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笛

摘 要：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报道，我国每年有28.7万人因自杀死亡，其中40%自杀者可归因于抑郁症。[1]因此，抑郁症伴自杀的社会现象，应予高度重视。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作为首部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论系统的研究自杀问题的书籍，虽然其中许多结论在如今看来存在着不足之处，但不可否认他在研究自杀这一社会问题时的视角，仍值得我们在研究当代社会的自杀问题时作以参考。迪尔凯姆在论述自杀与宗教的关系时，主要是探讨19世纪西方各国的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自杀率的差异，本文将此视角扩展至人类体质因素，着重探讨宗教信仰对抑郁症患者身体机制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自杀论》;抑郁症;自杀行为;宗教信仰

前言：抑郁症作为一种情感障碍性疾病，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或兴趣减退及认知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自杀意念及行为是抑郁症的临床症状之一。抑郁症患者在整个病程中约2/3产生过自杀想法，最终有10%～15%的患者自杀成功。在2000年，抑郁症就作为最常见的慢性情感障碍性疾病已位列全球疾病负担排名的第四位，并且根据WHO统计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仅次于心血管疾病位列第二。[1]毋庸置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行为给个体、家庭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而至今为止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不存在能够完全解释抑郁症伴发自杀的单一因素，抑郁症伴发自杀的原因极其复杂，人体与遗传的化学变化和心理与社会的因素都在该发病体制当中起着很大的影响。

就此考虑，抑郁症患者既然从萌发自杀意念到最终实行自杀行为，整个过程是由个体身体素质因素与外界环境因素相互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那么，仅仅凭借医学侧重于个体身体素质方面的相关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人文学科中对自杀者的外界环境因素的剖析最早是在《自杀论》一书中，作者迪尔凯姆认为，自杀虽然是个人现象，但主要是社会造成的，引起自杀的真正原因是社会力量，并将宗教环境同自杀的精神病解释紧密联系起来作以论述。虽然，其中结论必然受身处时代背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不可全然照搬现用，但将宗教这一因素考虑在内的研究视角，给予今日研究者之启迪。现在已经有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了，在有宗教信仰的群體中，自杀行为的发生率相比无宗教信仰的群体是较低的，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一、 抑郁症者生理机制的失调

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将自杀与精神变态、自杀与种族、自杀与遗传划分为“非社会因素”，这些非社会因素均可称为是个人体质的差别。[3]单就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行为而言，先决条件是抑郁症本身就会对患者带来一系列的身体机制上的变化，使其在面对生活中负性应激事件更为易感，在极度沮丧和忧愁的状态下触发自杀意念。抑郁症确切的病理机制至今尚未得到完全的阐明，但在国内外医学界对抑郁症的持续关注，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研究技术的改善之下，现已经证实抑郁症致病机制与神经回路、单胺类神经递质、神经内分泌与神经免疫功能、神经营养因子与遗传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 神经回路

抑郁症的神经病理学改变主要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海马。海马是认知行为密切相关的重要脑区，在人类的学习记忆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海马也通过调节下丘脑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来参与大脑对应激过程的调节。医学的临床研究及神经成像调查都表明海马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生发展，海马的体积缩小、结构改变、神经元丢失都与抑郁症相关，尤其是严重抑郁症更为明显。核磁成像技术显示抑郁症患者与非抑郁症患者相比，左海马体积明显小19%。[4]

（二）单胺类神经递质

在单胺类神经递质中，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研究都证实了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异常与抑郁症有重要关联。单胺类神经递质主要包括：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5-羟色胺在中枢具有调节情感、睡眠、警觉、记忆等多种功能;去甲肾上腺素参与学习和记忆、睡眠和觉醒，焦虑和痛觉的感知等作用;多巴胺是应付方式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指标。抑郁症患者发病时，体内单胺类神经递质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及多巴胺水平显著降低。[5]

（三）其他

在抑郁症发生时，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以及垂体-下丘脑-肾上腺轴功能亢进是比较典型的病理学特征。神经营养假说认为，人类的抑郁情绪和脑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降低及功能下调有关，具有抑郁性格倾向的健康人与其他健康人群相比，前者的血清脑源性神经因子水平相对偏低，并在深入研究后，结论出抑郁症患者血清脑源性神经因子降低，与抑郁程度呈负相关。[6]

二、 抑郁症者社会支持的缺失

在《自杀论》一书中，迪尔凯姆根据社会原因将自杀分为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和动乱型自杀三种类型。相关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意念的产生大部分是因为极度悲观的看待世界，丧失生存目标，在社会生活中痛苦处境让其想以死求得解脱。[7]这与迪尔凯姆的利己型自杀相吻合，他认为利己型自杀与宗教、社会背景和家庭三个影响因素密切相关，而这三者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它们均是紧密融合的社会团体。并在书中进一步详细论证了那些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体，相较于信仰坚定、与家庭关系或政治团体关系紧密的人，他们常常迷茫自身存的意义，而产生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在自杀行为幸存之后，被问及“为什么会自杀”时，答案多数是他们没有活着的生活目标，长期的感觉不到社会存在，没有有效的社会支持。[8]

国内一篇《农村老人抑郁自杀的社会原因及应对策略》的文章中，作者郑文文就对典型的农村老人抑郁症伴自杀的个案调查中，得出结论：自从迪尔凯姆对自杀的经典研究之后，自杀就不仅仅是一个人对于造物主的反抗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变化问题，一个社会整合问题，社会支持的缺乏便是其体现。[9]家庭是社会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其社会文化功能之一就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是个人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早在1991年费立鹏等学者就使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对45个精神分裂症家庭进行测试，发现病人家庭的亲密性、文化性和娱乐性比非抑郁症者家庭低，而矛盾性相较则是明显升高。[8]在相较近的研究中也显示，抑郁症家庭在家庭功能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娱乐性和组织性、问题解决、沟通、情感反应、情感介入个维度上，相比较非抑郁症家庭更消极，尤其在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上更甚。[10]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后会发现，抑郁症患者与家人表达情感沟通上存在的一定缺陷，会使得抑郁症患者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不会向家庭成员表达自己的内心真实感受，加之家庭内部压抑的环境，以至使抑郁症患者缺失应从家庭成员之间得到的社会支持。

三、 宗教信仰对抑郁症者的自杀意念的干预

自杀意念是指有自杀意愿但尚未付诸行动，是自杀行为的起始环节，它是在抑郁症患者极度悲伤的心理中诞生的情绪。而宗教信仰与心理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宗教信仰是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态度和人们在特定情境中的一种特殊情感，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之上，可以使人们从负面情绪的漩涡中解脱出来。

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就敏锐的注意到宗教是可以影响自杀的，试图在对19世纪西方各国的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自杀率的比较研究中，寻求差异的根源，最终得出结论“宗教能起到预防自杀的作用”。迪尔凯姆的论点在于，由于宗教是一个团体，并且支撑这个社会团体的是所有信奉它的人身上存在的具有一定数量的信念及实践，这些群体意識越强烈，数量越多，宗教团体的结合就越紧密，同样宗教对自杀行为的干预性就越大。[3]因此，在当抑郁症者遭遇生活负性事件而产生自杀意念的时候，宗教内部同伴可以给予患者有效的社会支持。宗教予个人的社会支持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个人主观方面能感受的到被关怀、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以及被所信任的团体包容进去的集体感;其二是客观方面，世界上多数的宗教团体有向个人提供了实际物质帮助的教义。

除此之外，从抑郁症者生理机制的失调中可以看到，抑郁症者的主要病理改变是在认知功能，如海马体积、单胺类神经递质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及脑源性神经因子水平的改变。[6]认知功能的受损将导致抑郁症患者在社会生活中面对负性应激事件时，相较于非抑郁症者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相比较而言，抑郁症者往往情绪的调试也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在长时间沉浸负面情绪的状态中，加之抑郁症者认知功能的受损，思维不能回归到正常轨道而产生不恰当的自杀意念。此时，如果又没有一个有效的社会支持，或者药物的及时干预，并不难以理解抑郁症者进而会作出执行自杀行为的错误判断。药物的干预主要在于抗抑郁药的使用，抗抑郁药无可厚非是治疗抑郁症的有力武器，但抗抑郁药物在伴随着很多不良反应。对此，可从另一视角出发，宗教是自产生之初便肩负着解释人类生活困惑的责任，它所能提供的有效应对社会生活困惑的机制，能降低人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焦虑、低落等负面情绪，从而可以改善个体的认知功能，而宗教信仰和仪式中所能激发出来的情感体验，能在使个体获得内心的宁静和解脱，而不伴随抗抑郁药物对身体带来的伤害。

[参考文献]

[1]张荣华，等.抗抑郁、抑郁症与自杀风险[J].世界临床药物，2009年4月.

[2]杨登乐.农村自杀遗族人格特征与自杀意念关系的研究[D].大连医科大学，2016年.

[3]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M].种旭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4]姚媛，等.抑郁症致病机制及中药治疗抑郁症的机制研究[J].药学实践杂志，2018年5月.

[5]李晓晶.神经递质的Na<+>-K<+>-ATP酶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D].河北医科大学，2006年.

[6]王蕾，等.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因甲基化与首发抑郁症患者发病及自杀观念的相关性[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5年12月.

[7]姜能志，等.抑郁症伴发自杀的相关因素研究进展[J].精神医学杂志，2012年.

[8]张迎黎，等.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临床康复，2003年.

[9]郑文文.农村老人抑郁自杀的社会原因及应对策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2月.

[10]袁勇贵，等.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患者的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家庭功能对照研究[J].中华行为医疗科学，2002年.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大学，湖北 恩施 44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