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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体对现代汉语文学体裁的影响

2019-10-15任俊可罗晓蓉

文教资料 2019年22期
关键词:翻译现代汉语

任俊可 罗晓蓉

摘    要: 翻译体是翻译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跨文化的语言现象,对于引进外来文化促进汉语现代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探究翻译体与汉语现代文学四大体裁的关系,阐述其对汉语文学体裁现代化的示范引领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 翻译    翻译体    现代汉语    文学体裁

翻译即把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促进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体经常被等同于翻译腔、翻译症,成为被批判的有问题的翻译结果,但是翻译体是具有异域特色的一种特殊文体,对实现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翻译体

关于翻译体与翻译腔、翻译症的关系,首先要先从翻译说起。翻译作为一门学科,一直以来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尤其是翻译技巧。近年来,为了保留异质文化特色和传统文化特色,异化翻译的策略被提到较高的热度。1995年,美国学者Venuti认为异化是一种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翻译,在1997年英国出版的《翻译研究词典》对异化进行了较明确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1](95-96)中国学者对翻译体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就翻译的归化和异化上各方学者都提出看法,比较有名的是鲁迅与瞿秋白、赵景深和林语堂一场句法的归化与异化之争。在争论之初,学者们把归化和异化看作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争论双方各执一词。当然归化和异化各有优缺点,这是不容置疑的。不过翻译就目的而言,主要是让读者能读懂,便达到目的。近年来,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异化翻译被提高到文化传播的重要高度[2](3-4)。异化翻译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即努力做到尽可能地保持原作的风味,使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得以存续,为了使目的语读者领略到“原汁原味”的异域而不惜采用不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异化翻译既有利于保存他国的文化异质,又有利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从而体现中华的文化自信。

翻译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同的翻译技巧造成的,叶子南在《高级英汉翻译理论和实践》一书中认为“译者在翻译中首先听到的或者看到的总是音或词,所以比较符合实际的对比方法应该从较小的语言单位开始,然后是较大的语言单位,最后再去看语言外的因素”。我们从他的看法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大多数译者在翻译中面临的问题是逐字逐句地翻译再加上文化差异和思维差异所带来的翻译问题,也就是翻译腔、翻译体和翻译症的出现[3]。近年来对翻译体的定义繁多,各学者纷纷各执一词,有学者对翻译体做出了如下定义:“翻译体它本身就是既不同于译出语又不同于译入语的一种特殊语言。”[4](291)方梦之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译学大词典》中将翻译体定义为“与本民族的创作体”相对,可以泛指一切外来的翻译文学作品在文体上的总称。罗晓蓉在《论翻译体对汉语的积极影响》一文中进一步概括翻译体的定义及其存在的文学价值。其对翻译体的做出的定义为,翻译体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体裁,而是一种亚体裁,一种过渡体裁和戏仿体裁[5](100)。王家新认为翻译体是在翻译中形成的一种文体和语言表达方式。正是“翻译体”的影响,使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历程被中断几十年之后,又重新获得自己的声音和语言,经历近百年的与我们传统语言的相互作用、相互整合,才形成今天的写作方式和说话方式[6](136)。因此,翻译体对于现代汉语体裁的发展延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2.现代汉语体裁与翻译体

汉语文学体裁按时代可分为古代文学体裁和现代文学体裁,按类型分一般分为小说、诗歌、小说、散文四大体裁。童庆炳先生认为“体裁是文本基本要素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和谐的、相对稳定的特殊关系,正是文本诸要素的完美结合,构成了某一体裁的独特的审美规范。一种文学体裁的形成是长期的创作实践的结果,也是一代人探索的结果,体裁犹如语言中的语法规则,不是某个人的规定,而是一种经过长期实践后的约定俗成”[7](105)。汉语体裁的现代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翻译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末民初的翻译浪潮由梁启超、严复等人带来,以开民智、立新风为目的,引进大量翻译作品,带来新鲜的翻译体,由此推动汉语四大体裁从思想、内容、形式、地位上的现代化进程。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带来一批新翻译浪潮,翻译体的新变化促进汉语四大体裁现代化模式的初步确定。

2.1现代小说与翻译体

汉语小说的现代性和翻译体有着最直接密切的关系,翻译现代性即现代文学诞生的途径[8](9),也就是说翻译对现代小说具有推动作用,翻译体是相对于翻译而言的,也有推动作用。现代小说与翻译有着密切关系,翻译从以前的文言文转为现在的白话文,先是从早期翻译的西方经济强国的通俗小说开始,之后是翻译一些西方文学作品,这是新式文人进一步挖掘落后国家可以依赖的西方“现代性”资源,力图拉近与本来遥不可及的西方现代性之间的距离,借此构建中西合璧的“现代性”文学,为社会的进步服务,于是小说开始思想上与现代性接轨。由于政治家们的大力推崇,中国小说从以往的不入流的地位开始向文学的中心地位转移。小说形式的现代性应该从五四之后说起,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国家的小说呈现散文化的趋势,而且现代翻译家对散文化的小说翻译起着推动作用,比较知名的小说家鲁迅等人的翻译作品偏小说化,而且著名翻译家张培基在散文方面的翻译有所建树。此时的中国小说开始呈现与传统小说不同的审美形式,有人把这归结于翻译对小说的影响,尤其是短篇小说。一些大作家认为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家才是大家,因为短篇小说短小精悍,而且短篇小说更能表明一个作家的能力。鲁迅等人在表明短篇小说是现代文学最高的文类,对于现代的小说的翻译使我国小说有了发展,林抒、郭沫若、周作人都对小说的现代翻译起着不可推动的作用。翻译是一個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过程,翻译体对于现代小说的日臻成熟起着不断推动的作用。

2.2现代散文与翻译体

散文是现代文学体裁重要的组成部分,五四运动之后,现代白话为现代散文提供适当的语言表达工具,使散文有了进一步发展,外国散文为中国散文提供范本,报刊散文为其提供发展园地,论述类、记叙类、抒情类散文大量涌现使散文达到发展高潮,胡适在推动散文的发展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亲自写作还是翻译外国的散文作品,都对散文起到推动作用。鲁迅的散文名闻中外,曾被选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鲁迅翻译过小说,他的散文写作受到翻译体的影响。同时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建设方面,鲁迅也付出创造性的劳动。他的叙事记人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抒情述怀的散文诗集《野草》,是中国现代正宗散文的典范。他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率先在中国提倡闲谈体(或娓语体)的散文[9](51)。鲁迅自己书写散文,也翻译散文,翻译对现代散文的引进起着推动作用。翻译的灵活性体现在选词酌句方面,就如古诗词中推敲的故事一样,否则就会出现翻译腔、翻译症的现象。翻译的中文不像中文,外国文学不像外国文学,不利于后辈借鉴。翻译体比较中性,翻译得好,可以借鉴,翻译得不好,逐渐完善,也能成就好的翻译。所以,继前人的翻译之后,翻译在一步一步完善,到现代散文的翻译也日渐成熟。叶圣陶等人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中提到散文和事实不可以分离,即使是一篇随笔或杂感,也是通过真实的经验、真实的感觉,而且是真实地被抒写着的。对于散文的翻译要注意把握其中的感情,在散文的翻译过程中,要仔细斟酌,用词用句,散文真实,形式自由,翻译也要动态,最后出来的作品是具有浓郁异域风情和深厚情感的翻译体,对中国现代散文起到积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2.3现代诗歌与翻译体

从古至今,最先出现的是诗歌,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诗歌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传统诗歌从诗经到词曲格律讲究,展现独特的韵律美和意象美,外国诗歌的翻译所产生的翻译体,对中国新诗形式的萌芽到基本定型具有重要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包含的新诗革命打破文言旧诗词格律,使得诗歌翻译体的格律标准可以说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此时有无格律或者采用何种格律样式,都可能被接受和采纳。诗歌翻译尤其是英诗汉译所成就的翻译体对新诗创作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第一,在语言上,汉译英诗翻译体率先使用白话译诗,增加虚词和口语对话体的使用。第二,在创作风格上,突破以往中国士大夫文人雅士诗歌的风格,出现了中西杂糅的平民亲民风格,比如以冰心為代表的“哲理诗”,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狂飙突进”的自由诗,以及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伤感抒情诗”。第三,在诗歌格律上,打破传统诗歌格律及创建新的诗歌韵律,为新诗创作提供先锋引领。由此可见,翻译体为新诗创作提供了范本。

2.4现代戏剧与翻译体

戏剧文化在中国博大精深,每个地区也都有自己的特色戏剧,比如河南豫剧、北京京剧等不同剧种,作为对中国传统戏剧重要补充的现代戏剧的发展,戏剧翻译是很重要的一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社会背景下,戏剧作为现代文学的一种形式,得到了发展。戏剧作为思想、形式、情感表现高度结合的形式,首先被赋予感化教育人的社会教化功能,成为当时社会启蒙的工具和重要的思想武器[10](111)。其中洪深在谈论起胡适时说:“胡适的教人学习西洋戏剧的方法,写作白话剧,改良中国原有的戏剧,他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而且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对于戏剧的这种功能均不约而同地给予认同,服务社会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戏剧的主要功用。对戏剧功能的期待直接决定翻译对象的选择。从译介对象的选择上,“五四”的现代戏剧倡导者是极其实用与功利的。选择写实主义作品是由于它可以用来处理社会问题,可以用来批判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与鄙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译介写实主义作品是历史的选择。于是二十年代西方写实主义的剧作首先被译介到中国,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是这一时期翻译的代表。写实的手法被用来批判、否定传统戏剧不能面对社会现实,过于宣扬忠孝仁义、因果报应、才子佳人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过气主题,以及唱念做打的僵化的戏剧范式,选择翻译以易卜生为代表的写实主义就成为社会历史与文学历史的必然[11](112)。

总的来说,戏剧翻译体对传统戏剧的影响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颠覆了传统戏曲价值观的颠覆,抛弃传统戏剧以中国封建宗法制文化和儒教为中心的宗法精神,提倡戏剧“为人生”的思想,赋予现代戏剧写实和社会审美双重使命,创立了现代戏剧的新价值观;第二,颠覆了传统戏曲语言与文体,抛弃中国传统戏曲诗和音乐的合体的语言,不再强调节奏、韵律、格式和音调,而是以写实的对话作为新剧语言的主要形式,创立了话剧这种现代戏剧;第三,颠覆了传统戏曲人物塑造,抛弃传统戏剧的唱念做打,平面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模式,创立个性化人物的塑造模式;第四,颠覆了传统舞台结构原则,从写意转为写实。不再采用传统的布景、名角中心制、舞台动作虚拟化、程式化等舞台结构原则,创造出比较完整的现代话剧的艺术形态,基本确立有严格排演制度包括编剧、导演、演员、舞美各方面密切配合的中国话剧演剧体制[12](95-97)。

3.结语

作家余华说:“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和发展的贡献首先应该归功于那群翻译家们,他们在汉语和外语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6](136)。翻译体作为一种中介的性质存在,在一个国家的文学形式转化成另一个国家的文学形式中起着关键作用。正是翻译体为现代汉语的四大体裁提供了具有先锋示范的外国文学现代体裁,推动了其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冯兴石.文化翻译中的“翻译体”现象[J].山东省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3(6).

[2]朱安博.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D].兰州:兰州大学,2007.

[3]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和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4]周晔.本雅明翻译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罗晓蓉.论翻译体对汉语的积极影响[J].榆林学院学报,2015(5).

[6]王家新.翻译文学、翻译、翻译体[J].当代作家评论,2013(2).

[7]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8]刘庆元.《小说月报》(1921-1931)翻译小说的现代性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9]林晓霞.试论五四运动创作思潮[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5).

[10]赵征军.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以《牡丹亭》的英译与传播为中心[D].上海:上海外国语学院,2013.

[11]徐剑.“五四”前后外国戏剧译介的目的论研究[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3).

[12]吴萍.翻译的颠覆力——反思中国现代话剧的发生,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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