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巧瑞

摘 要：永历《宁洋县志》是三藩之乱时期明郑政权知县金基在康熙《宁洋县志》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地方志，其增改内容既有对实现“永历中兴”、否认清朝正朔的政治宣传，又有对宁洋战乱现状的描绘和对原志残缺部分的补充。一方面该志起到了基本的存史功用，另一方面该志同样反映出明郑政权反清的不彻底性。此外，金基于该志的落款表明郑经时期六官的品秩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永历《宁洋县志》 康熙《宁洋县志》 文本 增改

一、研究背景

永历《宁洋县志》为明郑知县金基在永历二十九年（1675年）郑经反攻福建时增修，原藏于日本上野图书馆（今并入日本国会图书馆），属于奉南明名义修成的方志，较为罕见。崔建英曾将永历《宁洋县志》与清康熙《宁洋县志》（藏于日本东洋文库）的文本字体进行对比，得出永历《宁洋县志》是在康熙《宁洋县志》的基础上剜改增刻而成的结论。原著字体为宋体，增补内容为写体。他主张将此本著录为“清萧亮修，张丰玉纂，明金基增修”①，这一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永历《宁洋县志》增改内容的意图。

大体言之，永历《宁洋县志》的增改内容可以分为三类：（l）对中兴正统的宣扬;（2）对兵燹凄凉的描绘;（3）对残缺原志的补充。其中，对中兴正统的宣扬是文本增改的核心，政治意图明显;后两者以提供信息为主，政治色彩较淡。本文将就此三类内容的增修意图予以分析。

二、方志修纂与文本意图

为了标榜自身的正统地位，清朝修纂的地方志中对南明史实大体采取四种的书写策略：（1）修改年号，将南明史实及人物改书作“崇祯时”的人与事（如乾隆《腾越州志》同知一项将永历时官员鲁舜中载为崇祯时任）;（2）删去年号，往往采用时间先后顺序，书于崇祯史实后（如道光《新平县志》将崇祯年后的南明知县俱写为“明末年任”）;（3）行顺治、康熙年号，将南明史实置于清朔之下（如雍正《白盐井志》中将张茂桂等永历贡监载入顺治年号下）;（4）不作书写，或为避讳，或为失考（如乾隆《池州府志》不言史可法在弘光朝之事）。在通常情况下，在清修方志中，大多不会径书南明年号与帝号，而是以福唐桂（永明）诸王相称（如乾隆《腾越州志·学校志》载张仲任仕唐、桂二王事），仅有极少数方志会直接载录南明年号而不加删改（如康熙《黑盐井志》所录的《鼎建真武硐玉皇阁碑记》中径载“永历十年”“永历庚寅”字样，康熙《大姚县志》保留“永历间任”的县令名目）。

由于部分笔法刻意省略年号，加之方志成于众手，有时会对方志的纂修产生误导作用。如雍正《白盐井志》的“举人”条目中，对“席上正”的描述为“乙酉科，姚安府学”，位列成化甲午科的“邱鉴”之后。然而其后《忠孝传》与《节义传》却将席上正及其妻封氏书作成化年间人，与《滇云历年传》、康熙《云南府志》《滇考》相左。其后修成的乾隆《白盐井志》、民国《盐丰县志》亦不认可，将“成化”改作“崇祯”（应用了前一种针对南明的曲笔）。雍正《白盐井志》“成化己丑四月”的时间记载与孙可望部将张虎攻入姚安的史实相柢牾，应为误书。因成化年间亦有乙酉年，编纂者将“举人列表”中位列成化邱鉴之后的席上正误以为成化举人，在其后《忠孝传》和《节义传》的修纂中一误再误。

与清修方志相比，永历《宁洋县志》同样试图宣扬其正统地位，对涉及当地明清政权交替的内容着重进行修改。在《重修宁洋县志序》中，金基直言在旧志的基础上“删其夷虏之颓风，復我明朝之旧典”，进而使“千秋万世之下知中兴盛举”②。《重修宁洋县志序》与《为纂修县志缮写进呈事》先后以“汉世祖中兴”“宣王中兴”比附三藩之乱时郑经对福建的军事行动。其《官师志》在补入“知县金基”“教谕杨菁献”时增刻其时为“大明永历中兴二十九年”：在补入“都督蔡隆”时增刻其时为“大明永历中兴二十八年”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永历中兴”实则囿于福建一隅，缺乏郑成功时期进军长江、逐鹿中原之气象，这在金基的《为纂修县志缮写进呈事》中亦可见一斑：“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俾万万俱进版图，有德有人有土有财。，④

针对原康熙《宁洋县志》中记载的清朝官员名录，永历《宁洋县志》同样进行了剜改增刻的处理，于卷五《官师志》的清朝官员名录前增刻“伪朝”二字，或将“国朝”之“国”字改刻作“伪”，且于卷八岁贡名目前改刻“国”为“伪”。除了这一笔法外，在清朝进士名目前还改刻“闰”字，指斥清朝为闰统，并在“进士”二字前加刻“清”字。永历《宁洋县志》以此否认隆武末年（1646年）到永历二十八年（1674年）这一时期清朝统治的正统性。然而，这一否认在永历《宁洋县志》中并不彻底，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首先，永历《宁洋县志》对清朝势力并未以虏相称，“虏”正是南明一方对清的通用称谓⑤。其次，除了《官师志》外，永历《宁洋县志》都没有对清年号加以修改、省略或特别说明。如卷六《武备志》中径书“顺治十四年知县萧亮度地设堡于十一湖”，再如卷七中《秩礼志》中有“康熙元年知县萧亮重修”字样等。上述内容都未强调清朔之伪，特别是“进士”前加“清”字，不过仅示国号而未见其伪耳。在围绕《宁洋县志》的正统之争中，南明一方的表现比清软弱，其原因大体有四：

（1）方志增修时间过短。在《重修宁洋县志跋》中杨菁献言：“未数日而邑志已黎然就诸矣”⑥，反映出增修时间之短。且《序》《跋》中俱提及当时知县金基的主要工作是为郑经的部队提供军饷，“未暇论黄数黑”，可见时间县志是金基对康熙《宁洋县志》中的清朔不能尽改的原因之一。

（2）作者增改的个人偏重。纵观全书，永历《宁洋县志》关于“正统问题”的增改内容主要集中于官府和科举人员的名目中（包含作者金基等南明官员）。金基的这种偏重一方面表明作者对书写当前郑军攻入福建的重视，在颇为有限的增修时间内，对涉及作者自己的相关名目加以增改，另一方面修志中对编纂者所处的年代有所偏重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

（3）明郑势力反清态度具有不彻底性。自郑成功时期以来，明郑势力在与清时战时和，并不排斥议和之事。郑成功在议和书中直称北京政权为“新朝”或“清朝”，未加贬损，更有“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若不信兄言，则为明臣而已”⑦之言。其子郑经亦接受议和，父子皆以“照朝鲜国例”为谈判底线⑧，愿“遵事大之礼”。郑经更言：“倘以东宁不受羁縻，则海外列国如日本、琉球、吕宋、广南，近接浙、闽，岂尽服属。，⑨自比海外诸国。由此可见，明郑势力初以抗清扶明为号召，后期却逐步侧重于割据闽台，欲自视为海外一国。故而，金基增修的《宁洋县志》虽行用明永历朔，对原方志中出现的清朝年号却不加计较，这与明郑政权反清的不彻底性是有联系的。

（4）明郑势力代际交替后反清意识的淡化。从永历《宁洋县志》的落款可知，金基出身育胄馆。郑成功于永历九年（1655年）设立育胄馆，“以死事诸将及侯伯子弟林平、林维荣充之”⑩。可见金基并非明郑政权第一代际的官员，属于死事诸将及侯伯的子弟，而是第二代际的官员。与早年自隆武政权抗清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官员不同，育胄馆出身的第二代官员距行朝较远，自永历行朝覆灭后与内陆的联系更是逐渐减少，虽奉明室之号，实则忠于郑氏，譬如“初成功虽承制设六官，文书仅称卑职，至郑经中年，文武具启始称臣”就是一例。随着明郑内部的代际交替与永历中央的败亡，金基等第二代官员的反清意识有所淡化，明郑也由最初沿海各反清势力的联合体转向效忠郑氏的政权。

综上，对于宣扬中兴正统的文本增改而言，其政治目的是围绕正朔话语权的争夺，在声称永历中兴的同时将清斥為伪朝，其私人目的是将作者及其同僚列于志书之内。与这一方面的增改相比，对兵燹凄凉的描绘和对残缺原志的补充更近于方志的“存史”功能。

在原康熙《宁洋县志》的缺漏部分，金基增改了一些对当时宁洋近况的描绘。在序言中，他言及自己到任时“城郭空存，人民逃散，满目蓬蒿，真堪洒泪”。从其未增改处（即原康熙《宁洋县志》）亦可得知，在清知县萧亮大兴建设、致力恢复的情况下，顺治十五年（1658年）户数1777、口数7583，尚较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17779户、9690口有所下降;当年的田地总数约441顷，较万历十一年（1583年）约563顷之额甚低。在三藩之乱、郑经反攻的情况下，宁洋屡遭兵燹而残破凄凉，故而，金基在《赋役志》的增补内容中叹言“自变革以来，沧桑兵燹，沦丧荒芜……则将来之振兴又不知何如”。这一记载对研究清康熙初年福建的恢复有一定意义。

金基所拾萧亮旧志“遗失十有二三”，除了个别文字的修改以外，还涉及个别章节内容的补充。其中卷二《舆地志》的“山川”“里社”与卷九《杂事志》的“中官”“寺观”“仙释”等内容皆为写体补版。在补版内容中，金基将前任清朝知县径书为“知县萧亮”，未加“伪”字，对其善举也不加避讳，如《杂事志》载“知县萧亮捐俸募善”（11）。在这一方面的增改内容中政治色彩稀薄，仅为单纯的历史记载与信息补充，侧面反映出这一志书并不具有浓烈的反清态度。

三、余论

在康熙《宁洋县志》的基础上，永历《宁洋县志》的文本增改一方面是中兴正统的政治产物，其中表现的反清态度并不彻底，另一方面承载了方志的基本职能，对当时宁洋的凄凉现状和原志遗缺内容进行信息补充，对研究郑经在三藩之乱时期的军事活动与其政权的政治心态有一定的意义。

另外，由此志可知，金基出身育胄馆贡生，原为吏官都事，后以内官外补，方为宁洋知县，散阶文林郎。可见这一时期作为吏官下属的都事并非如郑成功时“秩比郎中”，其官职和散阶俱为正七品。《闽海纪要》载永历二十八年（1674）时“郑经设六官，以洪磊为吏官，杨英户官，郑斌礼官，柯平刑官，杨贤工官，各名日协理，不设兵官，以陈绳武为赞画兵部，仍置六科都事、都吏”（12）。《闽海纪要》与《海上见闻录》皆记载郑成功与郑经设六官事（《闽海纪要》后者不言“承制”），两段时期六官制度的关联性尚有待探究。结合永历《宁洋县志》可知，郑经时期的六官品秩较郑成功时期很可能发生变化，两次“设六官”应分时期讨论。

注释：

①崔建英，永历《宁洋县志》版本识辨[Jl.文物，1893（12）：92.

②③④⑥（11）永历·宁洋县志[A].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10册）[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546-548 ，694-707 ，559 .552-553， 776.

⑤笔者注：时东南、西南一带所存南明势力于其文献中多称清为“虏”，可参见《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庆阳王马惟兴等为严斥各路大小兵丁不许临阵捉马事启本》等文献。

⑦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A].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85.

⑧笔者注：明郑欲照朝鲜例议和的记载颇多，此不赘述。另应注意的是，亦有清欲以朝鲜例招抚明郑的记载，如《海上见闻录》（卷下）载：“康亲王遣漳、泉二府知府同泉绅黄志美等照朝鲜例来议抚”。

⑨山口长孺，台湾郑氏纪事[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55.

⑩彭孙贻，靖海志[Z].清抄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第18页，

（12）夏琳，闽海纪要[Z].中国基本古籍库，第26页，

参考文献：

[1]崔建英，永历《宁洋县志》版本识辨[J].文物，1893（12）.

[2]永历，宁洋县志{A].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10册）[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3]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A].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山口长孺，台湾郑氏纪事[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55.

[5]彭孙贻，靖海志[Z].清抄本，中国基本古籍库.

[6]夏琳，闽海纪要[Z].清抄本，中国基本古籍库.

[7]阮旻锡，海上见闻录[Z].清抄本，中国基本古籍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