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李永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教育革新的时代。这一时期，在以归国留美学生为主体的中国新教育界，不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确定了以“六三三学制”为标志的现代教育的基本格局，还涌现出了一批蜚声海内外的杰出教育家。而在这批灿若群星的中国教育家中，郭秉文是尤为引人注目的一位。作为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长期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并在世界教育联合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当时国内外的诸多重要教育组织中出任要职，直接领导和参与了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实为推动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先驱。

尤其是主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的期间，正是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教育经费极度竭蹶的时期，他苦心孤诣，在暗流涌动的政治漩涡中，恪守学术中立，为解决财政困难绞尽脑汁。尽管时常处于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他依旧矢志不渝，雄心勃勃地推进各项改革事业。

另外，郭秉文是现代中国早期“教育界”这一公共空间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民国早期的教育公共空间中，郭秉文处于留学生、传统教育会等新旧权力资源网络的中心位置，能极大地调动各种教育资源，如人力上的留学生，物力上的地方实业精英、国际上的教育名家，在与多方的互动中将其教育理念逐步落到实处，他亦成长为民国早期中国教育界“显赫”的权势人物、中国新教育运动的中心人物，其影响力透过传媒、社团与学校，不斷影响到整个教育界，使民国早期中国教育处于一种不断寻求变革与发展的轨道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发展。郭秉文也由此当仁不让地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的国际代言人。略感遗憾的是，最近几十年，人们对于同时代其他教育家如蔡元培、张伯苓等人的了解要比郭秉文多得多。然而，正当他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时，1925年1月，北洋政府突然宣布免去其东南大学校长一职，致使他推行的改革一度受挫，东南大学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亦因此中断。当后人重温历史，在为郭秉文壮志未酬而扼腕叹息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幸。这种巨大落差，难以在其他教育家的身上重现，因此，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其始也兴，其亡亦速”的独特景象。

郭秉文被免职后，尽管离开了高等教育界，但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是转换了场所而已。在国内，他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诸多教育组织的领导人，仍以各种方式继续参与和影响着教育改革。在国际上，他是世界教育联合会副会长，表现依旧活跃;在中外教育文化交流领域，他更是大放异彩，在美国创办了华美协进社，继续为中美教育与文化交流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从院校而言，郭秉文时代所形成的南高师—东大办学模式流风余韵，影响着整个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界、学术界，而且郭秉文的大批同事以及后续学生依旧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直到今天，在这些高校中依然可以看到他长久的影响力、生命力。

基于此，我们认为，美国知名学者基南（B.C.Keennan）在其论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中所说的“1925年以后郭秉文不再是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他在教育界的重要地位与巨大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还应看到，郭秉文并非凭借一己之力来谋求中国教育的新生，在那样一个关键的转型年代里，有一群像郭秉文一样抱着“教育救国”理念的知识人，共同谋划中国教育的新生。因此，只有将郭秉文放置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及学人群体中，才能真切地把握郭秉文所思所言所行的特别意义，才能深刻理解郭秉文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山东教育出版社供图  编辑/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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