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到“传承”：经典阅读与民族记忆

2019-10-08刘耀

新世纪图书馆 2019年8期

刘耀

摘要经典阅读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在传统社会，先秦元典、秦汉散文、唐诗、宋词、元曲等作为民族文化记忆被世代传诵，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骄傲和日常生活必备，而儒经读本作为科举教材，被政府和民间社会认为与自身统治或命运息息相关，因此深受全社会广泛推崇。改革开放的今天，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带来经典读本的“信仰危机”，崇尚经典阅读，对于提升国民道德水准、传承民族记忆意义重大。守望经典，任重道远，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协作。

关键词儒学经典阅读传承社会道德民族记忆

分类号 G25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8.002

Abstract The classic reading is accompanied by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pre-qin classical canon， Qin and Han dynasties， Tang poetry， Song lyrics， Yuan opera are tol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s a national culture memory， and become the collective pride and daily necessiti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textbook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Confucian classics are regarded by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ivil society 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own rule or destiny， and are widely respected by the whole society. In todays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cessive pursuit of economic interests has brought about a “crisis of faith” in classical books. Advocating classical read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national moral standards and inheriting national memory. Reading classics has a long way to go， and i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joint efforts and collaboratio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Keywords The Confucianism. Classic reading. Inheritance. Social morality. National memory.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从古至今，阅读一直是社会各阶层人们生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经典阅读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何为经典？一般说来，经典通常指那些经久不衰且由官方所认可的具有典范性或权威性的著作，是一个民族沉淀的文化精髓。经典阅读是后人对经典著作的再度了解，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记忆。关于阅读，学界早已有所研究，而经典阅读则多从传承意义和推广方法上进行内容阐释。本文以发展的眼光追溯经典阅读的“历史”，以期传承特色民族记忆。

1 历史：经典阅读由来已久

阅读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自文明产生起就一直存在。从商周时期算起，中国已有超过三千年的阅读史。经典阅读，从孔子整理六经起，也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这期间，经典阅读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地向前发展。

1.1 经典的起源

原始人类受认知水平的制约，对自然界中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等现象存在敬畏心理，久而久之便形成原始图腾崇拜，本族群与大自然的抗争史也越来越多地经过叙述，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神话传说。神话传说的题材往往取自于改变族群命运的事件、制度、习惯和社会现象，在文字被创造以前作为民族经典代代流传。

夏商周是中国文明的开端。为便于传记，人们将作为国家统治根基的宗法制度、历法礼制刻铸在甲骨和青铜器之上，此行为由早期图腾崇拜和结绳记事行为演变而来。对于未知的领域求助于祖先神灵或将已有的文化成果撰刻成铭文，既是后人对先祖的一种精神崇拜，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保存，铭文礼法还可借助先祖“庇佑”而被傳颂接受。这些崇拜和祭祀文化承载着民族的最初记忆，诱发原始经典阅读并为后世所承袭，如至战国时期，人们撰写重要文书、日常书札、历谱以及丧葬遗嘱、遗策等，并将其随葬。

1.2 孔子与儒学

殷商时期，文字只被少数人掌握，呈现出“学在官府”的特征，阅读成为贵族特权。进入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不安，“学在官府”局面逐渐被打破，原本“立官分守”的文化典籍流散于民间，形成“天子失官，官学四夷”[1]的新景象。以思想为武器的“士”阶层兴起，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一批卓著思想家承袭三代文化，撰订《书》《易》《春秋》《三礼》等中国文化的“元典型”著作，开创了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2]。其中，孔子率先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开创新式教育，成为儒家学派奠基人，继承和发展了西周文化遗产。在思想上，孔子主张“仁”治天下，为门徒授业时注重传统道德观念的灌输，并将其系统地融入后期的“六经”之中。

孔子之后，儒家学说被门人继承和发扬，并在战国时代与墨家同列为显学，开启经典化历程。随后儒学在“焚书坑儒”中惨遭摧残，在“文景之治”时备受冷落，又在汉武帝时实现复兴，并获得独尊正统地位，“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3]至东汉时，儒家学说更为兴盛，仅太学之内习儒学者就达三万之众，政府为儒生建有专门的博士舍、内外讲堂，皇帝也多次亲临太学视学，观看太学生的礼仪活动[4]。在官府的影响带动下，民间随即掀起习儒风潮，传儒、学儒者不可胜数。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经籍被定为官方典籍，读经习儒成为取士标准，儒学最终完成经典化。

1.3 政府与石刻

印刷术发明以前，儒家学说多经口述、传抄扩散，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口述变种和传抄讹误，并由此导致儒经版本差异，这对于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学者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继而引发人们对经书的追本溯源。为解决学者纷争，确保典籍，尤其是“六经”的规范和权威，后世政府曾多次指派专人将儒经范本进行石刻，如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间的“熹平石经”、曹魏正始年间的“三体石经”以及唐开成年间的“唐石经”等。可以说，“石经原是还没有版刻时期的产物，用意在于统一各种抄写本文字的分歧，作为各封建王朝立于学官各经的国家定本和考试时所凭以依据的法定本”[5]，以其稳定和长期有效性成为印刷术发明以前经学传承的最好途径，后世版刻本经书即根源于此。受官方影响，民间也效仿雕刻儒经，如北宋元祐年间，胡宗愈依据所得成都故家残本重刻汉石经，史称“胡氏西楼本”，南宋洪氏蓬莱阁本、明靖江王府本等都是民间汉石经翻刻版，魏石经则有北宋苏望于洛阳取王文康家拓本的重刻本，题为《石经遗字》[6]。在历代石经翻刻过程中，汉字的稳定性也得到了充分保障。

1.4 科举与入仕

在中国古代社会，读书一直与仕途紧密相关，而科举制度对这种观念的形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汉唐以来即被立为官学的儒家经典，如同现代国家法律一样被置于崇高地位，规定臣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使国家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7]。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士地位大为提升，尤其是在科举制时期，精通儒家经典成为世人谋求功名的一种手段。科举制以儒家典籍为主要考试科目，从“四书五经”到文言八股，主要围绕君权神授思想，强调自我控制及内心修炼，注重人俗教化。它虽然是为满足统治阶级需求而诞生，但“其应试内容毕竟是封建文化典籍的精华，应试者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的角逐，使读书、考试、做官联为一体，刺激了广大士人的求学积极性”[8]，客观上也促进了经典文化的阅读与扩散。

除儒经外的先秦诸子著作、汉辞赋与散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也都是不同时期的经典代表，且各具特色，精彩纷呈。周朝后期，王权衰落，礼崩乐坏，学官下移，“士”阶层兴起，面对诸侯纷争的社会现实，不同学派代表纷纷立说，宣扬主张，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思想大繁荣。可以说，随着文体的演变与政治社会的稳定，在先秦《诗经》《楚辞》、两汉乐府民歌以及两晋诗歌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唐诗，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开放和中外民族文化的融合;在城市迅速发展，娱乐文化繁荣及厚官政策背景下兴起的宋词，体现了宋人锐意创新的意识;城市文化畸形发展和偏颇民族政策作用下勃兴的元曲，以及随着市民工商阶层壮大，人们对通俗文学需求增加而兴盛起来的明清小说，折射出社会危机矛盾加深，人们寄情戏曲、小说麻痹自己的心态。同儒经一样，不同时期的特色经典都是统治者支持下的时代产物。它们的出现，对国家政治、思想、文化和制度建设都具有非凡作用，作为时代财富被民众世代记忆。

1.5 全民“读书运动”

20世纪30年代，由国民政府掀起的“读书运动”也是对民族经典的集体回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复兴思想开始萌芽并在五四运动后迅速发展，“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由国民党高级官员组织、部分高校知名教授参与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并以“民族复兴”为口号，发起“读书运动”。运动得到学界积极响应，“传统经典释读”“读书座谈”“读书方法谈”等成为各大报刊的专栏热谈。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再次提倡“尊孔读经”，要求人们以“四维”“八德”为标准开展读经运动。为配合读经运动，全国各地出版社纷纷掀起翻印古籍热潮。1934—1936年间，“商务有《四部丛刊续编》510册（已出齐），《三编》500册（已出齐），《四库珍本》1 970册（已出齐），《宛委别藏》150册（已出齐），《丛书集成》4000册（已出1200 册）;中华有《古今图书集成》（已出519册），开明有《二十五史》及《二十五史补编》;世界书局有《国学名著》;大东有《医学大成》。其他小规模的翻印古书，更有多家，不及编计。”[9]

虽然“读书运动”仅持续两年时间，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省相继开展各式阅读竞赛活动，民众响应热烈;各阶段的学生或自主，或在老师鼓励下参与读书活动，成立各种学习小组;专家学者通过讲学和论文写作形式，助推运动发展。一时间，读经活动蓬勃开展。“读书运动”是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参与，以阅读民族经典和推广读书为措施，欲挽救民族于危亡的文化救国运动，国民政府也凭借开展“阅读运动”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实现了民族团结，后续影响深远。

2 传承：经典阅读的神圣地位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对待经典的态度极为虔诚，经典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0]，主张人们对于经典要保持敬畏态度，不能质疑其权威性。后世历代儒人以此为铭言，供奉经典于神坛之上。古人对儒家典籍的崇敬，尤以《论语》地位由“传”升为“经”的变化最能体现。

《论语》是孔子门徒据其言行所记录的“夫子语录”。孔子以“五经”为思想来源，采用“六艺”授徒，因而《论语》一书浓缩有孔子对“五经”的理解。如同东汉赵岐在《孟子章句·题词》所说：“《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11]，唐人薛放所言：“《论语》者，六经之华”[12]，清人钱大昕所认为：“盖宣尼作《春秋》，其微言大义，多见于《论语》”[13]的观点一样，《论语》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之作。该书在汉代开始流行，中经魏晋儒道会通而受到玄学家推崇，隋唐时期受关注度有所下降，至两宋又重新被推崇而一跃成为“四书”之一[14]。

在统治阶级看来，经典可以资业，可以帮助其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司馬迁认为《春秋》可以使人明辨是非，宣扬王道，集政治、百官之大法、人伦、礼仪于一体，是“礼义之大宗也”[15]，为人臣者，不能不知《春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到撰该书并非单纯为了著述立说，而是通过“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16]的资世目的。鉴于经典书籍有利于民众信仰的确立和国家思想的统一，因此历朝统治者都注重书籍的传播，并借助科举取士不遗余力地推崇经典阅读，继而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推荐书目[17]：

（1）指导士子阅读之作。具有代表性的书目有《唐末士子读书目》《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读书次第》《经籍举要》《书目答问》等。它们多取诸生急需精读之书，略述其内容得失，指示读法，直接服务于治学。

（2）讨论读书意义之作。比较知名的当属《荀子·劝学》篇、《吕氏春秋·劝学》《颜氏家训·勉学》和张之洞的《劝学篇》。1935年，中国读书界掀起的“读书运动”，也以鼓励读书、营造好学风气、提高文化水准为宗旨，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3）论及读书方法之作。比较著名的有《朱子读书法》《宋先贤读书法》《读书作文谱》《读书说约》《輶轩语》《读书法汇》等，内容多采贤哲之法进行榜样劝诫。

此外，有关古代学人的读书事迹与掌故资料也屡见不鲜，祁承?的《读书训》、吴应箕的《读书止观录》、陈继儒的《读书十六观》、屠本畯的《演读书十六观》、吴恺的《读书十六观补》以及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读书部”一卷，记载了历代学者的苦读典范。

从民间社会来看，人们对经典也普遍存有向往乃至敬畏之情，这既是受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也是对借助读书改变命运的渴望。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在中后期，人们对于书籍，特别是儒家经典怀有特殊信念，儒学教化逐渐融入民间生活。《朱子家训》曾有言：“子孙虽愚，但经书不可不读。”[18]明清之际，读书与从仕更像是士人的一种信仰，期望通过阅读古文经典获得道德优越感和社会名望。如陆陇其告诫自己儿子：“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19]苏州张习孔认为读书与家族命运休戚相关，“书香一绝，则家声渐夷于卑贱。”[20]涂天相在《静用堂家训》中更是教育子弟要勤劳俭朴，从小就养成读书的良好习惯，并将识字作为一种社会标杆，“子弟一日不读书，即近小人矣。矧终岁乎？读书者，绝小人之根也;不读书者，近小人之媒也。且终岁读书，则虽偶近小人，尚有愧悔之日;终岁不读书，则日与小人相狎，陷于比匪而不知矣。”[21]相比于明代的家族，清代的士人更常被先人告诫要保有阅读习惯，以使家族文化延续下去。对于他们来说，拥有和积累知识更像是唯恐家族地位下滑的一种紧张情绪的释放。如清初的张履祥将书籍看作是人生命中必不可缺的物什，认为通过阅读掌握文化知识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坟墓、祖居、田产、书籍四者，子孙守之，效死勿去，斯为贤矣。比不得已，田产犹可量弃，书籍必不可无。无产止于饥寒，无书人不知义理，与禽兽何异？”[22]清代著名藏书家孙从添则称书为“至宝”，认为拥有书就可以使人有别于动物，其在《藏书纪要》中提到：“夫天地间之有书籍也，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23]

从文献学的发展史来看，经典阅读也是古人推崇汉学、崇敬经典的过程，特别是在辨伪辑佚学中体现得更为充分。辨伪的目的是为保持古籍，尤其是具有很高价值的经典读本的原貌，辑佚更是要直接把散佚的典籍进行集中恢复，重归元典。二者坚持“求古”“求善”原则，认为越古的典籍文献价值也就越大，也更值得辨伪与辑佚，并力求最大限度地恢复古文献原貌。

总之，儒家宗法礼制思想意识和家国同构的封建皇权统治体制是维系中国传统社會稳定结构的重要因素。孔子对“六经”的整理，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系统化梳理，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经典化过程。“六经”的编订整理为儒家学派继承孔子思想提供了固定教材;借助汉、魏、唐石经，封建统治者推广经典阅读，实现了思想的统一，加强了自身政权的权威性;科举取士彻底巩固了儒家经典的地位，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全民“读书运动”唤醒了民族记忆标识，加深了民族认同感。

3 经典阅读任重道远

经典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时至今日，仍然对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明显作用。

首先，经典是传统文化的内核。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元典是中华文明的开端，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原始内涵;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实在，价值历久弥新。以古代教育为例，经书是先秦时期贵族子弟的主要阅读对象，《周礼·春官》有“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24]的明确记载;汉代设立五经博士，专门教授和研究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六朝时，大力推崇元典，诵读“五经”，由昭明太子统编的《文选》是该时期的文学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深远;唐宋以后的教育范本以“四书五经”为主体，并与科举取士紧密相连。在思想观念上，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德观，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顾炎武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观。南宋时期，朱熹还将经典阅读与社会道德结合起来，强调阅读在道德自我完善过程中的作用，“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25]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信仰，都是经典文化思想的核心内涵，是经典传承的主题。

其次，当今社会需要经典阅读。通过阅读经典，可以使后人“证古裁今”，积累知识与见闻，远离庸俗与烦恼。现如今，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急需市场经济下的精神支柱。2015年，中国首个《城市阅读指数研究报告》[26]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手机等新兴阅读媒介的兴起，阅读外延明显扩大，网络阅读成为主流;纸质书领域，青少年及儿童书籍占据半壁江山;从地域来看，北、上、广、深人均购书最多，阅读氛围浓厚，其他城市阅读指数普遍偏低。虽然电子阅读给人们带来了阅读方式上的便捷，但相较于传统阅读，电子阅读也带来阅读的“碎片化”，对于年轻人心智塑造、人格培养带来不利影响。

国学经典是代代相传的民族文化精髓，经典中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仁义忠恕孝悌礼信”的道德伦理体系，对于青少年世界观的形成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有鉴于此，推崇经典阅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重塑社会价值观念至为重要。

第一，经典阅读可以提升个人素质。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过度地注重经济，导致出现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以当代大学生为例，这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继承者们“经典阅读、纸质阅读数量减少，具有‘浅阅读倾向，查阅资料也以网络渠道为主”[27]，呈现出过度依赖电子网络的现象。通过经典阅读，可以引发人们宁静的感悟和睿智的思考，从而改善民众阅读结构。

第二，经典阅读能够凝聚民族信念，激发爱国热情。自秦统一六国，建立首个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起，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融合多民族文化的综合儒家文化。以勤劳勇敢、爱国敬业、尊老爱幼为主体的传统精神受到多民族的推崇，大力推行经典阅读可以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民族复兴提供助力。

第三，经典阅读，关乎民族教育本质。通过经典教育，可以深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这也是经典得以世代相传的原因。经典能够不断地注入不同时代人们的阐释，所以能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寄托，显示民族文化价值的存在。从先秦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到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民情怀，再到民国孙中山“博爱”“大同”“天下为公”的民主情节，经典教育，更迭不变。

经典文化的教育是关乎民族未来发展的教育，只有具备经典文化信仰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从先秦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到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民情怀，再到民国孙中山“博爱、大同、天下为公”的民主情节，历代先贤哲人都为民族人文精神的发展而努力。经典教育，更迭不变。

4 文化传承，守望经典

经典之所以能够被广泛认可并长期流传，源于其沉淀人类智慧，寄托民族精神。“在信息发达的当代社会，人们的阅读行为变得被动、随意，缺乏逻辑和系统性。漠视阅读让现代人变得脆弱，心理素质不稳定，语言空洞，沟通能力弱化。”[28]因而现今社会加强经典阅读刻不容缓。

4.1 加强经典阅读宣传，营造社会阅读氛围

经典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更是民族精神的缩影。在古代，经典著作之所以能够被世人所青睐，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封建统治者的推崇。统治阶级将经典著述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典范，并将其规定为科举考试内容，有志考生则把学习经典看作报效祖国、光耀门楣、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经之路，现今社会少了这种“约束”，自然也就丧失了阅读经典的动力。因此，在推广经典阅读上，首先要建立读者的“经典观”，认识经典的价值。具体而言，文艺工作者要有文化传承使命感，努力创作高质量、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作品;国家也有责任推动经典文本的价值宣传，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古籍;在家庭教育方面，要将经典阅读植根于每个家庭，从小教育子女珍惜传统文化，培养古文阅读兴趣;社交媒体也要多发扬其传播优势，通过宣传“百家讲坛”“汉语大会”“梨园春”等品牌栏目，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引导民众健康学习，营造全民经典阅读氛围。《隋书·经籍志总序》有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这恰是古人对经典读本的社会作用的深刻理解。

4.2 轉变传统教育模式，从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做起

《论语·学而》有言：“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9]良好的个人教育对于孩子成长至关重要。学生是经典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加大经典阅读在课程设置中的比重是推广经典阅读的重要举措。现如今，专业分类的模块化导致各年龄段学生的国学知识严重匮乏，因而，转变传统教学思维，改革教育模式，是改善当今学生知识体系失衡的当务之举。无论是文科、理科或是工科专业，都要优化培养方案，将国学经典纳入学校教育体系考核范围，强化学生经典阅读意识。在就业选择上，加大对传统国学专业的就业扶持力度，激发学生经典阅读热情。同时，加强优秀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学生经典阅读习惯，做好传统文化教育工作。

4.3 创新形式，增强经典外在魅力

经典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被传承至今，深受人们喜爱，但文字的艰涩难懂和时代造就的语境变迁也一直困扰着经典阅读的推广。不可否认，目前民众的古文阅读能力普遍不足，阻碍了其对古籍文本的阅读，臆想化的理解又拉大了普通民众与经典文义的距离。对此，在保证元典品味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文本内容，采用在繁体字旁加入直白的文字注解或增加插图的方式，可以有效拓宽阅读群体。同时结合现代人生活节奏快的特点，创新经典阅读形式，利用网络拓展阅读，如加大经典读本的线上影像宣传，借助APP、公众号等新兴媒介，助推经典走进大众视野。

4.4 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图书馆作为直接面向民众的基层文化知识传播站，对于推广经典阅读意义重大。针对读者知识结构的不同，图书馆应当制定层次计划，采取普及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推广措施，如高校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是具备较好知识储备的读者，这就要求图书馆以馆藏资源为基础，加强文化普及的同时进行学术研究推广;公共图书馆的主要读者为普通民众，要以宣传普及经典文化为主。有鉴于此，做好大众阅读指导，给出相应推荐书目，对于宣传典籍、提高民众阅读兴趣很有必要。

5 结语

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经典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是在历史长河中由于自发与不自发阅读行为而造就的。纵然经典的形成伴随着统治阶级的干预，但它们确是历史检验后的文化精髓。无论是刻印石经的古代行为，还是宣扬国学的当世做法，都源于人们对经典的内涵与价值的肯定。在信息时代，网络快餐阅读成为现今社会阅读的主流形式，传统经典阅读面临严重威胁，借助新媒介、新平台，开发新型经典阅读模式，转变传统教育思维模式，加强经典阅读宣传并整合利用公共资源，是解决当今经典阅读所面临挑战的关键。

参考文献：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四部丛刊影宋本.

孟建安，苏文兰.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2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620-3621.

唐赞功.中华文明史：第三卷秦汉[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398.

刘起釪.《尚书》与历代“石经”[J].史学史研究，1984（1）：74-81.

顾炎武.石经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3.

张分田.中國政治思想通史：隋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78.

余扬.科举考试制度的社会功能再论[J].教育与考试，2011（5）：45-50.

许欢.现代阅读转型的困境：以20世纪上半期的传统经典阅读运动与论战为例[J].图书情报研究，2014（2）：12-20.

杨伯峻.论语注译[M].长沙：岳麓书社，2009：205.

赵岐.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