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宇莎

摘要：万玛才旦的电影作品《撞死了一只羊》，题旨丰富，受到关注。本文通过介绍电影中出现的自然景象和人文物象，阐释其背后的文化内蕴，还原电影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基于此，分析电影人物突围现实环境、走出精神困境的方式方法，印证人与人之间相互启发、逐步觉醒的可能。

关键词：万玛才旦;《撞死了一只羊》;文化;觉醒

《撞死了一只羊》是万玛才旦监制的剧情片，由两部短篇小说合并改编而成。小说《撞死了一只羊》描写的是，卡车司机金巴无意撞死了一只羊，到寺庙中找喇嘛超度这只羊，并为其举行天葬。小说《杀手》讲述的是，替父报仇的康巴汉子，历经艰苦来到寻仇村落，却选择放弃复仇。电影《撞死了一只羊》通过“撞羊”“偶遇”“问寻”“放弃复仇”“完成复仇”等情节，将上述作品所反映的情感与理智紧密结合。

该片上映后，万玛才旦就电影内容及主题、电影形式及技巧、电影市场及潜力等问题接受多家媒体采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万玛才旦和次仁罗布，受到先锋小说的影响，尝试创作地域特色和实验性质兼备的文学作品。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万玛才旦，因偶然因素阅读次仁罗布《杀手》，被主人公的复仇方式所吸引。凭借电影制作经验，在改编《杀手》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作品《撞死了一只羊》融入其中。司机和杀手之间的交往互动作为电影主干，折射出导演对“施舍”“慈悲”等概念的深思与理解。发生在过去时空、现在时空和梦境时空中的故事，通过黑白影像、彩色影像、褐色影像的转换，得以影像化。采用4：3画幅，不仅有助于展现人物的复杂关系、彰显电影的舞台性，而且强化了电影内外部世界的间隔效果、突出电影的荒诞感。文学文本转化为影视作品，离不开各路人马的把关与加持。“泽东”电影出品，王家卫、彭绮华监制，吕松野摄影，林强配乐，张叔平剪辑，金巴、更登彭措、歌唱家索朗旺姆联袂主演。

由上述内容可得，一部作品的诞生、推广、商业层面的获利，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值得深思的是，推动作品在创作层不断被优化、在接受层不断被理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第一：近年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青年人，热衷学习电影知识，想要借助电影技术再现、表现现实生活。与之同时，生活在青藏高原以外的青年人，对发生在那里的风俗仪礼和人情精神感到好奇、困惑。因而，藏语电影的制作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还原该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助于实现在多元共生语境中对藏族文化的祛魅。第二：青藏高原地势高、面积广，为保存传统文化提供稳定的地理空间。随着工业技术的革新，现代文化传播至此，像司机、杀手这样的人，成为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对话过程中的，探寻自我身份的人。第三：司机和杀手互为主体，无论是撞死了一只羊，还是替父报仇，都体现出他们面对生死问题的敬畏、面对茫茫世界的孤独。这些观点固然有可取之处，但或多或少割裂了文本环境与现实环境、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为探究《撞死了一只羊》能够立足影坛的深层原因，需阐明电影环境及其所对应的时代环境，继而阐释电影人物的生存状态。

一、显现时代环境中的藏民生活

影片开头，画面青灰，一辆卡车行驶在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高寒缺氧、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地区。可可西里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山脉连绵、盆地丘陵居多、湖泊密集，被称为世界上除两极之外最大的无人区。另外，东风卡车、收录男高音藏语版《我的太阳》的卡带、穿皮夹克和皮裤的时尚风潮，将电影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指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于一九五六年动工、一九五四年通车的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且里程最长的柏油公路，为西宁市和拉萨市之间的经济往来、文化互通做出重要贡献。有数据统计，截至一九八九年，通过青藏公路进藏的物资有一千多万吨、出藏物资有一百多万吨，改变了西藏长期封闭的状况。据此，行驶在青藏公路上运输草料的司机，是二十世纪后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接触外界各类信息的典型人物。

影片中，司机曾与两位商户打交道，映照出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交织杂糅。路边售卖羊肉的摊主，面对司机的问价，果断回应，宰杀好的整羊六百六十四元、体型较大的活羊五百元，并赘述因养家糊口才做杀生的营生。司机了解到整羊的市场价格后，告诉摊主自己要去趟寺院，然后再来购买。摊主换了一把大刀，砍向案板上的羊肉，反问司机“还以为你要买呢”。摊主感到愤怒的原因有：为改善生活，被迫把宰杀生灵的恻隐之心搁置一旁，蜕变为一名屠夫;坚守原有的交易准则，坦诚底价，却得到顾客的委婉拒绝，内心失衡。来到茶馆的司机，点了一小壶甜酒、两斤卤肉、十五个包子。看到女老板把先蒸好的包子递给后点包子的熟客，心生不平。再打算点十五个包子，却被告知过了饭点只卖喝的。无奈之下，又点了两瓶比本地拉萨啤酒售价昂贵的进口百威啤酒。女老板在延续茶馆核心功用的基础上，催生供餐、供酒服务。特别地，投产于一九八九年的拉萨啤酒，是当时西藏自治区唯一的品牌啤酒。

印有活佛形象的吊坠牌、超度生灵的寺院、天葬台、茶馆客人的金刚杵、玛扎手上的转经筒等影片形象，构建出一种被藏民普遍认可的、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价值观。司机撞死了一只羊，觉得它很可怜，不知道如何是好。得知购买一只活羊需要五百元后，他请求僧人为这只死羊超度，并支付五百元的超度费。超度结束，依照僧人的建议，决定把死羊抬到天葬台，让一群秃鹫分食，积累功德。在司机的心里，羊和人都有灵魂，只是因为轮回不同，有些投胎成了羊，有些投胎成了人。前世造孽的羊，虽然在肉体上意外死亡，但它的灵魂还游离世间，司机有责任帮助它被上天接引。所以，当看到秃鹫分食死羊、翱翔天际的时候，他不会感到血腥残忍，而是舒缓平静。这种认知世界的方式，是藏民讲求万物有灵、众生平等、赔偿命价、生死轮回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动机，能够有效弥合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关系，能够无形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内部矛盾。

二、寻求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

影片最初有一行字幕，“康巴藏人有个传统，就是有仇必报。若有仇不报，就是一种耻辱。”这句话不仅交代影片的文化背景，还暗指影片的叙事主体——杀手。康巴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山区，地势复杂，气候变化大。这决定康巴人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时期，以种植业为辅、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它的优势是保障了康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劣势是生产资料很难达到计划性积累，要想实现生活富裕，得依赖劫掠。或许仇人就是在劫掠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杀死了杀手的父亲。至于杀手认同复仇传统的主因是：康巴地区生产力薄弱，为维护有限生产力的长久发展，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诞生，具有自足性、封闭性。该种生产关系的重心不在于开拓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巩固原有生产关系。为巩固原有生产关系，势必要保护个人生命财产安全，若受到侵犯，必须采用最严苛的办法进行惩罚。值得深思的是，此种模式有其适用的前提，即康巴不会受到除康巴以外地区的影响。歷史上，康巴既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又是民族征战的要塞，还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多地文化在此交汇。这种现象在杀手身上有迹可循：他除了相信“杀人偿命、血债血还”，还相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这两种想法一旦叠加，杀手的人生将会陷入黑暗：仇人杀死父亲，父亲进入下一个轮回，故而没有必要杀死仇人;不杀死仇人，自己会被贴上受辱的标签;杀死仇人，自己会遇到恶报。与其说杀手十年寻仇，倒不如说杀手十年寻解。

司机的出现，对于杀手而言，就像是反射生活现状的镜子。司机体格魁梧，衣着时尚，见多识广，善于交际;杀手身材瘦弱，穿戴古旧，孤陋寡闻，沉默少语。司机因喝酒、看秃鹫翱翔而走神，无意撞死了一只羊。面对此事，司机的解释是“今天真邪门，一只羊莫名其妙地跑车底下……看样子拉了个倒霉蛋，别让我再倒霉就好了。肯定是要拉这个倒霉蛋，才莫名其妙地撞死了一只羊。”同时段内，杀手就问题谈问题，就事情做事情，如下可证：

杀手：“（拿出一包纸烟）这个抽吗？”

司机：“刚问你不说没有吗？”

杀手：“你只问我抽不抽，没问有没有。”

司机：“这有区别吗？问你抽不抽烟，就是问你有没有。”

杀手：“我自己没烟，也不抽。这烟是别人以为我是朝圣者给的”。

由上可知，杀手是一位不讲求语境、依照字面意思、诚实应答的人。日常交流并不畅通的原因是他们拥有两种不同看待世界的眼光：前者通过放大万物之间的间接联系，达成因果论;后者通过限定万物之间的直接联系，形成对等观。基于此，杀手在司机的身上感受到彼此的差异。

司机与女儿之间的血缘亲情，让杀手看到寻求另外一种生活的曙光。司机独自行驶在青藏公路上时，拿出卡带播放《我的太阳》;与杀手初次见面，歌唱、分享《我的太阳》;当杀手问他汽车吊坠上的女孩是谁时，坦言“我只有这孩子，对我来说就像是太阳，所以我喜欢这首歌。你不懂。”这三段情节层层递进，突出父女亲情，彰显天伦之乐，并无形影响杀手对亲情的认知。亲情可以让生命得到延续、文明得到传承，还可以让父母与子女体验到做人做事的幸福，而任何破坏亲情的行为都有可能给人的情感、精神、意志带来创伤。杀手本可以像司机的女儿那样享受父亲的疼爱，却因为仇人的存在，永远失去这个机会。来到茶馆的杀手打探仇人的下落，在此期间，听茶馆客人讲述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一个故事：他从康巴汉子那里花了两万块钱，买了一个被黄稠包裹、显露藏文的金刚杵，带着它四处做生意，收入满满。这个故事当中所包含的康巴汉子、金刚杵的心理效应，将痛失亲情的杀手彻底引向康巴藏人的传统。在玛扎杂货店，杀手在仇人面前痛哭流涕，就好像那根茶梗，在茶碗里孤独无助地漂泊着。他选择放弃复仇，原因是：他不想让仇人的儿子和自己一样失去父亲的陪伴;不想让自己永远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怪圈。必须有人挺身而出，愿意承受因挣脱困境而付出的代价，开创新局面。

杀手经过长久的思想斗争，依靠亲情的同理心，实现个体对环境的突围。和杀手命运紧密关联的司机，在审视杀手巨变的过程中，走上突围之路。司机偶遇杀手，顺路搭载。得知杀手复仇的意愿，若有所思、不禁好奇。两人都叫“金巴”，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施舍”，其隐含意义是由上至下的慈悲。需说明，以语音文字作为第一母语的藏区往往会出现较多的同名者，活佛赐名会提高该事件发生的概率。基于此，司机放下草料、超度死羊、和情人约会完，先后来到茶馆和玛扎杂货店打探虚实。司机坐在前一天杀手坐过的位置，透过窗户观看外面的景象，听茶馆女老板讲述杀手进店的举动。除此以外，司机了解到杀手一直要追杀的仇人是两年前才搬到萨那的小生意人，不愿与人交往，心事重重，经常去寺院转经、外出放生。杀手会杀死仇人吗？司机带着疑问来到仇人家。他又坐在杀手坐过的位置，身前摆放着漂浮两根茶梗的茶碗，听仇人以局外人的身份平静叙述杀手的来去。司机开车返归，在撞死羊的地方车胎爆裂。更换车胎，席地而坐，进入梦境：穿着杀手衣服的司机，把杀手随身携带的佩刀刺进仇人的胸膛，替杀手完成了复仇。值得探究的是，这场梦中复仇意义深远：杀手被人剥夺的父子亲情得到情感补偿;司机杀死仇人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仇人和司机因为不同的原因都导致另一条生命的逝去，并借助意识层面的轮回观抹平生死之间的差异、物质层面的转经、放生、赔偿、超度等仪式遗忘自己的恶行;杀手、仇人、司机，他们都是环境的产物，要想创造出适宜更多人生活的环境，势必历经曲折，而梦境是理想照亮现实的开始。

三、结语

通过了解有关《撞死了一只羊》的文本创作、导演口述、文艺评论等内容，侧面映照电影本身的独特魅力。影片以司机的视角为基点，直接展现司机的日常生活及非日常生活;以司机遇到杀手后的情思体验为线索，间接呈现杀手的精神处境及变化;以司机和杀手之间的种种巧合为纽带，证实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启发、逐步觉醒的可能。正如万玛才旦所言，这是一部关于觉醒的电影。然而，什么是觉醒呢？一般来说，觉醒就是指人的觉醒，而人的觉醒离不开人对环境的感知和理解。事实上，人与环境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环境为人提供生产资料，对人的生存起保障作用;中期，原有环境受到新生环境的影响，人发现改造生产资料的潜力和优势，试图挣脱原有环境的束缚;后期，人与人相互接触，共同创造符合新需求的新环境。

为证明上述观点，立足影片的表层叙事和深层话语进行阐释。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内陆经济，巩固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排除千难万险，特修建青藏公路。这条公路为当地藏民提供众多工作岗位、就业机会，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交通方式的变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未对藏民普遍推崇的价值观带去新的活力。需指出，该种价值观因为藏传佛教和高原环境的双重因素的作用，具有神秘性、超稳定性、强标志性、受众分布广等特点。另外，藏区地域辽阔，交通相对落后，文化地域差异明显。司机所在的藏区属于安多方言区和卫藏方言区的过渡带，杀手所在的藏区属于康巴藏区。杀手与司机偶遇，杀手在茶馆停歇，听到茶馆客人讲述金刚杵的故事，加深替父报仇的使命感。杀手看到仇人的儿子，心生恻隐之心，不愿看到仇人的儿子失去父爱、和自己走上同样的道路。换句话说，是人间亲情点燃了杀手突围环境的火种。杀手的行为让司机的价值观产生巨变，他意识到自己和仇人所持守的价值观给像杀手这样的人带去切肤之痛，意识到转变这种价值观所付出的牺牲和努力，但前行的方向又是什么呢？清醒與迷茫幻化成一个梦境。从梦境中再次醒来，不是杀手或司机某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群落的事情。群落的觉醒不仅需要多元文化的融合共生，还需要现代民族国家的道德律法。唯有这样，才能促进文化的生生不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觉醒过程中不断抵近的梦想，关乎你我，正如影片最后所言“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也许你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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