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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与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提升

2019-10-15王琼

文教资料 2019年22期
关键词:公民教育思想政治实践教学

王琼

摘    要: 公民教育与高校思政实践教学在教育形式层面有契合之处。本文立足高校思政实践教学特点,分析影响高校思政实践教学实效性的因素,借鉴公民教育中公民素质培育模式,提出构建以公民素质为中心的高校思政实践教学机制。拟通过该机制统筹多种实践形式,探索高校思政实践教学的创新性模式。

关键词: 实践教学    思想政治    公民教育    公民素质

高校思政实践教学在创新性地运用知识和技术手段不断改进组织方式和教学形式的同时制约模式创新的因素不断凸显,包括参与度弱化、社会实践主题泛化、实践主客体错位、组织形式碎片化等。随着国内对西方公民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公民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视角已获得一定关注、认可和倡导,当前对公民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已有多种策略性建议,但主要聚焦于宏观性的理论脉络、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层次、教育方式等的比较研究。本文就公民教育形式融入思政教育的具体环节——思政实践教学展开探索。

1.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影响因素分析

思政教育与西方公民教育同属于德育范畴,就价值观而言归属于不同体系。在德育目标和内涵层面,思政重在通过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的结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体现先进性和全面性,具有西方公民教育无法比拟的优势,灌输式教育方法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不可或缺。但在德育形式层面,西方公民教育主要通过将理论知识融入日常公民行动中,通过活动、惯例、仪式等方式,让成员参与其中,通过自省方式接近理论内核,培养公民意识及与之相匹配的公民能力和習惯,隐性教育方法更具实效性。这两者在德育目标、组织形式、能力目标上有契合之处,以思政实践教学环节作为切入点能有效吸收借鉴公民教育的比较优势。思政实践教学有多重定义,本文仅从思政理论课课程范畴探讨思政实践教学的问题,主要从参与度、个体内化度、机制完善度探讨当前制约高校思政实践教学实效性发挥的要素。

参与度是衡量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首要因素,“确保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参加社会实践”[1]是思政社会实践的基本要求,具体包括参与人数、参与深度、参与意愿、实践效果等。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已广泛采用多样化形式激发学生参与思政实践教学的热情。课堂实践是思政社会实践的主渠道,但大班制教学形式下,以课堂活动形式开展的实践教学受限于课时和课堂规模,多数无法完整、深入展开教学环节。以思政第二课堂形式开展的知识竞赛、演讲赛、辩论赛、短片制作等各类校园实践活动,参与学生群体具有一定的对象适应性,削弱了不具备此类活动特长学生的实践参与积极性和创造力。校外各类思政类社团活动、志愿者活动、参观考察、社会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受实践活动场所和资金活动的限制,所覆盖学生群体较之前两种实践形式更狭窄。参与人数和参与深度直接制约学生实践参与意愿和实践效果。

个体内化度是影响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根本因素。思政课实践教学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作为首要任务”[2]。当前以宏观指导思想指引开展实践活动时,部分存在实践内涵泛化和主题选择随意性问题。在实践形式层面,高校思政课实践与其他形式专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等社会实践边界不清,意识形态属性弱化,内容泛化,易出现用就业、心理指导、相关专业实践和校园文化实践代替思政实践教学的倾向。缺乏统一纲领和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设计和实施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缺乏承载理论和宏观战略安排的国家政治生活的生动具体展开,学生对现实的政治生活缺乏切身经验和主动参与意识,易从旁观者角度看待和分析问题,面对各种复杂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和媒体表达的影响时,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受到质疑。

活动机制完善度是制约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基础性因素。“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3]。但高校四门政治理论课实践主题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实践内容和理论层次彼此相关,缺乏一体性设计,交叉重复情况普遍存在,随机性较强;实践教学组织过程缺乏过程性要求,衡量实践教学的成效缺乏可量化且操作性强的评价标准,以参观访问、社会实践,专题调研、公益服务等方式完成实践教学成果评价和反馈情况不一。且在活动安排、资金使用、组织环节与其他形式的实践主导部门协调和互相支持程度取决于各校实际状况,实践组织体系缺乏系统性,外部缺乏互补性,影响实践教学成果和质量。

以“增强参与度、注重内化度,提升体制完善度”为目标,通过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实施策略和途径,切实提高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教学机制创新迫切且必要。

2.公民素质与高校思政实践教学机制构建

区别于未成年人德育体系,高校思政教育除应体现德育深度和系统性外,还应借鉴公民教育理念和策略构建高校独特的思政实践教学机制。大学生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成年公民,就当前“公民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而言,最要紧的莫过于公民治理社会的基础——公民意识、公民素质——的培育,公民教育是公民意识,公民素质提高的基本途径”[4]。公民意识可以通过道德教育体系得到培养,公民素质只有在实践领域才能真正体现和养成。在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主体的道德意识和认同通过系统教育获得的可能性较大,公民身份具备的能力素质必须通过实践环节予以确认。以公民素质为中心构建思政实践教学机制是当前提高思政实践教学实效性的根本路径。

2.1以“责任意识”为中心构建实践课程体系。

西方公民教育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凸显主体责任性的实践活动安排、强烈的实践指向性和明晰的内容选择。责任意识是公民素质的核心素质,源于西方公民理论对“公共领域”的界定,以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定义为典型。公共领域作为公民道德和公民素质形成的重要领域,是德育价值观不断深化和内化的领域,以责任感为最显著特征,以主体性参与作为重要手段,以能力和道德素质的形成为最基本的要求,最终实现公民对公民身份的认同。高校思政课教学强调培养对国家、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及公认的社会价值的认同感,实践教学是在此基础上以明确的实践导向为特征,围绕特定能力和素质养成进行的系统学习安排。该学习安排需避免主题选择的无序性,强调以主体责任意识为内容体系划定社会实践活动主题的边界;避免以非主体化态度,通过简单评议、表层感受、形式主义的方式开展社会实践;避免思政实践主题泛化和空洞化趋势,安排实践者具体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了解社会主义政治活动流程,获得对微观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研判和对策。

2.2以“社会调查”为核心构建高校思政实践教学目标能力体系。

在思政社会实践的能力目标体系中,社会调研能力应当成为能力体系中的核心指标。虽然实践路径多样,但比较明确的是要求大学生“至少开展一次社会调查,写出一篇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5]。社会调查能力不应成为特定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而应成为新时代大学生必备的基础素质,也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技能,涵盖与人沟通的能力,以及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合法表达意愿、维护权益、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等能力,更多依赖现实的情境体验和公民政治生活现实参与。且社会调查可涵盖专业调研、深度体验和社会公益服务。强调问题意识,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问题结合具体时期、地域和行业探讨和展开具体问题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并形成调研成果,而非追逐社会热点话题,满足于形式创新与堆叠,止步于获得感受。

2.3贯彻“共享”“双向型”的思政实践教育理念。

哈贝马斯关于通过对话、协商和沟通达成民主理论的主张,对于当前中国公民教育的启示是“在教育中不仅要培养公民的公德和私德,还要注重公民学会从‘互为主体或‘主体间的角度看待自我和他人,通过民主实践的方式逐步培育和习得交往理性”[6]。思政理论教学由于教师具有先天优势,构建师生对话型的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难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语境中,结合国家政治生活的具体展开方式,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均无法直接从现有的书本或理论体系中找到问题的答案或者解决方式,教师只能在“在教学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爱、平等、谦卑等品质,根据情况通过对话交流与学生一起投入学习”[7]。在师生间共同探讨和平等对话交流才有可能。公民教育对个人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探讨,或可弥补片面强调个人对于国家和集体的义务与责任,微观政治事务融入不够,政治参与能力和参与意识不强等不足。

2.4“隐性教育”与“情境理性”相结合创设实践教学情境。

西方公民教育主动且充分地运用“隐性教育”的理念,在高校思政课这一显性课程中运用“隐性教育”则必须通过情境创设。哈贝马斯提出的“情境理性”(Situation Rationality)是公民教育实践情境的另一种表达。“‘情境理性就是人类的理性总是嵌入在具体情境里的,并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8]。而且在这一具体情境里,还必须以“实践共同体”(Communities of Practice)[9]的形态出现,通过协商确定需要进行的共同学习或共同实践。这一学习情境通过主体真正参与政治活动并且在一系列活动中获得技能,同时形成归属感,将规则和责任感内化于心,形成固有的行为模式,这是公民教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思想政治课发挥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内在要求。在深入、持续开展理论学习的同时,充分发挥移情教化和组织带动作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养成不自觉的行为习惯,为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的培养奠定基础。就思政实践教学而言,这种教育方法显然在加强互动增强实效性方面更有效,且从形式和目的角度而言,更契合思政实践教育的内在要求。

3.思政实践教学公民教育模式设计

在上述思政实践教学体制框架下,应探索以公民教育的理念、内容和方法的教学方法为主线,以课堂教学平台、网络教学系统、校内外实践平台三大平台为依托,构建融合课堂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三种实践模式的思政实践教学模式,并包含以下几个环节:

3.1“四化式”实践教学准备。

包括实践内容课程化,成立以思政教师为主体的思政实践方案设计小组,综合设计思政实施方案,对接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安排,明确课堂教学实践环节,形成具体的实践活动指南,为实践教学监督与测评提供依据。实践情境虚拟化,结合地域文化、校园文化、行业文化,选取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生活的重点问题,以校内外社会实践基地、参观调研基地,志愿服务基地等为依托,为学生营造身临其境的参政、议政模拟场景。调研题库规范化:调研题目提交并汇总后,由师生共同对选题进行比对、合并、层次筛选,形成思政实践调研题目基础数据资源库。主题选定自主化,实践活动准备初期,学生分组选题,并按模拟角色确定组内分工,分组提交提(议)案、建议和方案,通过流程讲解,使学生迅速融入项目情境之中,教师结合选题,组织学生分组学习“政府工作报告”及“政策解读”等相关材料,了解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

3.2“四阶段式”实践教学开展。

学期初根据学生选题,推动实践教学和实施活动。在明确对各调研主题的关注和看法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调研展示”“模拟听证”“修订完善”四个阶段进行。思政实践教学指导小组对学生各项实践活动进行整体说明和方法指导,学生实地调研阶段,撰写调研报告。二是展示阶段,调研结束后各小组负责人根据调研内容分组集中展示。三是反馈阶段,模拟听证会方式,由实践小组接受他组质询。答辩结束后,各组根据答辩的内容修正完善调研报告,同时由学生投票选出学生关切,论据充分合理、可行性高的作为最佳调研提案。四是修订完善阶段,根据学生选出的優秀提案,通过系列辩论会的方式开展深入论证和探讨,由学生根据现场辩论情况记录对议案做最后修改。

3.3“社会调研式”实践教学成果评估与运用。

实践教学成果的运用是实践教学发挥作用的重要一环,同时是以往实践教学中较容易忽视的环节。对于实践教学成果的评价首先是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包括专业评价和生生互评,社会评价相互结合的评价方式等,并将三种评价结合对学生评价开展作用。其次是评价结果的运用多领域化。综合性运用推选评优、成果汇报展示、成果交流、成果推广和成果使用等方式加强实践教学成果的运用,真正发挥实践教学成果的社会效用。再者是促进实践成果评价公允化,要在避免过度量化的基础上对实践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与测评,为实践教学成果的规范化提供标准。

3.4“三平台式”实践教学保障。

在运用实践教学成果时应着力解决实践教学时间和空间受限的问题,实现课内外各种实践形式的融合,创设课堂实践平台、课外实践平台、网络互动平台等三大平台,以解决大班授课,师生互动不充分及课时不足,学生理论知识储备不够的问题。一是课堂实践平台,即将现有教学内容按照学生的实践题目选择进行专题化处理,将实践教学无缝衔接于课堂理论教学。二是网络互动平台。积极组织开发在线开发课程和微课程群,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针对某些问题自主开展学习活动;三是课外实践平台。即整合现有的校园实践教学平台和课外实践基地等平台资源,为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提供平台支持。

高校思政实践教学现状迫使我们对制约其实效性发挥的因素进行分析,寻找提升实效性,建立相对科学规范的思政实践教学体制而努力。西方公民教育强调实践在公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隐性教育方式提升公民教育的实效性,为当前创新思政实践教学体制提供有益视角。通过对思政实践教学及公民教育的深度比较和分析,创新性地建立思政实践教学机制,并进一步探索高校思政实践教学的公民教育模型,为切实提升思政实践教学实效性提供新的视野。如何利用该理论促进思政实践教学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

参考文献:

[1][2]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Z].2005.02.01.

[3][5]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Z].2012.01.10.

[4]王振国.中国共产党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6]唐玉.哈贝马斯“三位一体公民模式”及其借鉴与运用[J].浙江学刊,2013(02):107-111.

[7]吕娜.保罗·弗莱雷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8]胡庆芳.学习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概论[J].当代教育论坛,2006(01):27-29.

[9]J·莱夫,E·温格.王文静,译.情景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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