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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补注》整理刍议:以惠栋手稿本与批校本为中心

2019-10-08樊宁杨帅

新世纪图书馆 2019年8期

樊宁 杨帅

摘 要 惠栋《春秋左传补注》是清代《左传》学著作中的杰出代表,惜至今仍无整理本。上海图书馆藏有该书手稿本四卷,是目前可见的最早文本,保存了惠氏撰作时的原貌,可勘正刻本出现的文字讹误、内容遗漏等问题。而湖北省图书馆藏有一部清人张尔耆过录的惠栋《春秋左传注疏》 批校本,亦存留了《春秋左传补注》 诸多溢外佚文,为辑佚工作提供了材料来源。据此,我们可整理出品质更高、价值更大的《春秋左传补注》 新文本。

关键词 惠栋 春秋左传补注 整理本

分类号 G25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8.015

Abstract Huidongs Chunqiu Zuozhuan Buzhu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Zuozhuan in Qing Dynasty, but there is still no collated edition. The manuscript collected in Shanghai Library is the earliest text that can be seen at present. It preserves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Huis works, and corrects the problems such as errors in writing and omissions in contents. The Library of Hubei Province has a copy of Huidongs Chunqiu Zuozhuan Zhushu, which was recorded by Zhang Erqi of Qing Dynasty. It also keeps a lot of overflowing and unknown articles, which provide material sources for the collection of the missing works. Accordingly, they can help us to sort out the new edition of the Chunqiu Zuozhuan Buzhu with higher quality and higher value.

Keywords Hui Dong. Chunqiu Zuozhuan Buzhu. Collated edition.

惠栋《春秋左传补注》 (以下简称《左传补注》)是清代《左传》 学著作中的杰出代表,集中体现了惠氏“尚家法而信古训”的汉学思想,开启了考据学征实求是的学术风气,可谓发皇之作。“自此之后,缀次汉儒古义与批判《杜注》及《孔疏》,成为清代《左传》 学相辅而行的主流。”[1]而后经戴震等学者的进一步大力推阐,汉学遂成一代学术风尚。惠氏《左传补注》成书之后并未立即刊刻,而是以抄本的形式在学人间流传,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李文藻据京师一抄本首次付梓,其后又出现一系列刻本。然此书从稿本到他人传抄本再到刊刻本①,其文本与校勘质量往往呈现递次恶化的趋势。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所藏《左传补注》 手稿本四卷是该书目前可见的最早文本,保存了惠氏撰作时的原貌,可据以勘正、补充刻本中的文字讹误、内容遗漏。此外,湖北省图书馆(以下简称“湖图”) 藏有一部清人张尔耆过录的惠栋《春秋左传注疏》 批校本,弥足珍贵,存留了《左传补注》 诸多溢外佚文,为辑佚工作提供了材料来源。今各择举数例以详析上图稿本、湖图批校本对《左传补注》 校勘与辑佚工作的巨大价值,为整理出品质更高、价值更大的《左传补注》 新文本尽绵薄之力,以资学界参考。

1 上图《左传补注》稿本的校勘与补正价值

古书从稿本到抄本再到刻本,其文本质量往往呈现递次恶化的趋势,因而古籍稿本的首要价值在于校正传世刻本的错漏讹误之处。具体而言,对于某一处文字,通常是手稿本写对了,抄本或有小错,再到各种刻本很可能继续扩大或增多此类错误。虽说谬误往往不过一二字,但在经学和考據学领域中,一字可关乎微言大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今据上图《左传补注》 稿本①,逐条对勘李文藻初刊本。

1.1 夺文

从稿本到刻本,最基本、最常见的错误是刻本遗漏文字,可多可少,如果缺少一些较为重要的文字,很可能会造成内容错误或文意无法理解,而查究稿本就可以补苴遗漏, 举例如下。

桓公六年“齐人饩诸侯”条,刻本作:

饩,《说文》引作“气”,云:“馈客刍米也”。

而稿本作:

饩,《说文》引作“气”,云:“馈客刍米也。或从既,或从食”。栋案,或从既者,《礼记》“既禀称事”是也;或从食者,今通用也。古“氣”字作“气”,“饩”字作“氣”。《周礼·玉人职》云:“以致稍饩”,郑氏云:“饩,或作氣”。是古皆以“氣”为“饩”。

按,《左传补注》刻本此条未作任何分析,殊不解。而稿本却详细论述了“气”“氣”“饩”三字之关系,足见惠氏考据之功力。刻本却漏刻,当据补。

庄公二十一年“郑伯享王于阙西辟”条,刻本作:

服?曰:“西辟,西偏也。”《毁敦铭》云:“继治我西偏、东偏。”

按,《左传补注》稿本引服虔语多标有出处,如此条下标“《春秋正义》”。又如闵元年“先为之极”条作:“服?曰‘言其禄位极尽于此。”下标“《晋世家注》”。宋儒王应麟曾辑《左传》贾逵、服虔旧注,惠栋在王氏辑本的基础上又进行增补而成《古文春秋左传》一书(今藏上图),书内所辑每条注文皆标有出处,《左传补注》稿本多据此书摘录。李文藻未见其书,刻本却删其出处,当据补。

僖公十六年“吉凶由人”条,刻本作:

《汉书》“由”作“繇”,是也。“由”训为“生”,古文“甹”字。吉凶生乎人,故云“由人”。

按,刻本最后一句甚难理解,考之稿本则作:“《尚书》 《诗序》 皆然,辨见《书考》。或云‘吉凶生乎人,故云‘由人,亦同”。读之甚明,可见《左传补注》刻本删改过矣。

1.2 衍文

《左传补注》刻本也有增加字句之例,有的是为了作补充说明,亦有乱改稿本原句的情况,举例如下。

桓公十七年“疆埸之事慎守其一”条,刻本作:

古文作“畺易”,《周礼》有“畺地”“易地”。《吕君碑》曰:“慎守畺易”,盖用此文。(《隶释》讳“慎”,改为“谨”。)《说文》曰:“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画也。或从彊土。”

稿本作:

古文作“畺易”,《周礼》有“畺地”“易地”。《吕君碑》曰:“谨守畺易”,盖用此文。《说文》曰:“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画也。或从彊土。”

按,惠氏稿本引《隶释·吕君碑》作“谨守”,然刻本改作“慎守”,并后加小字(括号内),解释惠氏作“谨”不做“慎”的原因,以补充说明。

1.3 讹文

凡上板雕刻之书,难免刻错字,与惠氏稿本校对,便可发现《左传补注》刻本中的讹误之处,举例如下。

僖公十五年“齐师曹师伐厉”条,刻本作:

“司马彪曰:‘汝南褒侯县有赖亭,故赖国。”

按,“褒侯县”,稿本却作“褒信侯国”。翻查《后汉书·郡国志二·汝南郡》作:“褒信侯国,有赖廷,故国” [2],可见刻本误矣。

僖公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师”条,刻本作:

“谨案,《礼记》言:‘犒,非古字,古文作槀,或作槁。”

按,《礼记》,稿本却作《礼说》。查阅《礼记》原书并无此句,实见于惠士奇《礼说》卷五[3],刻本误也。

宣公十二年“取其鲸鲵”条,刻本作:

“《汉书·薛宣传》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鲵。”

按,《薛宣传》,稿本却作“《翟方进传》”。翻阅《汉书·薛宣传》并无此句,而《翟方进传》则有[ ],刻本亦误。

1.4   手稿本有误,刻本沿用其误

还有一种版本之间的关联,就是《左传补注》刻本沿袭手稿本之误。这类情况在全书中亦有不少处,举例如下。

宣公三年“不逢不若”条。刻本作:

张平子《东京赋》云:“禁御不若,以知神奸,螭魅魍魉,莫能逢旃。”

按,《左传补注》 稿本与刻本所引相同。然翻检原书,此当为张衡《西京赋》 [5]之文,稿本与刻本皆误。

1.5 手稿本有误,刻本给予补正

《左传补注》稿本与刻本之间可以互相参照、补正,不仅稿本可以用来纠改刻本之谬,我们也能看到刻本对稿本所做的勘正,举例如下。

桓公六年“薳章”条,刻本作:

王符曰:“蚠冒生蔿章者,王子无钧也。令尹孙叔敖者,蔿章之孙也。”薳与蔿同。

稿本作:

王符曰:“蚠冒生蔿章者,王子无钧也。令尹孙叔敖者,蔿章之子也。”案,蔿賈生叔敖,蔿章其先也,子當作孙,薳与蔿同。

按,惠氏所引句出自王符《潜夫论》,原文为“令尹孙叔敖者,蔿章之孙也” [6]。可见惠氏稿本误引“之子也”,刻本进行了纠正。

1.6 校勘和版本上的特殊现象

刻本在校勘上还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譬如,刻本某处对稿本虽有改动,但文意不变,不分对错,举例如下。

隐公十一年“工则度之”条,刻本作:

《尔雅·释器》“木谓之度”,亦作“剫”。《广雅》云:“剫,分也。”

而稿本作:

《尔雅·释器》“木谓之度”,郭景纯引作“剫”,盖古文省,不从刀旁也。《广雅》云:“剫,分也。”

按,此条稿本与刻本二者皆通,可能是《左传补注》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节省脱落现象,虽于文意无大差异,但毕竟不是稿本原貌。

另外,上图《左传补注》稿本还有一个重要價值,在于其新的材料。稿本中有许多条目被惠栋删掉,刻工亦未加付梓,故刻本一律见不到。幸好惠氏删减文字有其固定格式,整段删除在首尾用“┗ ┓”或“()”标注,整行删除用竖线,个别字词勾抹用圆圈或方框,而更正的内容直接书写于原文旁侧,或左或右,补增的内容则位于天头、地脚和页间。由此,即使是稿本上被刊落了的文字,仍然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惠氏删掉的理由我们只能猜测: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论断已经很完整了,无需加上过多的言语,或者是他认为该条论据不足,不能成立,于是删去。而对于今天的经学研究者来说,这些被删去的文字仍是很有用处的材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据笔者初步统计,稿本中被惠氏删去40余条,兹举几例,以示一斑。

《左传补注》 稿本有,刻本无的条目,如:

杜云:“濮,陈地水名。”案,杜说本贾逵。司马贞曰:“濮在曹、卫之间,贾言陈地,非也。若据《地理志》,陈留封邱县濮水受泲,当言陈留水也。”(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条)

《汲郡古文》曰:“晋孝侯十年,曲沃桓叔成师卒,子鱓立,是为庄伯。”高诱《战国策》注云:“曲沃桓叔所封也,在今弘农县东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地理志》:“河东闻喜县,故曲沃。”杜据以为注。(隐公五年“曲沃庄伯”条)

栋案,传及注“寔”皆当作“实”。郑康成《诗笺》云:“赵魏之东,寔、实同声。”《正义》云:“凡言实者,已有其事,可后实之。方说所为,不宜为实。《春秋》桓六年‘州公寔来,而《左传》作‘实来,是由赵魏之东,实、寔同声,故字有变易。”案,此则经作“寔”,传作“实”也。(桓公六年“书曰寔来”条)

惠氏批校本有,《左传补注》 稿、刻本皆无的条目,举例如下。

《周·敦铭》曰“王格于宣射”,古文“榭”字作“射”。刘逵注《吴都赋》引《国语》曰“射不过讲军实”。今本作“榭”,知“射”即“榭”也。《说文》无“榭”字,后人妄增益之,学者不可不察。(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条)

栋案,《说文》“臤”,古文以为“贤”字。《汉溧阳校官碑》云“优臤之宠”,今文《尚书·盘庚》云“优臤扬歴”,是古皆以“臤”为“贤”。(成公四年“郑伯坚卒”条)

《禹贡正义》曰:杜预云“孟津,河内河阳县南孟津也。”案,钧台、景亳、岐阳、酆宫、涂山皆有注,盟津独无,自是转写脱却,此条应补入。(昭公四年“周武有孟津之誓”条)

惠氏批校本与《左传补注》刻本皆有,但文字有改动的条目,举例如下。

桓公六年“粢盛丰备”条,《左传补注》刻本作:

案,《说文》 作“ ”,云:“稷也,从禾,齐声,或作秶,从次。”《禹庙残碑》又作“资”,此假借字。

批校本却增补作:

《禹庙残碑》 作“资盛”,《说文》 作“ ”,云“稷也,从禾,齐声”,又云“或作秶,从次”。石经、宋本皆作“粢”,《正误》 云“粢作栥,误,下从米,不从木”。栋案,从木者,必“禾”字之讹。

按,惠氏初引《说文》和《禹庙残碑》,后增引石经、宋本和《六经正误》,指出后世从木之误用,可见批校本较刻本论述更为详细。

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条,《左传补注》刻本作:

案,《周书·程典》曰“于安思危,于始思终,于迩思备,于远思近,于老思行,不备,无违严戒。”

批校本却引作:

《周书·程典》 作“于安思危”。《楚策》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所谓《春秋》即《左传》 也。虞卿传《左氏春秋》于铎椒,转授荀卿。然则《左传》“居安”当作“于安”也。

按,惠氏初引《逸周书》,未作判定,后又考稽《战国策》 及《左传》 传授世系,确信“居安”当作“于安”。

昭公五年“索氏”条,《左传补注》刻本作:

索音栅,故《水经》或作“栅”。

批校本却引作:

《晋书·地道记》曰:“京有大索、小索亭。”索音栅,故《水经》 或作“栅”也,《水经注》 引作“郑子皮劳叔向于索水”。

按,惠氏初仅引《水经》,后增补郦道元注及王隐《晋书》,更为完备。

3 结语

张尔耆过录本保存了大量惠氏《春秋左传注疏》 批校语,其中多为惠氏晚年的论定之语,这对于惠栋的经学研究有着莫大的价值,将这些佚文与《左传补注》 稿本、刻本结合起来,为我们考寻惠栋《左传》 学思想的形成轨迹提供了许多珍贵材料,更能充分地反映惠栋的经学思想和整个治学风格。可见,此过录本不仅有其本身的版本学、校勘学价值,还具有很高的思想史、学术史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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