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辉

摘    要： “大历史”是二十世纪末兴起于西方的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它主张将人类历史纳入最新阐述的宇宙自然史范围之内，综合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探索从宇宙大爆炸直至现代的历史。大历史的兴起，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紧张，以及人类在诸多科学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研究中的微观研究与宏大叙事并不矛盾。在小大之别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准，即研究成果的好坏之分。

关键词： “大历史”    大卫·克里斯蒂安    微观研究    宏大叙事

“大历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于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领军人物主要有大卫·克里斯蒂安及弗雷德·斯皮尔等。“大历史”主张将人类历史纳入最新阐述的宇宙自然史范围，综合运用宇宙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在不同的时间范围上探索从宇宙大爆炸直至现代社会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人类的可能未来。“大历史”自出现以来即获得学界的注目，其理论观点在澳大利亚、美国、荷兰、俄罗斯等国的历史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在历史教学领域展开富有成效的实践活动。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对大历史的首创人大卫·克里斯蒂安及其代表作《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1]称颂有加，甚至将其与牛顿及达尔文的卓越贡献相提并论[1]（1）。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称其“初次接触大历史时一下就被镇住了”，直言“大历史”是他“最喜爱的课程”，并希望每个人都能来听一听“大历史”的课[2]。相对来说，国内学者对于“大历史”这一史学流派的理论观点及其实践仍关注较少。在此，笔者不揣冒昧，试就“大历史”出现的背景及一些相关问题提出观点和看法，以求教于同仁。

一、“大历史”出现的背景

任何一个新史学流派的出现都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大历史”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所以在这时才开始出现，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背景。

首先，“大历史”的出现是历史学者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日益联为一体的反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世界各地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人类的时空观念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人类日益感觉到生活在一个类似于“地球村”的世界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一民族、任一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在此情况下，超越民族国家和文明区域的界限，从全球和全人类的视角重新编写历史，就成为历史学界特别是世界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涌现出一批用全球视角对人类历史进行研究的学术流派和学者。克里斯蒂安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大历史的不同之处在其历史叙述框架的扩大，它使得世人能够依此建立整个人类甚至整个生物圈的认同。在大历史的叙述中，你首先遇到的不是中国人或美国人，而是生物物种的一员，是人类。大历史就是要追溯整个人类的历史，塑造人类的认同。当今世界，人类面对越来越多的来自全球的挑战，所以就有了塑造全球共同体认同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民族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3]“大历史”主张将人类历史纳入最新阐述的宇宙自然史范围，讲述从宇宙大爆炸直至现代社会的历史，正是顺应这一趋势并将其发展至极致的表现。

其次，“大历史”的出现是历史学家对当前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紧张关系进行思考的结果。当前，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及环境污染等现象已成为困扰整个人类的问题，其结果甚至影响到人类的未来。这些问题都突出反映出作为总体的人类与大自然关系之间的紧张。作为众多生物中的一员，地球是人类目前为止唯一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重要性上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甚至要远超于人类内部各个不同团体之间的关系。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对此曾评价道：“人类不经意间在地球上进行了一场巨大的毫无控制的实验。我相信，到时候这将成为20世纪历史最重要的一面，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事业、普及识字、民主传播或者妇女解放更加重要。”[4]（4）对此，克里斯蒂安制作的时间年谱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坐标：如果将大爆炸以来宇宙130亿年的历史简化为13年的话，那么地球就出现在5天前;复杂的、多细胞生物体就出现在7个月前;智人就出现在50分钟前;农业社会距今只有5分鐘;工业革命只不过在6秒钟前才发生;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人口达到60亿则都只不过是过去两秒钟内的事情[1]（538-539）。在这样一个坐标中，“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点一览无遗。包茂红先生认为“真正用环境史思维构造全球史比较到位”的著作并不多见，“大历史”学派两位领军人物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及弗雷德·斯皮尔的《大历史的结构》正是其中的翘楚[5]。

再次，“大历史”的出现还得益于二十世纪人类科学的诸多重大突破。“大历史”的出现与二十世纪人类在宇宙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古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的突破性发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人类在诸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诸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理论、物质的基本机构、原子能、遗传物质分子双螺旋结构、大地构造板块学说、计算机、因特网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理论的创建，不仅使人类的视野得到极大的拓宽，而且使人类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之内创造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比拟的科学成就和物质财富。正是得益于这些最新的科学发现，“大历史”的写作才成为可能。

二、历史研究中的小大之分

“大历史”，顾名思义其特点是研究对象时空范围的宏大。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的导论中曾寄语“希望这本书能有助于构建一个更为统一的历史和普遍知识观的宏大计划”[1]（6），并力图使之成为一部关于起源问题的现代的创世神话。此等宏愿在绝大多数专业历史学者看来不仅过于宏大，甚至可能还有点匪夷所思。实际上，谋求贯通古今，并以所知世界的全部界限为叙述单位的宏大叙事在东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上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希罗多德、司马迁等皆为其中的楷模。但自十九世纪兰克史学以来，东西方历史学的研究对象逐渐开始都被限制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微观个案研究渐成史学的主流。及至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及汤因比《历史研究》的陆续出版，这种现象才开始有所改变。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付梓出版，这被认为是全球史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6]。然而，以威廉·麦克尼尔、杰里·本特利等为代表的全球史学者虽然也强调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从总体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研究，但将历史叙述的对象超出人类的范围而扩及整个宇宙还是闻所未闻。这样的宏大叙事是否意味着牺牲细节而必定沦为空洞的概说？而且对于如此范围内的巨量信息，历史学家能否驾驭？

对于这种质疑，克里斯蒂安回应道：“所谓详尽是相对的。在一个范围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内容，在另一个范围中可能就成了枝叶，而在最大的范围中可能就完全失去意义。一些问题需要长焦镜头，另一些则需要广角镜头。”而且，历史学家在将研究范围和眼界由小转大时“一方面会是细节的缺失，但同时更大的研究对象也会进入视野，从而弥补其损失，而这些研究对象如此巨大，近看是难以获见其全貌的。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没有唯一恰当的细节标准，也没有任何理由将惯例的时间范围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所要求细节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所提问题的本质”[7]（225-226）。的确，历史研究的对象有小大之分，小至一件物品、一个人物、某天发生的一次事件，大至历史上的某种现象、民族国家、文明区域甚或整个人类都可以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如若研究的是一个村庄在数年间或数十年间经济社会的变迁，那么历史研究者大可以搜集有关的文书档案及纳税记录进行研究。但如果如“大历史”这般要讲述一个从宇宙起源开始直至现代，有关过去历史的前后一贯的“现代创世神话”，则其所需的细节肯定会与前者完全不同。因此，对于重大问题的研究并非不需要细节，只是此细节非彼细节而已。

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对于小问题的研究没有价值，只有宏大的历史问题才值得叙述。

首先，历史学者有选择其研究对象的自由。对于“价值”的理解各有不同，某个在别人看来没有什么价值的历史问题，特定的学者则可能会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史家对什么叫研究的价值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这经常是由他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决定的。例如，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有没有价值？主张眼光向下、微观历史的研究者，当然会给一个肯定的回答”[8]。因此，对于研究对象的圈定，首先要遵从研究者的喜好及其价值判断，不必强求每个人都从事类似宏大主题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至于我花开后百花杀，及至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

其次，历史关切虽有远近之分，但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近的关切能解决现时所需，而远的关切则可以未雨绸缪，使在面临将来的问题时有所准备。民族史、地方史、国别史及其他专门史的研究可以给个人以明确的定位，增加其自重感和归属感，并解决一些现实的关切和问题;而诸如全球史及大历史的研究则有助于人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识，使其在更大层面上视人类这一特殊的生物为一有着共同命运的整体，从而可以共同面对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关切虽有远近、大小之分，但都有重要的价值，两者都不可或缺。那种一味强调民族国家与一味强调人类共同命运的做法则同样值得我们警醒。

最后，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并不矛盾。荀子曾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正如部件之于机器一样，微观研究可以为宏观研究提供原料和基础，宏观研究则可以赋予微观研究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大历史”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也是建立在前人对众多微观细节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克里斯蒂安认为“大历史”并非作为“微观历史”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对微观历史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反过来亦是如此[9]（28）。在这里真正要警惕的是那种将历史研究严格限制在一个狭小的时空范围和领域内，并以此作为史学唯一研究方法和范式的做法。

整体由部分组成但又绝非部分的简单相加。同样，世界历史并非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国家历史的简单汇编。因此，虽然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并不矛盾，但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将现有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也是史学发展的必需，需要有学者站出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有所创新，则殊为不易，这对史家专注于自己某一领域的研究甚至有着更高的要求。至于其是真的有价值，还是只是大而无当，甚至只不过是空洞的概说，还需要经受学界及历史的评判。并非只要是宏大敘述就都值得赞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区分之上其实还有一个更高的评判标准，即好的研究和不好的研究之分。而以这些标准判断，则克里斯蒂安及其“大历史”以其宏观视野对历史研究对象的极大拓展、对人类知识跨学科的整合及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剖析无疑有着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晏可佳，段炼，译.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2]比尔·盖茨个人官方网站[EB/OL].http：//www.thegates notes.com/Topics/Education/Bill-Gates-Big-History，2018.8.9.

[3]薄洁萍.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N].光明日报，2012-3-29（11）.

[4]J. R. MCNEILL.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00.

[5]包茂红.从环境史到新全球史[N].光明日报，2011-12-1（11）.

[6]刘文明.全球史：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N].人民日报，2012-3-1（7）.

[7]David Christian. The Case for “Big History”[J].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1，2（2）.

[8]王迪.不必担忧“碎片化”[J].近代史研究，2012（4）.

[9]David Christian. Macrohistory： The Play of Scales[J].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200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