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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回忆日本战犯审判细节

2019-10-11

新传奇 2019年37期
关键词:战犯王兴铃木

潘献才还提到了一个死里逃生的证人。法庭作证时,证人把衣服一脱,露出了半个残破的身子,巨大的疤痕令人触目惊心。铃木启久当即跪下磕头,泪流满面,不停地念道:“我谢罪,枪毙我,我该死!”

今年92岁的潘献才是当年审判日本战犯的亲历者。

1956年,29岁的潘献才在中国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担任书记长。他见证了受害者在法庭上恨不得将杀亲仇人当场手刃的愤怒,也见证了战犯从嚣张跋扈到痛哭认罪的转变,他讲述了那些尘封在记忆里的往事。

管理所“三锤子”措施感化战犯

当年的日本战犯都被押到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看押。潘献才说:“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提供各种生活设施,但这些人的对立情绪很大。为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在中国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想着,自己活不了了,肯定要枪毙了。都要死了,为什么要老老实实的呢?因为有这种心理,他们很不服从管理。”

为改造战犯,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三锤子”措施:第一锤,组织他們去中国各地参观,和老百姓接触;第二锤,准许他们和家人通信;第三锤,准许他们的亲属来探望。这对他们的触动最大。“他们自己都说,别的国家的战犯,哪里会有这种待遇。”

据潘献才回忆,当时有一个带头闹的师团长,名叫藤田茂,他闹得最凶。但住了一段时间,他慢慢缓和了。生活条件一点问题也没有,要活动,有乒乓球室等;要吃饭,有大米饭;要看病,有医务室。有的战犯在临释放的时候痛哭流涕地问:“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潘献才表示,这些举措促成了战犯思想的转变。

后来,藤田茂的老伴和儿子都来看他,陪他住在监狱。他终于觉得自己有罪了,认为自己应该死了,甚至跟儿子说:“你们回去好好过吧,我可能就死在中国了。”

战犯在审判现场下跪求死

1956年6月至7月,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是第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抓的这件事。”潘献才说。

潘献才回忆起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战犯。他是日本连队的小干部,名叫鹈野晋太郎。他是所有日本战犯中,讲述残杀中国人过程中细节最多的一人。他在侵华战争时因为会说汉语,就和中国老百姓搭话。说完了话,扭头就抽刀把人杀了。“他就是杀人杀着玩,草菅人命,杀了几十个人。”

潘献才说,开庭之前,我们都对证人们做过工作。他们死里逃生,恨不得将日本战犯千刀万剐。“我们对他们讲,中国人讲人道主义,先不要骂,更不要动手。”

潘献才还记得一位来到法庭当证人的教员。当时,日军把他们村里没跑掉的人都抓起来,关到祠堂里。之后,日军对着人群机枪扫射。他因为个子矮,没被子弹扫到,随着中弹的大人们倒在地上,一动不敢动。日军走后,他从死尸堆里爬出来,发现亲人全都死了。

潘献才还提到了一个死里逃生的证人。侵华日军来到河北省一个村庄“扫荡”,一些没来得及逃离的老弱病残被抓起来,集中到村里的打谷场。日军强迫百姓躺在地上,然后把稻草铺在他们身上点火。一名姓周的年轻人捡回一命,但是他的半边身子烧得不成样子。

日本战犯之一、陆军中将铃木启久就是当时下令放火的军官。法庭作证时,证人把衣服一脱,露出了半个残破的身子,巨大的疤痕令人触目惊心。铃木启久当即跪下磕头,泪流满面,不停地念道:“我谢罪,枪毙我,我该死!”

在审判中,铃木启久说:“这些事情都是我指挥部队干的。我该负责。但还有一个人应该负责,就是日本天皇。我们本在日本,他让我们来到中国,做尽坏事。他没有责任吗?”潘献才对此指出,此番言论一出,证明他是真心悔过,绝对不是装样子。

法庭上,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纷纷悔罪。很多战犯还揭发其同僚和上司的罪行。战犯的悔罪,为军事审判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大恩大德必须报”

审判是十分宽容的。中国政府最开始想判155个战犯,一减再减,减到45人。中国希望和日本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当时,连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不能理解国家的决定。有一个名叫王兴的班长,负责看守战犯。王兴10岁时,亲眼看着日军残杀了自己7个亲人。如今仇人变囚徒,上级不但要求不能打,还要求态度和蔼。王兴气得浑身哆嗦,倒在床上大哭。有如此心结的工作人员不在少数。然而,中国没有判处一个日本战犯死刑,刑期最高的仅20年。

45名战犯全部认罪,有的甚至求死谢罪,这在国际审判中史无前例。根据最高检察院的决定,除了45名判刑的战犯,免予起诉的其他1000多名战犯,分三批释放回日本。至1964年4月,所有战犯获释。

潘献才说,释放第二批战犯回日本的时候,上船前,一个战犯哭着对他讲:“我在中国做尽坏事,现在不但不处理我,还放我回家。这样的大恩大德我必须报!我报不了,我叫我的子孙后代来报!”

1957年,归国战犯在东京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这些原来的日本军人到日本各地,对他们在战争中进行的杀戮、掠夺、强奸、放火等罪行现身说法,呼吁人们珍惜和平、反对战争。

当年闹得最凶的藤田茂回国后已年过花甲,他一直积极开展中日友好、反战和平运动,在全日本开展巡回演讲。作为中归联会长,他经常率领代表团来访华,并且多次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1980年,91岁的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中山装。他留下遗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中国老师给我的恩惠,也忘不了我为之奋斗的日中友好事业。”

周总理当年曾说过:“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如今,几个20年过去了,时间也证明了牢记历史是多么重要,而珍爱和平是多么难得。

我们用日本籍八路军老兵小林宽澄的话作为结尾。老人去世前说:“我们没有满足过去所作出的一切,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过去的历史告诉下一代,告诉我们的子孙。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它,爱护它,切莫让历史的车轮倒转。”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9.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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