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是中国古代命运观的基调。一方面，“国之存亡，天命也”，暗示国家的兴衰浮沉系于天命;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很早便有“国将兴，听于民”的观念，人本思想发轫甚早。

近来，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不断刷新影史纪录的同时，也带火了一句超燃的宣言：“我命由我不由天。”电影中还有一句台词：“不认命，就是哪吒的命。”这可以说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注脚。

一方面是天命不可违，另一方面是力图逆天改命，《哪吒》实际上是围绕抗争命运展开的“故事新编”。“命”与“我”的冲突，正是中国古代命运观的基本内容。

“我命由我不由天”：道教宣言

哪吒本是佛教人物，但真正让他妇孺皆知的，却是以道教为底色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这无疑是中国特色的神化故事。

而最早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口号的，正是道教。大致成书于西晋的《西升经》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中引述早期道家经典《龟甲文》：“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大致成书于五代的《真气还元铭》也说：“我命在我也，不在于天。”

其實，中国古代的“命”有多重意涵。《哪吒》中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命”指命运。而道教的上述说法，“命”主要是就生命而言的，有人直接将其理解为命运，其实并不准确。

道教重己贵生，认为通过修行与丹药，可以达到长生与升仙的境界。寿命并不是先天所决定的，更多受到后天修炼的影响。在此语境下，方能理解“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原初含义。

尽管道教更多着眼于生命，而非命运，但生死也是命运的重要方面。将其引申到命运层面，未尝不可。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哪吒》所处的时空，正是殷商末年，纣王无道，来自西边的“小邦周”试图取代“大邑商”。这便是殷周“革命”，即变更天命。

“命”“令”二字同源，“天命”原指天之命令。甲骨卜辞中“帝”的地位很重要，几乎见不到“天”的踪迹。周人则对“天”特别强调，因此有些人相信“天”是专属于周人的观念。其实，无论是“帝”还是“天”，都是抽象的神的化身。因天至高无上，是人间秩序的塑造者，故天命具有绝对的权威。

在周人眼中，天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周人认为，是否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承受天命的关键。尊奉天帝是宗教的一面，重视“德”与“民”则是人本的一面。统治者（也针对周人自身）如若无所作为，便会丧失天命。这实际上已然在强调主观能动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一方面，“国之存亡，天命也”（《国语·晋语六》），暗示国家的兴衰浮沉系于天命;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很早便有“国将兴，听于民”（《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的观念，人本思想发轫甚早。可见，周人在承认天命权威性的同时，也强调人的主体性。“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是中国古代命运观的基调，它至迟在西周时期已经肇端。

命运观的交融

中国古代文明较早“祛魅”，宗教色彩相对单薄，故而古代的东方很早便闪耀着人文理性的光辉。

大约在西周，确立了中国古代命运观的基调，即强调敬畏天命的同时，重视人的主体性。

继承三代大传统的儒家，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中国古代命运观的基调，便是在儒家手中完成的。

但中国文化不独有儒家，还有佛家与道家。与儒家强调“德”对“命”的影响不同，佛教强调因果，道教强调修炼，它们分别从各自角度讨论了儒家所未能完满解释的善恶报应和生死疾病。

在婆罗门教（以及后来的印度教）和佛教看来，今世的命运是前世的业力（不可抗拒的善恶报应之力）所决定的。就今世而言，命运实际上已经被限定了。

而中国化后的佛教与先秦便已有之的善恶报应观念相结合，更注重现世的积善与因果报应，要求人们在现世止恶行善，自求多福。

再加上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道教，儒释道三家找到了契合点，一拍即合，人的主体性的力量得到放大，中国古代命运观的基调也得以强化。到了明代居士袁了凡的《了凡四训》那里，更是明确提出了“命自我立”，这是儒释道交融的结果。命运观的交融，也是儒释道交融的缩影。

（《中华读书报》 陈民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