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汝捷

黛色参天汉阳树

崔颢当年在黄鹤楼凭眺的“历历汉阳树”怕是一棵不剩了。现在唯一被称为“汉阳树”的是位于汉阳区凤凰巷的一株银杏，干粗葉茂，黛色参天，据说明初即挺立于此，已有六百余年树龄。

凤凰巷原称桂芳巷，银杏树所在的庭院可能元代已经存在，后来换过若干主人，至清康熙年间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江蘩购得，一度被称为“江氏林园”。又过了近二百年，大约在19世纪后半叶，该园为经营米店生意的商人张行方购下。当时那株银杏已巍然可观，于是张氏为宅第取名银杏轩，自号银杏轩主。

张行方的祖上出过不少举人、进士，宦迹遍布多省，以致张氏后人刻有“八省名宦五世乡贤后裔”等闲章以示荣耀。这些前辈中以著述知名于世的是行方的七世祖张三异和六世祖张叔珽，前年我选编 《黄鹤楼诗词三百首》 时翻过他们的诗集，发现父子两人的诗作均斐然可诵。到行方这一代，其兄张行简也是举人，编校过多种汉阳方志，又曾多方搜集先辈佚作付梓，自身亦有 《四书骈字集解》 《春秋分合纂》 等传世。

我对汉阳树发生兴趣，是因为张行方乃是我老伴的高祖。我从岳父处获闻一些张家轶事，而听他谈得最多的是行方之子张仁芬的言行事迹。前年，我的两个内弟写了一本 《巍巍汉阳树》，也试图对家族往事加以梳理。他们的所谈所写，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一是20世纪初张仁芬告别汉阳树赴江苏两大盐场任职，在那里留下了极好的政绩政声;二是受传统文化浸润，张仁芬雅好收藏，与另一藏家李拙翁友情甚笃，不少藏品值得铭记。

下面便从这两方面对其人其事略述一二。

汉阳树下走出的盐政清官

张行方家境殷实，却因未如乃兄一般博取科名而心存遗憾。他把“学优则仕”的希望寄托在同治七年 （1868年） 出生的独子身上。此子名仁芬，字季郁，一字桂荪、桂生，又从唐诗“望古怀清芬”句摘取“怀清”二字而自号怀清斋主人。

从少年时代起，张仁芬就在汉阳树下、在银杏轩的书斋中刻苦攻读，打下了良好的古诗文基础。2014年出版的 《湖北文征》 （全本） 收有他的遗文二篇：《校刊胡氏遗书后序》、《海蠡集跋》。从二文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学养和古文功力，而受托撰写序跋，也说明其文章受人推重，为人喜爱。他还留有 《怀清斋主人未是草》 诗稿一册，诗不多而风格清新。他的书法以正楷和行楷为主，属于中规中矩的馆阁体。

在他未满18岁时父亲行方卧病不起，苟延两年离世。这就使他不得不子承父业，废学经商，以挑起家庭生活重担。由于他为人诚信，行事干练，又乐善好施，因而在商界享有声誉，生意也做得很兴隆。他收购了银杏轩南面的几处房产，使院落延伸达百余米，形成现在汉阳树公园内外两院的规模。

他一直没有忘怀仕进。如同现在一些人看重官阶、职称、学位，在一个以“士农工商”排序、商人受轻贱的时代，经商致富的人通过捐纳来改变社会地位，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以捐资纳粟换取官爵，据说始于秦代而盛行于晚清。由于官职有限，捐纳的可以是实缺，也可以是虚衔。如何通过或虚或实的名称将人划为三六九等，在中国历来都不成问题。

张仁芬捐的是实缺。光绪三十年 （1904年），他将妻儿留在银杏轩，将商铺交给管家和长子料理，只身赴江苏板浦任职。其后六年间，他主要在苏北沿海的板浦、安丰等地出任盐课司大使，兼管民政。以前在我的印象中，盐官的主要职责是向盐商收税，似乎是个肥缺。但听岳父说，张仁芬重视名节，是个清官，在任时从未留下任何污点和差评，政声极好。前几年，岳父去世后，内弟在家中找到一纸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板浦文士丁锡福写的 《送张公季郁序》。这里的“序”，指的是唐宋以来作为送别赠言的一种文体，如韩愈 《送孟东野序》、龚自珍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等皆是。而丁序很真实地反映了张仁芬任期届满行将离别时板浦人民对他的爱戴与不舍之情。

这篇赠序大致表达了如下几层意思：一、为官者应将利民放在第一位。二、板浦因系淮北最大盐场，以往的盐官都将全部精力用于盐务，而对地方民事不闻不问。张仁芬到任后，则关心民生疾苦，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修整道路，安置流民，架设路灯，储备粮仓，开办工厂，办了很多利民实事。三、作者本人从未登门拜访过张仁芬，但私下对张施行的每一件实事都“额手相庆，狂喜累日”，希望国家能多一些这样的人才。四、作者素性不爱逢迎，羞于写马屁文章，只是因为对方即将离任，出于不能抑制的感情，才写了这篇赠别之序。序中还用了东汉名臣寇恂、唐代京兆尹李岘调离时被百姓再三挽留的典故来比拟张仁芬。

从 《怀清斋主人未是草》 和其他文献的相关叙述来看，张仁芬调离一年后，淮北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板浦盐枭煽动灾民作乱。危难之际，他被再次派往灾区，处理赈灾、平乱、重建等许多困难问题。下车伊始，他就捐出私银千两赈济灾民。接着又捐出养廉银 （旧时官吏除俸禄外，另有养廉银，各地标准不一，类似现在基本工资外的奖金），用于开设济婴所。前来探亲的妻子汪氏也毫不犹豫地摘下首饰助赈。经过一年努力，赈灾育婴取得成效，盐枭作乱得到平复，重建工作也快速推展。待他离任时，当地士民自发为他修建一座牌坊，上面大书“粒我烝民”。四字典出 《尚书·益稷》 的“烝民乃粒”，大意是让百姓获得粮食，开始新的生活。

宣统元年 （1909年），张仁芬出任安丰盐课司大使。安丰为淮南最大盐场。关于他在安丰的政声和事迹，我们以前并不详悉。2016年，内弟上网浏览时，偶然发现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重建了当年的盐课司衙门，并将张仁芬的绣像悬挂在东花厅，蜡像陈列在大堂右侧;他的事迹也以真人秀的形式定期在镇上搬演;东台市委党校则将曾在盐课司任职的北宋名臣胡令仪、张伦、范仲淹和清末的张仁芬四人作为历史上廉洁奉公的表率，号召党员学习。

2016年夏，我和老伴及两个内弟来到安丰镇，受到镇领导的热情接待。熟悉当地掌故的学者带我们参观了重建的盐课司衙门和若干历史遗迹，讲述了在安丰民间流传百余年的张仁芬廉政爱民的故事。其中“张大使出巡震慑黑恶势力”、“张大使除夕送钱”、“张大使智断烟杆案”等轶事在安丰一带颇为人知。镇上古街每周六还演出张仁芬“坐堂”、“出巡”、“传唤”、“断案”的真人秀节目，以至于成了古镇的一道特殊风景。

我們又被引去参观镇北的四圈门。据知当年张仁芬离任时，百姓拥上街头，竭力挽留。感动之余，他脱下一只官靴留给当地作为纪念。这只靴子一直挂在四圈门上，许多年后才被取下。如今复建的盐课司衙门内陈列着张仁芬蜡像，表现的正是他与父老百姓依依惜别的场景，蜡像手中捧着的则是一只官靴。近些年安丰开发，旧建筑多有拆迁，而四圈门则作为历史遗存被保护下来。

张仁芬的政绩政声当然也受到上司赏识，一个很好的证明是，冯煦曾题赠给仁芬一副对联，对后者的业绩予以肯定和嘉勉。熟悉近代史和近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冯煦字梦华，号蒿庵，光绪十二年（1886年） 探花，曾接替被徐锡麟暗杀的恩铭出任安徽巡抚，因为官正直廉洁而享有清誉。他又是晚清词坛重要的词人和词论家，著有 《蒿庵词》 《蒿庵论词》 《蒿庵类稿》，编有《宋六十家词选》。宣统二年 （1910年），江苏、安徽遭遇严重水灾，在家闲居的冯煦被起用为查赈大臣，以近古稀的高龄巡视两省灾区。赈灾的同时，他又积极筹款兴修水利，期间曾到东台，结识了政绩卓著的张仁芬，并用遒劲的章草为对方题联。联文如下——

声中采商，行乎正路;

器陈延喜，贡诸天家。

上联“采商”典出 《离骚》 和 《淮南子·汜沦训》，说的是春秋时期卫人宁戚曾为商贾，因讴商歌自荐而被齐桓公录用的故事。此处用来比喻由商入仕的张仁芬，称赏他一直走的是正路。下联“延喜”，是一种佩玉的名称;“天家”指天子，辞书的解释是因天子以天下为家，故称“天家”。这里是勉励对方继续用玉一般的器识，为朝廷作贡献。

对联上款为“桂生仁兄大人雅属”，下款为“蒿庵冯煦”;钤印“煦字蒿庵”、“丙戌廷试第三”。按明清时期官场习惯，四品以上始称“大人”。盐课司大使是个小官，怎么会称“大人”呢？原来，张仁芬任职期间，官品屡有提升，与冯煦相识时，他已经“保道员，分江苏候补道，加二品顶戴”。括号内文字引自他的墓志铭，原件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标题即为 《清故荣禄大夫二品顶戴江苏候补道张君墓志铭》。

汉阳树下的收藏

辛亥革命前夕，张仁芬从江苏卸任返回家乡。民国时期，他曾投资地产、金融，都不成功。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雅好收藏，这时读书赏碑、品鉴金石字画便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从他悬挂的“羲皇以上陶令;山水之间醉翁”、“佛容为弟子;天许作闲人”等对联和请人镌刻的“闲云夜翮”、“烟波钓徒之裔”、“蓬蒿随分有荣枯”等闲章可以看出一种自甘淡泊的心境。汉口法租界泰兴里落成后，他在那里租下三栋西式楼房居住，而把汉阳树下的银杏轩作为图书和古玩字画的存放处。

我岳父张世模于1912年出生在泰兴里，不满周岁其父病逝，由寡母一手带大，而祖父张仁芬则自然承担起对长孙的文化教育责任。听岳父说，他从幼年起即常被带往银杏轩，在汉阳树下玩耍，而屋内层层堆积的旧式书箱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懂事之后，每年他都会随祖父去那里晒书、晒字画。他说，祖父对书非常爱惜，由黎庶昌编、杨守敬监刻的 《古逸丛书》 出版后，立即购置一套，后来发现该书遭虫蛀，惋惜之余，花300元再购了一套。又曾指着藏书引用前人的话说：“子孙贤则读，不贤则鬻，无果蠹鱼腹。”意思是，后代贤能好学，则书留着自己读，否则宁可出让给爱读书的人，不要留着喂蛀虫。还告诉孙子，读、鬻、腹三字均为入声，这三句话是押韵的。

对于古玩字画，张仁芬是真心喜欢。与现在的藏家只知从藏品的市场增值获取快感不同，他们那一代人讲究的是对藏品的摩挲研考，追求的是审美情趣。他藏有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簠，又藏有一枚北宋周敦颐的铁质名章和一方南宋文天祥使用的四水归原砚，还藏有24件明人字画，于是用来作为室名并请人治印，印文为“簠庐退叟”、“周印文砚楼”、“廿四明贤书画室”。他收藏之富在当时汉上首屈一指，据 《怀清斋主人未是草》自注，“侪辈成以鉴藏家目之”。而在鉴藏领域，与他交谊最深、切磋最多的是年岁相仿的李拙翁。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在张行方购下汉阳树院落之前，张家世居东西湖柏泉一带，而李氏亦为东西湖人。他本名凤高，字钜廷，别号拙翁，壮岁曾任晚清驻日公使馆随员，归国后做过彭泽县知事，后辞职归隐庐山。想到陶潜当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去彭泽令的故事，又想到庐山距渊明栗里故宅甚近，他便刻了一方闲章，句为：“辞彭泽宰，近栗里居。”景仰兼自况的心理于此流露无遗。他是张裕钊的学生，于书法各体皆精，对碑帖深有研究。他曾对仁芬谈过张裕钊的一些特殊用笔技法。譬如永字八法中的“努”和“趯”，张是先写一竖，濡毫后再写一钩，分两笔完成。后世习者未亲睹张氏挥毫，往往竖钩连写，便永远写不出原书效果。

1925年，拙翁赴庐山前将自己的珍稀藏品包括前文提及的文天祥四水归原砚和若干字画碑帖转让给张仁芬，使张氏藏品大为增色。1931年，仁芬携长孙登庐山，在拙翁家住了三个月。两位银髯飘拂的老人，每日把臂游览山景，一派悠然世外的风致。他们曾在乌龙潭的山泉危石之上盘膝而坐，留下一张合影。为此拙翁特撰 《乌龙潭记》  一文，发表于1933年的 《庐山志》。

拙翁对庐山的最大贡献是对花径的考证与宣介。事情得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宪宗朝。那时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曾在庐山筑一草堂。元和十二年 （817年） 四月，他同友人游大林寺，被寺旁山桃烂漫的景象所陶醉，随即吟成七绝一首，这便是著名的 《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并不知道此事会留有遗迹。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一块苔藓斑驳的巨石才偶然被挖掘出来，上面赫然刻有“花径”二字。拙翁闻讯赶去，经考证后断为白居易手迹。兴奋之余，他着手募资，于该地建成花径亭、景白亭和石碑坊，又请时居庐山的老诗人陈三立（1852—1937年） 撰写 《景白亭记》一篇。正是由于拙翁的努力，白司马花径名闻遐迩，成为庐山游人必至的重要景点。在花径碑坊的门额上，刻有楷书“花径”二字;方形石柱上，则刻有一副隶书四言联，句为——

花开山寺;咏留诗人。

门额落款“拙翁题”;而由右侧所题“癸酉冬初”，可以知道碑坊立于1933年。四言联亦出于拙翁手笔。那时尚无放大技术，石上的擘窠大字均按手书刻成，由此足以看出书家的大字功力。

关于张仁芬的藏品，非一篇文章所能详叙，有件往事无妨在此一提。20世纪80年代，湖北省文联创办 《艺术与时代》 杂志，主编宋运昭先生向我咨询栏目设想，我建议开设“私人博物馆”专栏。谈到约稿对象时，我推荐了岳父，而老人家拿出的第一篇文章谈的便是已在“文革”初被抄没的文天祥四水归原砚。我受嘱为该栏代写了一个编者按——

本刊新辟“私人博物馆”专栏，将不定期地向大家介绍私人收藏 （或曾经收藏） 的文物和艺术珍品。这些收藏因从未公诸于世，所以对专业研究者和一般爱好者来说，都可一开眼界。本期介绍的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方砚台，便曾经为历代名人所珍藏而终于在“文革”中不知去向。从几位名家的题识可以知道该砚的价值。砚台最后一位藏主张世模先生的文章则介绍了它几经转手和失落的过程。我们欢迎海内收藏家慷慨赐稿。

岳父后来又为该栏写过多篇漫谈张仁芬藏品的文章，相较于“文革”中遭洗劫的丰富收藏而言，文章谈到的大约不足百分之一。

1931年汉口大水，东西湖柏泉一带汪洋一片，无家可归的张氏族亲纷纷前来投奔求助。身为族长的张仁芬慷慨腾出自己的多处房屋包括银杏轩，从此汉阳树下换了一批新的住户。之后的岁月中，从张仁芬到我岳父，既未向族亲们收回房产，也从未向他们收过房租，实际上放弃了所有权。

1935年张仁芬于泰兴里溘然长逝。翻阅内弟所著 《巍巍汉阳树—— 记怀清斋主人张仁芬》，我很欣赏自称“安丰平民”的学者顾礼學先生写的短序，现摘录如下，借以结束本文——

我是怀着虔诚而崇敬的心情读完书稿的。读着读着，思绪穿越时空，回到唐代，飞向湖北。脑海里回荡着“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雄浑奔放、气势恢宏的诗句;眼前突现凤凰巷巍然挺立、葱茏舒展的汉阳树。读着读着，敬意油然而生。怀清斋主人秉持“清白忠厚”的家训，从汉阳树下静心读书，养就一身浩然正气，到出任两淮盐场大使，心系盐民，除暴安良，有如巍巍汉阳树顶天立地于环宇间，深深扎根在老百姓心目中。

人们期待汉阳树长青，欣闻武汉市政府启动保护“汉阳树”工程，专家们加以特级保护，求其延年益寿。人们崇敬怀清斋主人，安丰人民政府复建盐课司署，专设张仁芬纪念室，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首批特色小镇、两淮盐文化旅游名镇安丰的独特风景，我们坚信先贤张仁芬千秋万代永存！

（选自《长江文艺》2019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