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萌 邹露

85岁的曾宪梓先生至少以两件事为众人所知。

他以领带起家，于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成功创业，一手缔造了“金利来”帝国。在外国品牌流行时，他凭借对商业的灵敏触觉、超前的广告意识突出重围，将金利来领带打造成香港知名品牌。

他捐资助国，支持国家教育、航天、体育、科技、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从70年代末至今，捐资逾1400项次，累计金额超过12亿港元。他还设立了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体育基金会和载人航天基金会。

2019年9月20日16点28分，曾宪梓因病医治无效，在梅州逝世。在金利来集团发布的讣告中，“著名企业家”和“伟大的爱国者”成为他的两个头衔。

中国人的品牌

晚年，一身病痛的曾宪梓选择回家乡梅州休养，他认为家乡“水好，空气好，东西好”。据采访者回忆，曾宪梓在梅州的居所摆放着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和装在镜框中的捐建学校的照片。他的生活简单且朴素，护理人员称，他中午常以一份西红柿鸡蛋煮粉为食，这是梅州寻常百姓家的早餐。有时来了客人，才会加上排骨汤、炒蘑菇、萝卜丸等菜式。

这符合曾宪梓一贯的个性。70年代，“金利来领带”走上正轨，曾宪梓事业起飞，但他从不赌马，也不去娱乐场所，给自己规定每天生活费是10港元（后来随物价上涨加到30港元、50港元），常常是一个盒饭打发一餐。

习惯在幼时养成。曾宪梓出生的珊全村是一个位于粤东群山之中的偏僻山村，村子由几十亩贫瘠的水田、基座残缺的农家屋和十几户人家组成。父亲在他四岁时离世，母亲靠挑石灰、搭杆棚等苦工养活他和哥哥。苦日子让曾宪梓对生活的要求仅限温饱，亦养成了他的基本生活习惯。

他感念母亲的辛苦。在自传中，提到这段日子，他认为从母亲抚养自己的艰苦生活中，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感受到穷人家不可言传的疾苦，也有一股强烈的志气——好好做人，改变贫穷。

小学六年级后，他因贫困辍学。新中国成立后，贫困生得到国家资助，他拥有了再次进入校门的机会，在16岁的年纪就读初一。

1957年，他考上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进入广东省农科院工作。为解决父亲的遗产问题，他辞掉工作远赴泰国。

在这次哥哥与叔父的争执中，曾宪梓提出放弃遗产以求停息争执，因此获得了叔父的好感，也使兄弟关系产生嫌隙。曾宪梓将妻儿接至泰国，住在兄嫂家，并留在哥哥的工厂中学习领带制作技术，协助管理。后因与兄嫂嫌隙加剧，回香港创业。在叔父1万港币的支持下，他生产出了第一批领带。

曾宪梓的商人特质在此时开始慢慢显露。

他每天去尖沙咀一带兜售产品，曾因衣衫不整、大汗淋漓被正在谈生意的洋服店老板喝出店门，也因广东话带着客家口音被抽纱店老板嫌弃。

曾宪梓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两位老板：第二天带着咖啡上门致歉。他获得了对方的体谅，并成功推销了当时生产的泰国丝领带。两位老板对这位被赶出门外还登门道歉的年轻人印象深刻，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功”。

在叔父眼中，曾宪梓具有长远眼光。他曾给曾宪梓3万港币周转，曾宪梓攒够钱后专程到泰国，当面交给他10万泰铢。

叔父几番推辞后，曾宪梓给出除自尊心之外的理由：如果有一天自己成功了，叔父的孩子会说，“没有我爸爸你怎么会有今天。”如果自己倒闭了，叔父的孩子会说，“爸爸这样帮他都帮不起来。”

曾宪梓希望自己能“轻装上阵”。

曾宪梓的长远目光，同样展现在他对产品的选择上。在早期依靠泰国丝领带解决温饱后，曾宪梓开始进行更深入的市场调查。他认为，与款式多变、色彩缤纷的女装比，男性除了在领带上做一些色彩和款式的改变之外，很难在服装上有别的变化。他由此推断，领带会成为男性丰富外形的必然选择。

2004年12月23日，曾宪梓向国内32所高校、1750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捐赠奖学金

2006年，香港，曾宪梓参加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九周年的游行

香港百货业在香港繁荣的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以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为代表的百货公司，历史悠久，规模庞大，以家族式经营为主，专售西欧、北美的中高档商品，为喜欢舶来品的香港人所喜爱。长久以来，法国、意大利等外国名牌领带是香港领带市场的主流，香港大百货公司没有香港本土领带进驻，港产领带多在街边出售。曾宪梓发现，香港没有一家正规的领带工厂，本土领带多来自私人领带作坊，质量低劣，无论质地和款式都与外国产品有很大差距。

他下定决心要做出港产品牌领带。

他挑选了四款最流行、最高档的欧洲名牌领带，將领带拆到不能再拆，对内外用料、剪裁、缝合方式、图案设计、颜色配搭、商标设计一一研究，了解它们“好在哪里”。随后将其一一缝合，摸索这批领带的制作方法，最终成功复原。他设法从德国代理商处买来同样的原料，用同样的方式做出了四款领带，拿到相熟的百货公司经理面前，遮住商标让对方分辨，对方无法辨别。他的试验成功了。

对方仍对港产领带心存疑虑，曾宪梓提出以寄卖形式上架，进货时不收钱，卖完后再结账。不到一个星期，对方打来电话要求补货。由此，香港百货公司的货架上第一次出现了港产领带。

随后，领带的推广并不顺利。各大百货公司对这个新生的港产领带不屑一顾。曾宪梓认为，“香港的产品没有好的质量和好的品牌，只要让领带的牌子打响、质量得到保证并受到顾客欢迎，肯定有生意做。”

打响品牌成为他下一步的目标。

早期曾宪梓的领带名为“金狮”，沿用了德国进货商给的原料名“金比利”和“多必利”。设计品牌时，他决定沿用“goldlion”为英文名，并想到了用毛笔书写的方式完成品牌名的勾画。他用港币5毛和1毛硬币为模具，比照着画了两个圆，用毛笔填充，形成G，将儿子的三角板摆在其中，用作L，金利来的商标图案就此诞生。但品牌中文名一直悬而未决。

他曾将金狮领带送给一位潮汕朋友，遭到拒绝。因为在朋友的家乡话中，“狮”和“输”读音很像，在赌马和六合彩盛行的香港，“金输”听起来非常不吉利。朋友劝曾宪梓尽快改名。

在一次和朋友们去澳门的游玩中，曾宪梓在一旁研究名字。朋友看到goldlion的英文名，与曾宪梓一起讨论，一位朋友一边发音一边说“金利连”。

曾宪梓接口说：“有了，就叫金利来！”金利来的中文名由此确定。

此后，金利来在品牌道路上一路高歌。自1959年中国乒乓球队夺得乒乓球世界冠军后，乒乓外交成为一条可行的道路。球队战无不胜，风靡全球。曾宪梓赞助了中国乒乓球队在香港表演赛的电视转播，打出“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的口号。乒乓比赛盛况轰动香港，金利来广告每天都播，极大提升了知名度。金利来的订单大量增加，曾宪梓领带的生产工人由5个增加至30个。随后，曾宪梓花7万港元在无线电视台转播尼克松访华的节目中大做广告，还赞助了1972年的香港小姐选举……金利来领带成功走进香港各大百货公司，销路广开。

1973年，在世界石油危机冲击下，香港经济发生波动，百货公司进货受限。曾宪梓提出借个架子、借个台子，自己供货，找人售卖，“卖好了，我七你三，卖不好，我兜底。”据他统计，这个方法比把货卖给百货公司再由他们卖，生意多出五倍。通过这个方法，金利来柜台占领了香港各大百货公司。

这个方法后来成为很多公司采取的营销方式之一并沿用至今，它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专柜。

品牌打响后，金利来的发展一路顺畅，曾宪梓将“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改为“金利来，男人的世界”，扩展了金利来的产品线，使其从领带品牌发展为男装品牌。他成立金利来集团，并于1992年上市。当别人称赞他是“领带大王”时，他回应：“金利来领带是大王，我不是。”

《香港商报》“财富传奇”曾评价曾宪梓，称他创造了一个属于香港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品牌，使香港人不再认为香港货是廉价货，比不上外国的商品，“这该是每一个香港人感到骄傲的事情。”

终生报效祖国

曾宪梓生前的专访中，“报效祖国”是一个永不缺席的话题。问及爱好、最高兴的事、愿望等等，他的回答都离不开国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报效国家;最高兴的事是香港回归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客家人的传统就是爱国爱乡;年少时有个梦想是将来给母校捐教学楼……

他自认是一个真正的穷苦人，是一个被共产党和新中国改变命运的人。幼年辍学后，一位土改队员见他喜欢看书，将他送到学校，请老师关照他。学校学杂费全免，每个月给他3元助学金。

他16歲时还没用过钱，也没见过钱，3元钱带给他极大的心灵震撼。3元的助学金帮助他从东山中学读到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他多次重复：“从17岁到27岁，国家养了我10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是祖国抚育我成长。”

香港回归前，曾宪梓被国务院评选为港事顾问，从事香港过渡时期的工作，参与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参与议委会、组委会、国际委员会等一系列活动，为香港回归服务。很多人打电话支持他，也有人打电话骂他。“我完全不在乎，因为我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会一直做下去。我说过很多次，我要服务国家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论谁损害我们国家，伤害香港，我都不会允许，都要据理力争。”

香港回归当天，曾宪梓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现场参加了宣誓就职仪式。往后，他数次回忆当天的一幕幕场景，并提到自己情不自禁地举手高呼“祖国万岁”。

香港回归祖国后第二天，香港政府为他颁发大紫荆勋章时，他组织了一千多人的聚会，在会场上挂五星红旗，让人准备了一张唱片，播了一晚上红歌。他第一个站起来唱，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生日聚会、家族聚会等私人场合或公开露面的重要场合，曾宪梓常清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唱到加拿大，唱到欧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栽培成长的穷苦人。”

改革开放后，曾宪梓是第一批回到内地投资的港商。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我国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经济一度波动。曾宪梓将原本准备投资到美国的100万美元投资到梅州开厂，称自己很希望为祖国做一点事情。

事实上，早在1978年，他就向母校东山中学捐款30万港元新建一座教学楼。这是他捐赠事业的开始。

1992年，曾宪梓与教育部合作，设立了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当时他为基金会的成立捐赠港币1亿元。自1993年至1999年间，基金会连续奖励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院、中等师范学校（包括幼师及教师进修学校）及师范性较强的综合性大专院校中有成就、有贡献的优秀教师共7028人，金额达4502万元人民币。

由2000年起，曾宪梓基金会实施“优秀大学生奖学金计划”，用于奖励家境贫寒及在高等院校就读的品学兼优学生。计划实施以来，累计颁发奖学金逾1.22亿元。

2015年2月6日，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举行新春酒会，曾宪梓（右）与董建华握手交谈

2019年5月24日，曾宪梓先生雕像在圆明园揭幕， 85岁的曾宪梓发言，他的三儿子、金利来集团主席曾智明为父亲打伞遮阳。1993年3月，曾宪梓看到圆明园围墙尽毁，遗址荒芜，当即表示捐资800万元人民币用于修复圆明园围墙，抢救、保护圆明园遗址

在梅州，有曾宪梓中学（校训为曾宪梓提出的“勤俭诚信”）、曾宪梓体育场、曾宪梓大桥。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有曾宪梓堂、曾宪梓堂南院、曾宪梓大楼，还有曾宪梓奖学金、曾宪梓灵长类研究基金和曾宪梓医疗科研专项基金。曾宪梓先后捐资予母校中山大学的金额超过5300万元。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华侨大学、厦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夏大学等，均有曾宪梓捐资的大楼。

曾宪梓还斥资1亿港元成立载人航天基金。捐资1亿港元（后追加到3亿港元）设立曾宪梓体育基金，有至少176人次的中国内地体育运动员获得了曾宪梓体育基金会的奖励，奖金总额逾港币7500万元。他还大额捐资了“水立方”的建设。

2007年接受央视采访时，曾宪梓表示金利来不会破产，因为它的实力相当强，但“曾宪梓会死的”，“我死了以后，我们总资产的10%以上肯定用来做慈善事业。”

20世纪80年代，曾宪梓开始在社会公共服务上付出大量精力。他担任过香港事务顾问、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香港特別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的发展奉献至今。他做了10年广东省政协委员、7年广东省政协常委，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

此外，曾宪梓还身兼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副主席、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副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香港客属总会荣誉主席、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名誉副董事长等职。

2008年，曾宪梓被授予“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2018年12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曾宪梓获评“倾力支持国家改革开放的香港著名企业家”。

从金利来集团退休后，曾宪梓的人生大事依然是报效祖国。2019年8月10日，生命走向最后的时刻，他与七百多名香港各界人士一道联署，呼吁“香港不能再乱了”。

2018年接受采访时，曾宪梓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把为祖国做贡献做到最后一刻。”编号第3388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曾宪梓星"，以表彰曾宪梓为国家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他将之视为报效祖国的荣誉，也认定那是他的归宿。“明年（2019年）也许就见不到大家了……等我离开人世，我就住到那颗小行星上去。”

（参考《曾宪梓传》《曾宪梓成功之道》《走进曾宪梓》《曾宪梓画传》及新华社、《新京报》、华商韬略、澎湃新闻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