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扬

摘 要：社会调查是社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它在现代社会中应用极其广泛，它的特征主要在于抽取样本和问卷设计。一个完整的社会调查要经过选题、研究设计、抽样方案的制定、编制问卷表格、收集资料、统计分析等步骤，这些步骤都处理得当，才能得到优良的调查结果。

关键词：社会调查;选题;抽样;问卷设计

社会调查是通过一份问卷向受访者询问问题的方式来了解事实、发现问题的研究方法。它在当前社会中应用极其广泛。或许我们少有机会作为研究者去设计一项调查研究，但也时不时地会收到一份调查问卷需要我们去填答。这种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问卷不知道要去调查什么，提问也是莫名其妙的，让人不愿意费时费力地去填答。那么，怎样才能设计出来一份好的问卷呢？社会调查应该如何进行？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社会调查是一项科学研究。虽然它作为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有差异的，二者的对象不同，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物”，而社会调查的对象是“人”，人的异质性更强，更复杂，也更易受偶然性、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但这都不能抹杀它是一项科学研究。所谓科学性的研究意味着它是通过实证性的手段收集资料，并进行逻辑论证，而非经由思辨达成自己的结论;科学性的研究也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观察是严密、审慎的，而非松散的、模糊的。在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时时地提醒自己，这是一项科学研究，那是有助于我们出色地完成调查任务的。

明确了社会调查的性质，我们就可以开启一段社会调查之旅了。首先，要选择一个调查题目。选题的重要性不必再说了，爱因斯坦等等大家早已强调过了，关键是从哪里找到题目呢？费孝通认为“社会调查的题目，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当然我们也不排斥有些研究课题的提出，是从对原有理论的质疑开始的。”[1]对原有的理论提出质疑，属于基础性研究，这一类研究注重对社会现象内在规律的探讨，开展此类研究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相对而言，从社会实践中寻找课题要容易很多，社会现实是不断变化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就看我们有没有发现的眼睛。不过，无论是哪一类的课题，在选题时都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首先，题目要大小适中。太大的题目不易把握，我们可以通过某种限定而使题目缩小，比如关于“大学生心理压力研究”，这是一个稍显大一些的题目，我们可将其缩小为“××省大学生心理压力研究”或者“大学生学业压力研究”。题目也不宜过小，太小的题目价值也不大。其次，选题要新颖。科学本身就是要求创新性的，每一项具体调查作为科学体系中的一部分都应为整个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而不应只是无用的重复。而且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急需我们去解决，比如“校园网络霸凌”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研究这一类的新问题更能凸显研究的价值。再次，选题要考虑研究者的个人特点。这些个人特点包括对所选课题是否具有相应的基础知识，是否容易接近调查对象，以及对调查题目的兴趣等等。我们对所选的课题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做起来会很困难的，这样做也很不经济。填答问卷或接受访问调查都是耗时费力的，研究对象未见的愿意合作，研究者是否有能力或者有资源接近调查对象并说服他参与調查也是应该考虑的。兴趣看似与研究无关，但它却能够引领调查并保证调研的最终完成。

确定好题目之后，就进入到准备阶段。在准备阶段，除了要对整个调查进行通盘考虑，重点要进行研究设计，制定抽样方案，以及完成调查问卷的编写。在研究设计时，我们首先要明确调查的目的，是探索性的、描述性的、抑或是解释性的，不同的目的对应不同的策略。探索性调查只为得到某一议题的初步认识，选取调查对象时可采用比较方便的偶遇抽样或判断抽样，资料收集用无结构式访问即可;描述性调查重在研究对象某些特征的总体分布，并不关心因果关系，但相比探索性调查更具有系统性、结构性;解释性调查理论性最强，也最为严谨，往往从理论假设出发，并进行假设检验，最终达成对社会现象的解释目的。调查目的明确以后，我们就要进行概念化。概念化是“指出术语具体含义的过程”，它为“研究中的概念指定了明确的、共识的意义。这个明确化的过程包括描述指标（我们在测量时需要用到的）和概念的不同方面，也就是维度”。[2]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的概念是抽象的、模糊的，而进行科学研究则需要对概念清楚界定，这样才能得到明确的结论。比如我们要调查大学生的学习状况，那么这个学习状况意味着什么？是指课堂上的学习，还是课后的学习？是对自己所学专业的学习，还是包括计算机、美术、音乐等技能性及兴趣爱好类知识的学习？等等。此外，研究设计阶段还要明确调查的分析单位以及时间框架。

在准备阶段，还有两个重要事项：抽样方案的制定及设计调查问卷。现代调查的特点就在于抽样和问卷法。社会调查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的老祖，甚至可以追溯到二千年以前的古埃及和中国。不过，传统的调查以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为主，而且选取调查对象的依据也主要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在收集资料时，往往采用无结构的自由访问或座谈会的形式。现代调查则主要运用抽样方式选取调查对象，收集资料则采用有结构的问卷自填或访问的形式。

所谓抽样是指从研究对象的总体中抽取出一些代表来进行研究的方法和程序，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效果比普查还要更好，因为普查各个环节的工作量都大，所以出错的可能性也大，结果反而抽取一部分样本的准确性更高了。不过，要注意抽样并不意味着我们关心的是样本的情况，真正让我们感兴趣的还是总体。那么，样本的代表性就很关键了，抽取出来的样本是不是能够代表总体呢？它的代表性靠什么来保证呢？概率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在抽样方法中有一类抽样技术即概率抽样便是以概率理论为依据，通过随机化的操作程序取得样本，因而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虽然总体中的每一个体并不能都被选为样本，但只要它们被抽取为样本的概率是已知的，我们就可以据其来估计总体，它便具有对总体的代表性。在进行概率抽样时，首先要制作抽样框，就是将调查总体中的所有原素列在一个表格中，然后从这个抽样框中抽取样本。概率抽样中最基本的方法是简单随机抽样，进行简单随机抽样时，首先要给抽样框中的每一要素一个号码，然后利用随机数表来选择调查对象。除了简单随机抽样之外，概率抽样还包括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多段抽样等等。概率抽样虽然可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但在社会研究中也会遇到无法选择概率样本的情形，比如我们要研究城市中的保姆问题，我们是无法得到城市中所有保姆的抽样框的，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概率抽样，这时我们就只得采用非概率抽样的方法了。非概率抽样方法受到研究者主观判断的影响，不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但它操作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且我们如果只做定性调查，代表性也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定性研究者很少从规模巨大的个案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来认真研究，而这通常是定量研究的目标”。[3]非概率抽样包括偶遇抽样、判断抽样、空间抽样、滚雪球抽样、定额抽样等等。

问卷是调查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用来收集材料的工具。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科学研究中，如果工具不良，是别想得到好的结果的。那么，如何才能设计出一份好的问卷呢，使得它能够收集上来有效而又准确的信息？有一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便是为被调查者着想。研究者在设计问卷时要不时地跳出来站在被调查者的角度考虑一下，问卷的结构怎样才容易让被访者接受呢？题目的数量和顺序又如何？尤其是在问题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上，优质的题目是简单、明确而又流畅的。设计问卷时要避免行话、俚语、缩略语;情绪化、诱导性的语言也是不好的。还要注意到题目的双重负载问题，一个题目只应询问一个问题，有时不小心就问了两个问题，比如“你是否打算在明年辞职另找一份工作？”这里面便包含了两个问题：辞职和找工作。提问时也尽量不用否定形式，被调查者有可能没有留意否定词或根本就把否定的含义理解成肯定含义。对于敏感性的问题更要注意，比如同性恋倾向、考试作弊等等都属于敏感性问题，涉及宗教心里、民族感情的问题也属敏感性的问题，提问时要格外小心，不说被调查者可能会拒答，也许他一怒之下把问卷撕成两半也未可知。总之，问卷设计不仅要遵循科学原则，也少不了技巧的参与。

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就进入到收集资料的阶段。在社会调查中，主要有两大类收集资料的方式：自填问卷法和结构访问法。在这两种方式中，固然都要使用问卷，但是问卷面对的对象是不同的。自填问卷的对象是被调查者，由被调查者自行阅读和填答;而访问问卷则是面对访问员的，由访问员提问并记录受访者的回答。自填问卷按照发送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个别发送法、邮寄問卷法、集中填答法和网络调查法。邮寄问卷法是最基本的收集资料的方式，然而，目前写信已成为被人们遗忘的交流手段了，邮寄法也受到很大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调查越来越占优势，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但是它的代表性却受到质疑，但是，不管怎样，网络调查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结构式访问有两种形式：电话访问和当面访问。当面访问可以得到很高的回收率，而且访问员可以给予被访者一定的指导，从而提高问卷的质量，但它的费用自然也高，应用的范围和规模受到限制。电话访问要灵活得多，但是电话非常容易被挂断，访谈的时间也不宜太长。

收集上来的资料要进行整理和校订，把有问题的资料剔除，只保留合格的资料，当然，如果剔除的资料太多，调查的质量就难以保证了。清理过的资料就可以进入统计分析了。统计分析实际上是简化资料的过程，单变量可以做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多变量则可进行相关分析、路径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等，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要视调查类型、调查内容以及资料的特征而定。

至此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调查研究，社会调查的各个阶段是一环扣一环的，只有各个环节都处理得当，才能完成一个高质量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著：《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

[2][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3][美]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