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想到宋代，首先想起的是一场场大雪，想到宋太祖雪夜访赵普，想到程门立雪，想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仿佛宋代，总有着下不完的雪。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也是从隆冬画起的，枯木寒林中，一队驴子驮炭而行，似乎预示着，今夜有暴风雪。萧瑟的气氛，让宋朝的春天，显得那么遥远和虚幻。

《水浒传》也可以被看作描绘宋代的绘画长卷。《水浒传》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文字是关于雪的。文字随着那份寒冷，深入了我的骨髓。《水浒传》里的大雪是这样的：“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還写：“（林冲）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

大雪，在林冲的世界里纷纷扬扬地落着，好像下了一个世纪，下满了整个宋代，严严实实地，封住了林冲的去路。

林冲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其实是没有任何实权的底层公务员，说他是“屌丝”，并不冤枉他，所以高衙内这个高干子弟才对他百般迫害。但即使如此，林冲想的还是逆来顺受，一心想在草料场好好改造，争取早日重返社会，与老婆、家人团聚。只是陆虞侯不给他出路，高俅不给他出路，留给他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反”。逼上梁山，重点在一个“逼”字，没有朝廷逼他，林冲一辈子都上不了梁山。连林冲这样一个怂人都反了，《水浒传》对那个时代的批判，是何等的不留情面。

那才是真正的冷，是盘踞在人心里、永远也焐不热的冷。宋徽宗画《祥龙石图》、画《瑞鹤图》，那“祥”“瑞”，那热烈，都被林冲这样一个小角色，轻而易举地颠覆了。

宋代的人都没有读过《水浒传》，但一入宋代，中国绘画就呈现出大雪凝寒的气象。像郭熙的《关山春雪图》轴、范宽的《雪山萧寺图》轴等等，都是以雪为主题的名画。雪，突然成了宋代绘画的关键词。以至于到了明代，画家刘俊仍然以一幅描述赵匡胤雪夜访赵普的《雪夜访普图》轴，向这个朝代致敬。

这在以前的绘画中是不多见的。晋唐绘画，色调明媚而雅丽，万物葱茏，光影婆娑，与绢的质感相吻合，有一种丝滑流动的气质。

到了宋代，绘画分出了两极——一方面，有黄筌、黄居寀、崔白、苏汉臣、李嵩、张择端、宋徽宗等，以花鸟、人物、风俗画的形式描绘他们眼中的世界，田间草虫、溪边野花、林中文士、天上飞鹤，无不凸显这个朝代的繁荣与华美;另一方面，又有那么多的画家痴迷于画雪，画繁华落尽、千峰寒色的寂寥幽远，画“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的浩大意境，画“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清旷虚无，似乎预示了北宋时代的鼎盛繁华，最终都将指向靖康元年的那场大雪。

宋代雪图中的清旷、寒冷、肃杀，确实有气候变化原因。艺术史与气候史，有时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隋唐时代，中国气候温暖，所以隋唐绘画，如实地反映着当时的气候状况。

那时的中国人，窝在长安城里，吃着肉夹馍，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暖冬。冬天的气温尚且如此，春夏就更不用说了。我甚至想，唐朝女人衣着暴露——袒胸露背，蝉衣轻盈，气候温暖应当是一个前提条件——世间能有多少人，甘愿为了风度而牺牲温度呢？

宋代中国的气候是冷的，比唐代要冷得多。宋代画家用一场场大雪，坐实了那个朝代的冷，以至于我们今天面对宋代的雪图，依然感到彻骨寒凉。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分别是：东周、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明末清初。而这四个时期，正是群雄逐鹿、血肉横飞、天下乱成一锅粥的时候。那乱，可以从气候上找原因，因为中国是农业立国，老百姓靠天吃饭，气候极寒导致粮食歉收，造成大面积饥馑，加上朝廷腐败等因素，很容易使天下陷入动乱。

宋人画雪，不是那种欢天喜地的好，而是静思、内敛、坚韧的好。假若还有希望，也不是金光大道艳阳天的那种希望，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

我看过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江湖人称“小李子”）的电影《荒野猎人》，他演的那个脖子被熊抓伤、骨头裸露、腿还瘸了的荒野猎人，就是在无边的雪地里，完成了生命的逆袭。但在几百年前，在中国的《水浒传》里，施耐庵就已经把这样一种寓意，转嫁在豹子头林冲身上，于是在少年时代的某一个夜晚，我躲在温暖的被窝里，读到如许文字：“林冲投东去了两个更次，身上单寒，当不过那冷。在雪地里看时，离的草场远了，只见前面疏林深处，树木交杂，远远地数间草屋，被雪压着，破壁缝里透出火光来……”

我相信在宋徽宗的晚年，他所有的眼泪都已流完，所有的不平之气都已经消泯，他只是一个白发苍然的普通老头，话语中融合了河南和东北两种口音，在雪地上执拗地生存着。假若他那时仍会画画，真该画一幅《雪江归棹图》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颠沛的一生，做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