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农 晓弦 万春来 黄晓平 陈云鹤 西杨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江南诗》以“我的中国时光”为主题，向全国诗人征集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诗歌作品，营造新时代诗歌气场，承担新时代诗歌使命。这既增强了时代意识、使命意识和公共意识，又激发诗人理解时代、呼应时代和拥抱时代的责任与担当，进而写出富有时代特色和艺术风骨的“大诗”。

“诗言志”“歌诗合为事而作”。千百年来，诗歌正是这样通过时代之声和心灵颤动传递下来。的确，如果面对时代和社会“失语”了，那么，诗人只能在阁楼里低吟浅唱或孤芳自赏。《江南诗》这次以“我的中国时光”为主题的诗歌征集作品，大多“讲品位、讲格调、讲气场”。诗人大多站在时代与人类的精神高地，关注时代、关注历史、关注生命、关注变化，进而体现出诗人应有的大境界和大胸怀。同时，诗人们抒写具有时代特色与艺术风骨相匹配的诗歌作品，开阖有度，呈现出高端飞拔的气质，充盈着昂扬的气势和气魄。一直以来，主题诗的创作就像是一次强大的“时代”呼唤，这个“时代”不是应景的、脸谱的“时代”，而是启开灵犀的“第一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与急剧上扬的生命与经验的感悟“无缝对接”，最终形成诗人独有的时代体验的言说机制。以聂沛的《中国》为例：“中国，我的母亲”，这是一个最直接、最温情的象征。在许多人的眼里，母亲的颜容与风姿可谓千变万化，聂沛心中的母亲“是打鼓的汉子们的母亲/是躯干硬朗的思想者的母亲/是泥工、漆工、钳工及所有工匠的母亲/是一切战士、勇士和烈士的母亲/是出嫁时头上插一朵小菊/两眼噙双泪、一步一回头的/哑巴女儿的母亲”“是深入到每个温暖而低微之处/刻骨铭心的母亲/是怎么也说不完的母亲！”由此可见，哪怕是主题诗创作，哪怕像“母亲”这个被许多人惯用的时代母题和艺术符号，都不是简单的“诗句填空”，而是诗人敏锐的时代感悟、历史透视、艺术生成和灵性挥发的结果。

按理说，与新中国前后相关联的东西很多。作为颂辞，追忆历史，缅怀先辈成了重要的一环。诗人万春来抒写的《那些永不褪色的记忆》，记录了“在嘉兴的南湖”“八月一日，南昌的枪声”“十月一日/一种声音响彻云霄”等重要的历史片断，从中“唱支山歌给党听”。同样，擅长抒怀的王贺文，不管是《永不下岗的哨兵》，还是《红色请柬》，以及《我有两个驕傲和自豪》，以自我亲身的经历、充满真挚的情感写出了对祖国的热爱，其诗“有血性有灵魂”，非常具有感染力。追忆历史，缅怀先辈，托物言志是最常见的一种写法。诗人黎平的托物，托的都是时代之物。有“穿过了岁月黑幕般的枪林弹雨”的八角帽，有“盖不住方志敏巨大的胸怀”的半块毛毯，有“系着一条红绫”的大刀，不管是其中的哪一物，都“让我们目睹革命的风暴是怎样凝固在一颗手工缝制的红五星上”。作为颂辞，的确需要大众化的诗歌，需要口口相传的献辞。当然，以“诗”为前提的大众化，不是一览无余、毫无蕴藉的浅显化，而是加强优秀诗歌在大众中的传播与赏读，让写作和阅读共同承担新时代诗歌的使命。作为农民诗人的李易农，他擅长在农事里“用手掌/从泥土地里擦亮的太阳”讴歌新中国。他对谷子，近似朝圣：“在日子盛大的餐桌上，占据着半壁江山”;他对高梁，似同己出：“在秋天，高粱掩饰不住内心的篝火/在阳光下开始一场又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讲/它们说着爱，说着/被我们的民族无数次捂在胸膛的誓言”;他对土豆、南瓜、花生，似同家人：“相扶相携，把彼此的红色梦想/作为生命的底蕴”“开启了收获的盛大联欢”。是呀，来自土地的“盛大联欢”，这是新中国最值得颂扬的景观，因为改革开放的呼声首先来自“小岗村”。作为颂辞，就必须让语词“生津”，不仅仅是语意、语境、语势的“再造”与“漫延”，更重要的是它与时代的存储、生态的灵动、情愫的推进、意绪的饱和密不可分。正是那些像土豆、南瓜、花生、高梁、谷子等等作为新农村的表象，它属于生态文明，或社会化文明，诗人与之亲密的举动溢于言表。

主题诗创作，我还把它归结为“规划性”写作。说到“规划”，我以为，大而言之为“时代意识”，小而言之为“主体意识”。《江南诗》这次以“我的中国时光”为主题的诗歌征集作品大多已紧紧地串联出：时代意识——主体意识——历史气场等“情愫链”。就拿黄晓平《我是长江》来说，长江，作为母亲河，一直成为歌颂祖国的母题。这首诗以“我”自喻长江的写法，既写“激流勇进的长江”，也写“热情洋溢的长江”，把长江“强悍粗犷”的伟力和“生命之交响”完美地呈现出来，显示出长江那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气势。同样，诗人陈云鹤则以大景别的铺排全景再现了中华民族“朝气蓬发，恒远不息，坚毅如钢”的强盛之路。诗人西杨庄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颂辞，以“充满雄性的力量”讴歌了新中国七十年来“波澜壮阔的春潮”。另外，行业颂歌，也是主题诗创作较好的载体。晓弦的《水乡光明颂》写的就是电力工人作为“光的使者”“谱写出/一曲无愧于时代的光明颂……”。诗中，诗人运用拟人和神话的笔触，抒写“光的孩子”的成长壮大，最终“擎起天地间的大爱”。主题诗创作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抒情性。当然，抒情并不意味着只是单一的直抒胸襟。好的抒情诗，既要“纵情”，更要懂得“逃情”。有“逃情”，才有感情的“迂回”和思想的“拐点”。就拿米丽宏的《十月献辞》来说，诗人“纵情”“在一行行汉字里回归/犹如花儿向春天献出它的红/犹如叶子向盛夏献出它的绿/犹如一朵茉莉在晚风里/献出它的香气”;“逃情”在“回家的人都是辽阔的一部分”。于是，诗人所热爱的祖国“肯定不是一个肤浅的形容词”。的确，主题诗写作，单从“写”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很象是一座雕塑，要的就是情感的纹络和思想的肌里。参与《江南诗》“我的中国时光”为主题的诗人们，无疑都是“诗歌雕塑家”，他们的诗歌“刀法”各有特色，能够在准确的意象“穴位”、延拓的意境“时空”、质感的思想“肌里”和直观的时代“立面”上雕镂，这四位一体的“刀法”都属于主题诗创作特有的方法。

总之，新时代的主题性诗歌创作与建设，就是要不断增强诗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构筑好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就是要强调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汉诗如何实现最大化的诗义权力。因为我们有“兴观群怨”的诗学宗旨，有“风清骨峻”的审美追求，有“韵外之致”的艺术趣味，有“天籁本色”的创作理念，有“天人合一”的艺术理想。这些就是我们所要的诗义权力，一旦这个诗义权力被我们重视了被我们发现了被我们拥有了，那么，我们呼唤时代特色与艺术风骨的“大诗”就不是纸上谈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