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莉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探索实践，但目前的办学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水平、国际化高等教育的需求。绝大多数中外合作办学都隶属于公立大学二级院系，院系党组织应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严的建设标准、更强的治理能力来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分析中外合作办学各方利益关切是理解当前党建工作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中外高校之间中心-外围的不平衡局面逐渐扭转，应当抓住机遇，全方位提升中外合作办学院系党建工作。

一、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现状

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外开放的基本途径和模式，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规范和调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目前，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431项，一共有36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所外方高校参与，覆盖了本硕博三个层次，涵盖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社科等11个学科门类的200多个专业，目前在校生规模约55万，累计培养毕业生200余万。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外合作办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的重要探索，同样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同样要立德树人，同样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大学先进文化”。目前，绝大多数中外合作办学都隶属于公立大学的二级院系，直接承担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因此为巩固党对高校对外开放工作的领导，加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院系党的建设是工作的重点。

二、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201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提出，在新形势下，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领导，创新工作方式，加强和改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党建工作，加快培养一批优秀涉外办学管理人才，加强教育外事干部队伍建设等。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中外合作办学中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探索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途径”，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央希望中外合作办学党建工作能够在高校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凸现了这方面工作的明显不足。中外合作办学的党建工作还需要在大格局中校准定位，在新要求中找到差距，在攻坚战中谋求奋进。

（一）更高的政治站位

2017年1月，中央三部委联合下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首次将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为高校“第五大职能”，而中外合作办学是高校对外开放的主要阵地，人员交流频繁，多元思想交织，社会关注度高，因此也是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阵地。当前，加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院系党建工作，首要任务是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宗旨，主动探索以高水平党建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发展的新路径。

（二）更严的建设标准。

根据2017年9月，中组部、教育部党组出台《关于加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在今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审批和评估中，要增加党建工作的相关考察项目，要求中外合作办学院系的党组织不仅要围绕办学治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开展日常工作，还要时刻捍卫国家的教育主权、保护学校的教育产权、维护中方师生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团结凝聚外籍师生和管理人员。在意识形态的竞争中，既要帮助中方师生树立四个自信，也要增强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让我们的学生“出国更爱国”，让外方教师“在华更亲华”。在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要更加主动地服务国家政治和外交大局，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助力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中心。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不仅不能成为党建的盲区，而应该成为更加严密坚固先进的战斗堡垒。

（三）更强的治理能力

中外合作辦学由于办学理念、培养方式、生源结构、教师结构、管理模式和校园文化区别于传统院系，党建工作也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需要高校党委统筹各方，把握全局，既要当好掌舵手，也要做好操盘手。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存在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为压低办学成本，课程引进数量和质量无法保障，外籍教师队伍不稳定，飞行教学现象严重，合作办学名不副实;一种是人才培养完全被外方主导，合作办学沦为外方高校的出国预备班，以境外升学率作为办学目标，造成大量优秀人才流失。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还存在学生招收、文凭发放、费用收取、经费管理等方面尚未按照国家政策规定执行，这些现象都损害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声誉。当前，中外合作办学正在逐步超越无序扩张的初级阶段而进入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高级阶段，这一过程中需要高校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三、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党建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绝大多数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隶属于高校二级学院，遵循传统党建工作的普遍规律，但是作为我国高校对外开放的“特区”，中外合作办学院系由于外籍教师、管理人员的加入，构成了由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公民共同生活和工作的集体，各方利益呈现多元化格局，党建工作任务更加艰巨，挑战也更为严峻。因此，有必要对中外合作办学各方利益关切进行分析，这是理解党建工作复杂背景的关键。

第一，双方政府。政府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其立场和导向决定了合作办学的发展方向。我国政府设立中外合作办学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引进西方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促进办学多元化发展。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出一批熟练掌握外语、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并且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但必须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并且强调“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国外政府多奉行新自由主义，将教育视为自由市场中的一种服务，将国内相对过剩的高等教育资源以服务贸易的形式打入中国市场，输出西方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保持其在国际知识生产与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第二，双方高校。高校是具体的执行者，通过组织、协调、提供服务保证中外合作办学的运行和发展。中方高校以办学硬件为投入，希望以國际化带动学校办学水平的发展，同时也希望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增加招生规模，拓宽创收渠道以弥补办学经费不足。而外方高校往往以师资和课程等软件为投入，根本目的是占领中国教育市场，提高外方高校的国际声誉，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宣传推介，在中国教育市场中招收更多的留学生。

第三，双方教师。教师是高校人力资源的所有者，是具体的教育提供者。在中外合作办学中，中方教师希望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宽个人学术视野，在学术联系和教学、科研合作等方面更接近国际学术中心。另外，中外合作办学院系至少在成立之初，往往只能组成管理团队而很难建立起独立的师资团队，很多教师都由非合作办学院系借调组成，在缺乏集体认同的情况下，高于其他学院的课酬是吸引他们参与的重要因素。外方教师大部分由合作高校派遣，也有部分教师由中方高校面向全球招聘，他们一方面看重中方高校给予的优厚报酬和异国工作的特殊体验，另一方面也明显带有教育援助的心态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希望通过向落后国家学生传授知识和教育理念带来的学术成就感。

第四，学生群体。相比其他院系，这部分学生有着特殊的教育需求。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各专业普遍比所属院校原专业高考录取分数低，而学费普遍高出数倍至十几倍，因此，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是一些学生“不得已的选择”，同时也是实现部分学生“不出国就留学”的途径，而相当一部分学生，把中外合作办学当成最终出国留学的“预科阶段”，所以学生们的主要预期是外语能力的提升和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下培养出更强的就业竞争力。因此，中外合作办学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任务量和难度相比非合作办学专业都有明显提升，普遍增加了外语课程的比重，引进的外方课程也由于外语授课而增加了学习难度，而且相当一部分学生为了同时取得外方文凭，还需要通过外语水平测试，留出在境外就读的时间，并且通过外方毕业考试及答辩。但是，必须看到这些青年学生不只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工具，获取中外文凭也不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当前我国大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采取双方教师授课，双校园办学模式，学生们不可避免地遭遇多元文化的冲击，如何在横向的文化开拓和纵向的文明传承中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同样是他们急需满足的教育需求。

在这种利益格局的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党建工作客观上存在以下的困难和阻碍：从观念的层面看，党建工作都不同程度上遭到过国外合作方的质疑和抵制，尤其党委在学院决策中的地位、党建活动的开展、出国党员的组织管理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等关键问题上，双方的争执和谈判普遍存在。中方师生作为党建工作的主体，很难摆脱“输入方”的弱势心态，对社会主义的办学理念和民族的文化信仰的认同感与其他院系师生相比确实需要加强，师生入党积极性不高，部分师生党员政治信念也有所动摇。同时，学生们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之下，往往不热衷集体活动，组织观念相对淡薄，在国外的学习阶段更是由于缺乏组织而成为毫无归属感的游离体。而教师们也不能自觉地把党建的任务同教学、科研的目标统一起来，甚至认为党建工作分散精力而影响自身主要目标的达成，因此对党建工作主观上的轻视甚至抵制在师生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从制度的层面看，党建与业务协同发展是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需要，也是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外合作办学院系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教学科研工作的协同推进机制很难形成。在制度设计上，按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中外合作办学院系设置中外联合管理委员会，中方成员不少于二分之一，主席由中方担任。在实际运行中，一般还设有学术委员会，为体现中外合作的属性，往往学术委员会主席由外方担任。涉及学院发展规划、人事安排、财务资产管理等重要事项均由联合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涉及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技术岗位聘任考核等事项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按照规定，中外合作办学院系也设置党委，对学院的党群组织建设、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学院的政治稳定负领导责任。事实上，中外合作办学院系存在党组织设置不规范，作用发挥不到位，党务工作力量薄弱，与联合管理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成员相比，党委成员在学院重大事项决策中容易被边缘化，党组织对学院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的支持或监督往往流于形式。

从执行的层面看，中外合作办学院系的党建工作不仅有外方的质疑和干涉，在中方教职员工而言中，常见的情形是，教师群体强调“思想独立”，对带有明显价值判断、强调纯洁性和一致性的党建文化刻意回避;行政人员疲于应对各种具体事务，往往将党建的理论务虚简单视为形式主义而应付了事;党务人员习惯以高度集权、全面干预和严密组织方式来推动院系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对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自由散漫”容忍度低。这种长期存在的隔阂导致三个群体很难团结协作。尽管在高校其他院系中也或多或少存在这种情况，然而由于办学地点分散，人员构成多元，管理体制复杂，这种现象在中外合作办学的院系中更加凸显。

以上是中外合作办学院系党建工作的现实状况，然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外高校之间中心-外围的不平衡局面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这其中也必然蕴含着特殊的发展机遇。

第一，形势的变化。中外合作办学这种模式创立之初，多少带有“引进外资”的色彩，通过合作办学，引进国外的办学资金，可以部分地弥补我国教育经费的不足。然而时至今日，在中外合作办学中，资金和办学设施以中方投资为主，外方主要以师资和课程等软件投入参与合作。中方高校由于国家财政拨款及各类收入的增加，不仅在软硬件水平上不断提高，一线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国际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近年来，许多重点院校在发达地区开办了一批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合作双方能够真正拿出各自的优势专业进行强强联合，地方政府也以优惠的土地政策和资金吸引高水平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院系新建校区，大大提升了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招生录取分数明显提高，收费标准也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优质生源开始选择中外合作办学，反过来对国际高水平师资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第二，心态的变化。在中外合作办学中，中国高校作为后发的“追赶者”，始终报以开放、学习的心态，在过去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不断经历着调整和改革。而外方高校作为先发的“守成者”，坚持西方的规则和传统，合作之初的“优越感”和“使命感”随着双方差距的缩小在逐渐淡化，甚至忌惮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而对其话语权构成的挑战，因此，对改革往往持消极和否定的态度。哪一方更开放或者保守，哪一方更先进或者腐朽，中外合作办学创立伊始人们的普遍印象与今天的现实已经相去甚远。归根结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肯定，在双一流建设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正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的党建工作者不能只强调困难与挑战，也要承认这种后发的优势为党建工作创造机遇。实事求是地说，中外合作办学院系处于高校对外开放的前沿，在中西意识形态斗争中必然首当其冲。对于党建工作来说，虽然充满着挑战，但同时工作意识更加敏锐，工作目标更加明确，如果方法得当，工作成效也将更加显著。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中国首创的发展模式，党建文化是其中最显著的特色和优势，党建工作的难点也会转化为工作亮点，党建的提升也势必能推动办学水平的提升。（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乌拉尔学院）

本文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课题（项目编号：18ZXYB2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