另一个新手妈妈常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的宝宝睡觉怎么样？”睡觉也是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话题，部分原因是，如今睡觉这个词总让人联想到那个在全球范围内都令人闻风丧胆的词语——婴儿猝死综合征。多年来，官方对于规避这种可怕病征的建议也一直发生着变化。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让我趴着睡觉，我的身边则是成堆柔软的填充玩具;如果在今天，她一定会受到儿童保护组织的调查。还有一个问题是：宝宝能和父母同睡吗？事实上，让你的宝宝跟你睡在一张床上，在今天是完全违背官方科学喂养建议的;但这样做的家庭还是占多数。这些家庭声称，官方的安全警示太过严苛，而奥斯特在这方面对他们予以了支持。她强调，当孩子的父母存在诸如酗酒及吸烟等行为问题时，与婴儿同睡的确会增加婴儿猝死的风险;假如你没有这些问题，并且在其他方面也提高警惕，比如把婴儿床上多余的玩具及被毯移开，那么出现猝死的机率大致会降至万分之二——虽然仍然比不同睡风险更高，但已远低于婴儿在交通事故中的死亡率。奥斯特补充道：“更加理智的作法仍是分床睡，这样做全家人的睡眠质量都有保证。”

| 焦虑的源头 |

经济学是事关决策的一门科学。奥斯特的书中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父母们的个人选择很重要。“你”想要什么？在你挑选新车的时候，你多会倾向于自身的想法，继而进行决定;但当这个决定涉及到你的孩子，“你”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奥斯特的第一本书着重揭示和解决的是家庭与医疗行为习惯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到了第二本书，存在差异和分歧的变成了你与这个社会，或者说，需要达成和解的是你同身为父母的那份愧疚感。

养育子女何时成了如此令人头疼的难事？是什么使人们奋不顾身地加入到社交媒体育儿话题的口水战中，甚至以十分可怕的想法来揣摩自己多年的挚友？《抚育美国：专家、家长和一个世纪以来有关育儿的建议》一书的作者安·赫尔伯特告诉我，近年来，育儿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起颇为重要的双重角色，“它是改善未来国民素质的重要契机，它能使人产生安全感;但同时当我们想为我们的孩子打造一个更安全稳固的经济环境时，又势必会影响对子女的教育，譬如时间和精力上的不足——以至于人们又会因此产生深深的不安全感。”赫尔伯特说。几十年来，在育儿这一主题上，美国一直没能有一个权威的声音来指引大家。继斯波克博士后，育儿专家一直层出不穷，但他们的观点常常又是相左的。然后，互联网时代到来了。“我们正身处于一个妈妈们、家长们可以更方便随意地交流的时代，这又有点像‘前专家时代，那时，妈妈们也聚在一起交流育儿心得，只不过方式和地点不同于现在——可能在某位妈妈家中的咖啡桌旁，也可能在村口的大树下。”赫尔伯特继续说道，“这听上去不错，但实际上，母亲们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言论的自由、开放与无界限，将母亲们置于了一个更容易被指责评判、被发号施令的境地，而与生俱来的母性也更容易令她们沉浸于深深的愧疚与自责之中。”

育儿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起颇为重要的双重角色，“它是改善未来国民素质的重要契机，它能使人产生安全感;但同时当我们想为孩子打造一个更安全稳固的经济环境时，又势必会影响对子女的教育，譬如时间和精力上的不足——以至于人们又会因此产生深深的不安全感。”

奥斯特认为，令妈妈们卷入育儿战争的其实是一种想规避风险的本能。“人们心中一直有这种意识存在着，即：他们正在做的这件事，必须是正确的。特别是当这件事本身就不是件容易事的时候。”奥斯特说，“比如，如果你在一年的时间里都背着吸奶器出差乘机过安检，然后在机场的卫生间里吸奶，目的就是使母乳能够持续分泌，那么你很难说出这样的话：不停地吸奶对我的宝宝来说不那么重要，我只是喜欢这么做而已。”

今年四月，奥斯特在布朗大学的校园里举办了一场问答会，与会的除了新手妈妈们就是本校的研究生及年轻教授——毫无疑问，都是奥斯特的忠实粉丝。会上，一位从事专业研究的妈妈表达了自己对奥斯特的认同与崇拜：“我一直把你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难题的神明！”她提了一个如何断奶的问题，奥斯特告诉她，这个问题由于不具备足够的普遍性，目前没有人作过研究，但她说出了自己当时的情况：“我儿子11个月大时开始咬我，我就给他断奶了，就是这样断的，他也不再想吃了。”

会议的话题后来转向“身边的那些嘴”，一位妈妈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身边的那些人——当自己的父母或其他长辈对育儿提出了一些与自己看法相左的观点时，究竟该听谁的？关于这个问题，奥斯特着实地给了妈妈们深深的鼓舞，她说：“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你家里的某个人，都无法抉择你的某件家事如何处理最正确，所以你们不应该让别人告诉你割包皮或睡头型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奥斯特解释道，她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希望“家长们在作选择时能更自信一些，假使别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无需感到自责或遗憾。”

| 流行病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对垒 |

读完《Cribsheet》这本书时，我感觉自己突然变得很强大——我知道自己的个人偏好，我也能获取相关的数据，我成了“数据育儿”大军中的一员。然而，当我遇到一位医疗系统中的专家，已经初见规模的认知体系却在瞬间崩塌——奥斯特再一次被扣上了“大错特错”的帽子，而我一直把她的话视为神谕——美国儿科学会母乳喂养研究会主席洛瑞·费尔德曼-温特博士告诉我：“公共健康专家在分析数据和资料时会依循特定的方法标准，奥斯特并没有遵循那些标准。社会上出现了奥斯特这样的人是非常可怕的，她并不是流行病学家，她传达给普通民众的信息是不可靠的。她的危害性不亚于反疫苗群体。”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想参考数据，我应该下载美国政府近年有关母乳喂养的总结回顾，然后我就会看到被奥斯特忽略掉的“母乳喂养的远期益处”，包括减少了哮喘和I型糖尿病的发病率。费尔德曼-温特博士还告诉我，母乳在提高早产儿智商方面的优势，纯母乳喂养——不补充配方奶——可以为宝宝的肠道积蓄更多的有益菌，从而预防炎症性肠病、克罗恩病及溃疡性结肠炎。天哪！听到这些，我感觉非常糟糕，后悔自己早早地放弃了母乳喂养，费尔德曼-温特则努力安慰我说：“你已经尽力做得很好了。”

然而，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奥斯特的理论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作支撑。“分析文献資料的方法有很多。”她告诉我，而经济学家对于流行病学家所使用的方法是持极大的怀疑态度的。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医学研究领域的争论似乎从未停止过。这便提醒人们，数据远非无懈可击、万无一失，数据也是靠不住的。当然，个人选择和偏好同理。个人选择无非由几种因素所组成：情感、既往经验、宗教信仰，等等。在写这篇稿件时，我发现，对母乳喂养了解得越多，我对于这种喂养方式的好感越深。我同奥斯特一样，是个不思悔改的喝酒孕妇。但是，在我同专门治疗胎儿酒精综合症的医生交谈过之后，我多么希望自己怀孕时滴酒未沾！这种行为够理智吗？可能并不理智。但就育儿这个问题来说，又有多少行为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之上啊？

|“魔力1、2、3”与被改变的父母 |

相比奥斯特的第一本书，《Cribsheet》引发的社会争议少了许多，主要原因是，书中的许多育儿观点与儿科医生的建议是趋同的。譬如，注射疫苗是安全和必要的。以“哭到自己睡着”著称的婴儿睡眠训练法，并不会给你的孩子留下一生的心灵阴影。就奥斯特来说，她的两个孩子如果不存在某些行为问题，有些问题和书籍，她便不再去研究和阅读。但她的编辑——两个女儿年龄尚小——曾经请求她就所谓的“积极干预法”——“魔力1、2、3”进行研究。而奥斯特惊奇地发现，这个方法真的很管用，众多大规模随机对照实验证明，学习了这种方法的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更听话了，身为父母的压力也小了。

奥斯特自己也开始使用“魔力1、2、3”的育儿法。简单来说，当孩子表现不好时，家长不要生气，而是慢慢地数三下。假如数到三时，孩子仍然没有把遥控器从马桶里拿出来，孩子要面对的后果就是：时间到，要接受被隔离的惩罚。“重点是，家长要说到做到。”奥斯特说。心理学家托马斯·费兰创造了“魔力1、2、3”，他建议家长们带孩子外出时，随身带一张隔离惩罚垫。我已经订购了费兰的这本书。很难想象，我也成了那种会在包里放一块垫子的人，但为人父母后，你的身上是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奇怪改变的。奥斯特告诉我，她曾经头脑风暴，希望找到一种对于四岁儿童来说具有“毁灭性”的惩罚措施。最后令她屡试不爽的方法是：如果你不停止XXX，午饭后我就不给你饼干吃。

说起这些，我回想起《婴儿床里的故事》中的一個片段。当小艾米丽的爸爸把她送上小床睡觉时，她总是吵着不想让爸爸离开。她尝试过不同的策略：在床上跳来跳去，要他再讲一遍刚刚讲完的故事，当然，还有大声的哭喊。面对这些，她的爸爸会说“大孩子都不哭了”，然后试图偷偷溜出房间。在他离去后，小艾米丽会抽泣着不断重复爸爸的话。“我很高兴我的孩子们类似的行为不多，”奥斯特说，“而你可能会想，换成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样对待你的孩子？”

我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孩子的？我们紧张焦虑，我们事无巨细，我们听信错误的方法，我们甚至仔细研读两岁婴孩胡言乱语的文字稿，然后生生变成了非专业统计学家……然而最终，太多的结果仍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这是一个即便研究世上所有数据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译自美国《纽约客》]

责任编辑：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