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赟姝 张思蒙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军事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类型，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电影创作的类型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为国家形象提供了重要的表达途径和文化反思。70年的时间里，中国军事电影在题材类型、人物形象塑造、创作主体以及审美策略方面都发生着重要变化，这些符合时代需求和市场选择的正向转变，正体现着筑梦七十载，中国电影艺术、市场的长足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军事电影的发展历程和审美变迁，为中国军事电影的未来方向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军事电影;主旋律;类型化创作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文化形式，承载着国家社会文化语境建构、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塑造的重要作用。军事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题材，以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化表达和传递出的正向价值观念，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军事电影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变革与创新，同时也成为了架构国家形象、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塑造主流审美文化的重要载体。回顾建国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军事电影的发展脉络，可以为中国军事电影开拓新征程提供借鉴意义。在新时代指引下，中国军事电影必将以其独特的文化感召力，成为弘扬民族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保存国家记忆的重要切口。

一、题材类型：从“主旋律”到“新主流”

不同于好莱坞“战争片”的类型化创作趋势，中国军事电影以泛类型化形态呈现[1]，形成了涵盖战争题材、軍旅生活、军事行动等多种形态的表现形式。

从创作表现主体上看，“中国军事电影作为题材概念指称一般包括‘三军：军人、军队、军事行为。”[2]首先，军人是指以军人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出现在涉及军事活动的影片中;其次，军队是指以军事队伍为表现对象，并以军事行为为主导的题材类型;第三，军事行动，通常是指军事题材电影表现的核心内容。军人、军队、军事行动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军事电影题材创作的表现主体。从创作类型上看，中国军事电影一般来说包含以下几种：纪录片、战争片、历史片。其中战争片和历史片，成为了中国军事电影的主流，并成为了占主导乃至支配地位的电影创作类型。不同时期的中国军事电影，都聚焦于革命历史或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通过对于历史事实、革命战争、英雄人物的生动描绘，带领观众重回重要历史时刻，与中国军人、中国军队同呼吸、共命运，实现了从“主旋律”到“新主流”的演变，成为具有广泛受众基础的电影题材。

（一）“十七年”时期军事电影创作特色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中国电影经历了繁荣发展的“十七年”电影创作时期，军事电影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表现内容，占据了“十七年”电影史的主流地位。

从题材来说，“十七年红色经典”时期的中国军事电影主要建立在“三幕剧”的基础之上，题材大多以展现“抗战”“解放战争”两个重要革命历史时期为主，以战役事件和英雄事迹为故事核心，传递主流价值观。如《平原游击队》讲述游击队长李向阳接到牵制日军的任务，与敌人巧妙周旋并最终克敌制胜的故事;《上甘岭》讲述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连长张忠发率领部队坚守阵地与敌人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等。这些军事电影通过对于正向英雄人物以及先进事迹的刻画，传递出革命军人们的崇高革命理想，也反映着这一时代的人民理想。从类型来说，“十七年”时期的军事电影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政治指令性的生产，从而形成独特的类型化创作倾向。究其原因，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意识的爱国主义宣扬，以及围绕国家意识形态“建构新中国的话语系统、影像系统、叙事系统、意义系统”[3]的必然要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政权的稳定以及人民对于革命历史成果的喜悦，都支撑了这一时期军事电影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军事电影中，主要以弘扬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红色价值观为主，呈现出“红色经典”“工农兵电影”“革命历史”影片多种创作倾向。并且，这一创作倾向延续到“十七年”时期之后的“文革”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时间当中，中国电影艺术停滞，取而代之的是极端政治倾向的“革命样板戏”创作，其“三突出”的创作原则、“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塑造法则，都蕴含在中国军事文艺创作的独特政治表达中。

“十七年”时期中国军事电影，以及“文革”时期“革命样板戏”所蕴含的独特政治基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承担着传播国家主流价值、宣传国家主流意识的责任，军事电影的核心价值表达由此而立。

（二）新时期以来军事电影的重要转向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1979年正式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转变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都颇为深远而意义重大，同时也为中国军事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人们继续摆脱“文革”十年的扼杀，重新呼唤“大写的人”，实现从政治到思想上的全面解放。与此同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创作逐渐打破了电影政治社会化的绝对功能，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军事电影的类型意识也逐步确立起来”[1]。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出现了几个重要的转折点，且对中国军事电影的创作和探索起到了突破性的推动作用。

首先，将战争中的“人”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将战争本身置为后景。其中，电影《小花》的出现，可以说为新时期的军事电影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表现了这一时期军事电影的一个重大转折。电影《小花》将战争推到后景，以表现战争中的人的悲欢离合为前景，侧面反映战争对人的摧残，整部影片都重在表现人的命运和情感。从《小花》开始，中国军事电影更为注重对于个人的表达，从单纯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叙事，由此开启军事电影的新篇章。

其次，突破传统军事电影“题材决定论”的创作束缚。新时期文艺创作者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批判“文革”，追求艺术上的突破，为改革开放寻求现实依据。这一时期的军事电影改变了传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电影创作观，打破样板戏时期“题材决定论”的创作束缚，重新关注文艺属性与艺术规律。1979年电影《曙光》的出现，第一次正面反映了党内错误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影片中由于林寒的“左”倾思想错误，使得根据地遭受到沉重的打击，足以说明电影人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反思。

第三，90年代军事电影大片化、娱乐化倾向开始出现。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影响，中国电影逐步走向工业化进程，大片化、娱乐化倾向开始出现。其中《南京大屠杀》《鸦片战争》《开国大典》等影片开始尝试用全新的观点呈现经典历史场景，用大制作展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下，“创作者强烈的历史主人翁意识与抱负”[4];《欢乐英雄》《闪电行动》等影片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军事题材电影的娱乐化创作倾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电影人对军事题材电影的包容度也越来越大。军事电影不再成为政治的附属，而是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探索出一条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新的叙事模式和表达形式。

（三）新世纪市场经济改革下的商业化与类型化发展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军事地位的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和平”成为了军事题材电影所展现的主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新主流”重要成果的军事电影必然要打开新时代的大门，以更广阔更高水平的视角完成军事电影的题材拓展。

新世纪以来的军事电影在展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表达上，往往选取更符合时代主题的角度。以2006年电影《集结号》为例，这部影片所讲述的战争时代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前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但是与“十七年”电影时期不同的是，《集结号》并没有把弘扬个人英雄主义放在核心表达，而是在战争之外，探索战争背后的人性思考。影片前半段讲述连长谷子地带领他的兵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故事，后半段则着重围绕谷子地对集结号是否吹响的不断追问，引发观众更为深刻的有关对于战争和人性的反思。而《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等为代表的一批军事电影，则完全以21世纪为时代背景，以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为核心，讲述当代的中国军人、中国军队以及中国军事行动的军事题材。不论是“跨国解救人质”还是“境外缉毒”等，这些军事题材始终以当下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为依托，重在展现背后的大国形象和新时代军人的素养。不仅如此，这些影片“既符合产业化语境下商业电影的运作机制，又富含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同时也契合了当下主流电影观众关于‘厉害了， 我的国的想象。”[5]新世纪的影片不再受政治、政策的过度约束，而是更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经济发展和观众选择，呈现出类型化、商业化、娱乐化趋势，完成了从“主旋律”向“新主流”的转变。

二、人物塑造：从“英雄化”到“平民化”

军事电影的作用向来都不是单纯的回顾战争，讲述英雄人物，“战争只是前景，背后的政治争执、社会动荡以及负担它们的人才是更重要的”[2]。也正是因为从“英雄花”到“平民化”不断变化的时代政治人文需求，中国军事电影才得以一直保持生命力，并不断地迸发出新的生机。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刻画“工农兵”形象

“十七年”时期是构建新中国“前史”的革命历史阶段，刚刚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们“背负着重建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重大使命，需要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需要英雄的形象来凝聚力量”[6]。因此，这一时期的电影自然承载着树立中国共产党形象、弘扬爱国主义、宣传舍小家为大国的价值观的责任。军事题材电影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又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这一时期的军事电影塑造出大批形象鲜明的人物，如《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上甘岭》中的张忠发等。这些农民出身的英雄人物形象“凝聚着传统美德的精华，凝聚着新的道德期待，向观众传播了朴素的道德观”[3]，对于树立中国共产党是农民的子弟兵形象也是一种重要体现和反映。

“十七年”时期的军事电影中的人物形象都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具有时代特色和政治内涵的“英雄化”人物。这种“普通人”英雄化的过程，体现了“十七年”电影时期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的电影创作手法，当这些来自普通人民群众的人物形象被赋予了超人的能力和身份时，他们也因此更具有感召力和感染力。但是这种“英雄化”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一定的表达限制。当“英雄化”成为一种特定的人物刻画模式之后，它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反映阶级特色上，逐渐忽略了人性的多层次和复杂性表达，因此也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

（二）新时期之初呼唤人性的回归与觉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整体格局都呈现出了多元化、深层次的发展态势，军事题材电影更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呈现出平民化的特征。如果说“十七年”时期重在塑造“英雄人物”，那么改革开放后的时期就是在打破这种英雄人物禁忌，塑造出一批真实的、有个性的、甚至并不完美的平民英雄，这些英雄不再是独立于人民之外的“战斗英雄”，而是变成了有血有肉有脾气的鲜活的人。因此“呼唤人的觉醒”成为了这一时期人物形象塑造的核心。

1979年李俊执导的影片《归心似箭》中魏得胜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影片讲述了身负重伤被俘的东北抗联某部连长魏得胜在逃出敌人的魔掌后，被农村妇女玉贞所救，两个人互生情愫，但魏得胜最终战胜个人情感，毅然决然地重返抗战前线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魏得胜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也会因为爱情动摇内心的革命情怀，在爱情和战争的两难选择中犹豫徘徊。此外，在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军事电影中，革命领导人的形象塑造也发生了变化。包括1981的《西安事变》、1983年的《四渡赤水》、1991年的《大决战》系列、1996年的《大转折》系列、1997年的《大进军》系列等。这些电影中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领导人形象，領导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和人民共存亡的、具有平民化意识的人。

无论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军事电影开始思考人的觉醒，不再以塑造英雄人物为固定范式，并开始探索人物塑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呈现出多元化、深层次的发展趋势，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打破了传统军事电影的政治桎梏，探索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21世纪军事电影人物塑造的多元表现

经过历史的打磨与时代的选择，21世纪的军事电影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已经跳出了政治、制度、宣教的约束，能够相对自由地表现历史与现实，并对“英雄人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由于人们处于和平发展时代的大环境中，对于献身精神、革命精神有了不一样的定义，军事题材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也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人物形象背后的国家形象塑造。

与革命战争电影中怀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的“英雄人物”形象完全不同，当代中国军事电影的英雄人物“契合了新时代精神，带有鼓舞人心、张扬大国气象的时代风采，主要体现为英雄精英化过程中过硬的专业技能以及强者的绝对实力”[1]。现代的军事电影中，观众能够在每个人物的生动形象、人性塑造的背后，看到国家意志、军人意识的反映。电影《红海行动》中的“蛟龙突击队”：队长在面对突发情况时沉着应对，通讯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不辱使命，战地记者在面对各种困难后仍选择探寻真相，在收到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消息后，“蛟龙突击队”全体队员一致决定再次展开营救等。他们每个人皆体现出新时代军人的职业素养，在他们身上，观众看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精神，而是每个人独特个性背后的团队精神。因此，无论是《战狼》系列的冷锋及他的战友还是《空天猎》中的霸天狼，他们都是典型的新时代中国军人形象。这种英雄观的巨大转变也体现着时代审美倾向的改变，以及时代精神的全新诠释。从“英雄化”到“平民化”，中国军事电影见证了时代审美的变化，完成了彰显新时代精神的英雄书写。

三、审美策略：从集体主义到国家形象塑造

中国军事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树立国家形象、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培养国民素质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具体表现在影片的艺术表现形态、文化思想内涵、人性的表达等方面。不同时期的军事电影都反映着不同时期国家主流价值导向的切实需求。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主义”创作观念确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我国面临着生存和发展两大任务，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制度层面，社会主义制度带来了集体主义思想;在经济建设层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则带来了集体主义生活及生产方式。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治、经济形态影响了文艺创作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军事题材电影中，“集体主义”的创作观念确立。例如，1965年上映的电影《雷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雷锋同志作为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天然成为军事题材电影的重要选题。影片选取雷锋的部队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塑造了“有着鲜明坚定的政治立场、政治信仰与政治基调的人物形象”[6]，通过对雷锋英勇无私奉献事迹的描绘，再现了雷锋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学习雷锋精神、弘扬雷锋精神成为时代主流。

进入新时期，中国军事电影逐渐探索新的“集体主义”表现形式。1986年陈凯歌导演的《大阅兵》中，不论是队长李伟成的退出还是刘国强的坚持，战士们都为达到统一的目标，甘愿牺牲自我。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强烈的集体主义荣誉感。影片同样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激励与鼓舞。这种强烈的集体主义荣誉感虽然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牺牲小我”，但同样的是，它们都以成就集体为目的，反映着时代审美的主流，推进着时代价值的传播。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军事电影坚持“集体主义”创作观念，为建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荣誉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全球一体化格局下的文化交流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军事电影越来越面临着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现实表达，逐渐承担起与国际接轨、树立大国形象的文化责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吹起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在市场经济的指引下，中国如何承担起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作为，成为了世纪之交军事电影所展现的重要价值取向。

2002年的《冲出亚马逊》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影片。影片讲述的是我军两名特种兵中尉王晖、胡小龙在赴美洲亚马逊流域的“猎人学校”训练期间，受到了外国教官的歧视以及不公平待遇，但他们秉承着中国军人“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超越自身極限，最终赢得了外国教官以及其他国家军人的尊重，并且为祖国和军队争光的故事。这部影片也是根据我国两名军人在委内瑞拉国际反恐怖学校历险训练的真实故事改编。作为展现中国当代军人的重要军事电影，这是第一部中国军人在国际舞台上军事实力的见证，由此，中国军事电影进入到全球文化视野中，中国军事电影的全球化想象由此开启。

（三）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诉求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中国军事电影的创作也逐渐走出国门，“让自由、尊严和幸福等价值观念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4]。尤其是《战狼》系列、《红海行动》取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大国崛起形象。

2017年《战狼2》以 56.8 亿元的票房成绩创下中国影坛的最高纪录。这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奇迹，同时也必然是中国军事电影的传奇。影片中有很多价值观的表达都更接近人类共同价值的表达，比如人性的平等：救人不分国籍，只分男女老幼等。这种基于自由、民主、平等而建立的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政治认同的刚性影响，进而引发观众共鸣。新时代军事电影的盛行，也从侧面体现出“中国的强大，国家意识影响力的扩展、军事实力的增长，尤其是人的观念的变化”[2]。

在当今时代下，全球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危机、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已经成为了全人类的问题。如何在地缘政治不断改变，尤其是近来中美两个大国间的政治经济博弈中，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追求，是新时代语境下面向未来的重要国家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已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如何承担起践行普世国家伦理、维护人类普世价值观的重任，是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军事电影提出的新的要求。

结 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走过了70年的光荣历程。不论哪个时期，中国军事电影始终都在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人民的选择，并且一直在探索更适合中国军事电影发展的模式。当中国电影真正走出国门，放眼国际之时，中国的电影唯有放弃自身狭隘的民族主义，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立于世界之林。与此同时，中国军事电影也不能一味地追求国际化、市场化、娱乐化，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如何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以社会效益为首，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军事电影长足发展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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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齐伟.新主流军事电影的类型惯例与文化逻辑[J].当代电影，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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