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峰宇 徐嘉

内容提要 青年毛泽东受“行必统知，经世务实”的湖湘学风的熏陶以及杨昌济先生伦理学观念的影响，强调立志强心和富于实际精神的研究，这段思想经历体现在他在求学前期所记的《讲堂录》中。他早年推崇心之力，力图以新知倡新风，提振人心，革新旧俗，冲决沉郁固塞的旧思想之网罗，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做到学以致用。为此，他强调“重现在”的哲学观，促进“贵我”与“通今”的相互作用。后来在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提振人心与贵我通今的思想始终是在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要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国文化气质。

关键词 人心 贵我 通今 讲堂录 实践心学

〔中图分类号〕A42;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9-0085-06

青年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受“行必统知，经世务实”的湖湘学风的熏陶以及杨昌济先生伦理学观念的影响，他强调立志强心和富于实际精神的研究，这段思想经历体现在他在求学前期所记的《讲堂录》中。这部写于1913年10-12月的课堂笔记内容丰富，共47页、94面，共1万多字，其中前11页抄录《离骚》和《九歌》，后36页包括课堂记录和一些札记，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思想家和文学家皆有所及，反映了他当时听课、研读书刊和思考理论问题的实际情形。其中，直接提到阳明学说的有两处：一是介绍王阳明的治学方法，“阳明格物，思笋生之理”;①另一是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②但纵观全文，可见青年毛泽东受“心即理”和“知行合一”思想影响之深。“可以说，王学及其学流，对毛泽东早期世界观以及自我人格的塑造，提供了一个文化基石;王学在经过改造和取舍后，被借助为毛泽东早期思想发源的思想载体之一。”③研读《讲堂录》中的心学内涵，理解青年毛泽东的心路历程，要把握 “立志”“为学”与“贵我”“通今”的哲学要义。

一、立志：从寻找本源到提振人心

对“立志”的重视，是毛泽东注重心志和意志力培养的发端，这后来几乎体现在他思想发展的各阶段。早在韶山发蒙之初，读过四书五经的他曾深受儒学观念的影响。直至接触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得知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在于科技、交通、商业等很多方面远远落后于现代西方国家，于是决定离乡远行求学。当1910年秋天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时，他改写了日本政治家西乡隆盛的一首七绝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由此可知，他在少年时代就把读书与“立志”联系在一起，明确意识到学以立志、志在四方的意义。

1913年春，认为自己适合任教的青年毛泽东考入长沙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秋进入湖南一师。在长沙四师读预科期间，他逐渐明晰自己修学储能所要立的“志”是什么，这从《讲堂录》中可知其大概。立志首须倡学，从中博采众长、学以致用。在谈到福泽谕吉“不行架空之事”时，青年毛泽东指出“福氏于学擅众长，有诲人不倦之志”，②③④⑤⑥⑦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1、587、587、589、589、581、587、116页。认为为学须立超越古今之志：“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②又谈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③从中可见，求学必先有明确的目的性诉求，要在为学中激发创造性，有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的抱负，而不能流于空谈、闭门造车，或附古今之骥尾，造成所学无用，为社会所嫌恶的情状。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抄录了很多关于“志”的名言警句激励自我，例如，“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若干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之有也。”可见，立志乃依道所为。接着，他又写道：“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跛行，以呈三圣者。”④持志正心治天下，乃孔孟之道也。在这里，他认同梁启超关于理想和事实之间关系的观念，认为欲成事，须“高尚其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心之所之谓之志。”⑤因此，有志者应确立高尚的理想，明确自己“心之所知”，以大我之心立大我之志，在实践探索中彰显生命的大本大源。

立志的关键在于“立心”。当听到杨昌济先生在课堂上讲“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的时候，青年毛泽东记下了自己的心得：“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⑥豪杰者“特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他还特别强调超越停留于温饱的理想，“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⑦成大事者须有不同凡俗的志向，须有独立于寻常观念的豪情。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立大志者不能仅仅贪图个人之温饱，而应有鸿鹄之愿，“谋道不谋食”，因为改造人心意义更为重大。他所强调的立志实则是思想塑造与人格养成的过程，从中可见当时其所受宋明理学影响之深。“毛泽东早期思想所呈现的基本特征正是宋明理学思维理路的充分显现，宋明理学是毛泽东早期世界观和理想人格塑造的文化基石。”安启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4页。在宋明理学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首推阳明心学，这也是杨昌济颇为心仪之处。

杨昌济对中国古代哲学有过系统的研究，他在留学期间对西方伦理学和社会政治思想思考甚深，在教学中“既喜讲周、程、朱、张，又喜讲康德、斯宾塞而和卢梭的《爱弥儿》。”参见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3～154页。杨昌济在道德实践上最重视“立志”，在他编写的《论语类钞》中，开篇第一章就是“立志”。他引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说明“志”乃坚定的信仰，必须长期坚守。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引导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但崇高的理想与坚定的信仰是万万不可抛弃的。在《讲堂录》中可见毛泽东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笔记，当时国民孱弱而有东亚病夫之稱，乃因缺乏意志力使然，因而应极力提倡以不妨碍学业为前提的意志力的培养，这有助于增强国家兵力，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生产力。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⑩道德实践有赖于意志力，人们须有当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时牺牲小我的信念，努力为社会谋利益。

青年毛泽东对意志力的强调，主要体现在对心之力的推崇上，从中可见他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理解。李佑新：《毛泽东思维结构的意志维度》，《毛泽东研究》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页。阳明心学强调在心上用工夫，及至近代心学思潮成为思想家蔑视权威的武器。魏源“究心阳明之学”，断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谭嗣同强调以仁学炼“心力”：“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60页。杨昌济极力推崇谭嗣同，主张“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雖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⑦《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8页。毛泽东深受此影响，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写了一篇名为“心之力”的文章。正如他向斯诺讲述自己少年经历时所说：“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新华出版社，1979年，第122页。这篇文章虽已遗失，但阅读毛泽东在《讲堂录》中的课堂笔记，亦可探知其“心学”旨向。他在读《尚书·泰誓》时写道：“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⑨⑩《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8、600、586页。“法制者立国之体势也，教化者立国之精神也……法制有形，教化无形。有形不能碍无形，无形可以化有形。”⑦可见，青年毛泽东寻找本源的切入点是人心，他始终期望从高扬意志力层面改变国人的精神风貌。依此思路，他于1918年4月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从寻找本源到改良人心，他将寻宇宙之真理、动天下之人心的立志目的具体化了，这为他后来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关于“为学”与“行事”的辨证之思

青年毛泽东求学的思路带有研究的眼光，并非被动接受，目的是通过倡学立志，寻找和确立心中的“本源”。他在22岁时曾致信萧子升，列出自己选出的77种经、史、子、集。虽然这个书单后来遗失了，也可以想见其先博而后约的思路，其中既体现了择书而读的观念，也表明以中国传统典籍为基础，先中而后西的特征。从中也可见青年毛泽东受到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学风影响很深。杨昌济一向推崇船山之学，认为其“时时辟象山阳明，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乃与陆王之说合，亦当注意之事也。”参见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青年毛泽东经常到船山学社去听课，后来他创立自修大学也是借用船山学社的场地和经费。他自幼读《曾文正公家书》，在封面右下方竖写“咏芝珍藏”，欣赏曾国藩谈治学时讲求本源的态度。曾国藩认为，凡能得到大本大源者，必有坚定的意志。青年毛泽东深以为是，他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平定洪杨，在于学有本源，并能用本源即信念治理湘军，进而感染天下人之心。这时他还读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认为康有为意图改良社会进而实现大同的理想与自己关于人人共期圣域、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的想法很是接近。

湖湘学风素来讲求经世要务，这种倡导真知力行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影响甚深，他认为“应世接物之道大难”，研究应不好虚名、求实求真，为学须经邦济国，“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可以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开阔了视野，也因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等人的影响，形成了读书与为学的基本方法。从《讲堂录》所记内容可见，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所学的知识是广博的，涵盖中国传统典籍、自然科学、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等诸方面，学习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而“练达世情皆学问”。⑨他此时的学习是带着问题而富于实际的，自觉将为学与行事统一起来，使心力与体力合一。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只要心体合行，世间的事情皆不难成。因而，应将“为学”与“行事”合为一体。“谨言慎行即是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⑩他这时主要的为学旨向是将思想与行动相结合，在对宇宙真理的探寻中确立真志，将其作为行动的准则，并遵循准则尽力为之。以此打通思想与行动的藩篱，在他看来，乃头等要事，非过去俗学所能比。他坚信只有确定对宇宙、人生、国家与教育的基本主张，知而践行、行而促知，才能实现理想社会的建构。达此宏愿，关键在于以新知倡新风，革新旧俗，冲决沉郁固塞的旧思想之网罗，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做到学以致用。

青年毛泽东认为理学是中国学术“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较之周末“能动的发达期”和隋唐“受动的发达期”而言，在中国学术第三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②③④⑤⑥⑦⑧⑨B11B1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2、593、586、585、585、587、601、607、597、362、639页。其实，毛泽东这时赞赏的中国学术发达期主要体现为心学，正如他在《讲堂录》中所记录的：“陆象山曰：激厉奋迅，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②发扬这能动而兼受动的学术之光芒，当“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③所以，“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这很不容易做到，为之须勉力尚学，进而努力奋斗。在他看来，“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国则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而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④因此，青年当奋发图强，持之以恒，“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⑤

在此期间，青年毛泽东初步形成了辩证法思想，认为“天下万事，万变不穷”，“恩生于害，害生于恩”，“解甲物而有通乎乙，思此理而有会乎彼。及其至也，大宇之内，万象之众，息息而相通，是谓知觉类化。”⑥从中可见，世间万事万物是不断发展、相互作用、普遍联系的，这时他还谈到了质量互变的道理：“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⑦同时，他也意识到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挥事物各自的优势，使之各得其所：“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⑧可以说，他对“为学”与“行事”之间关系的思考也带有辨证的视角，为学到通达之处即是行事，行事到笃实之处即有新知，由此彰显了富于实际的精神。

正是秉持这种富于实际的精神，青年毛泽东认为“农事不理则不知稼樯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⑨因而，必须了解社会、深入调研，也正是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青年毛泽东游历了湖南很多县，结交了一些亲密的同伴，团结了一批同仁，形成了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新民学会。正如他所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新华出版社，1979年，第121页。在戊戌变法前后，湖南知识界提倡新学，“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召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B11青年毛泽东崇拜康梁，在读《甲寅》《民立报》等进步报刊发表的“同盟会的纲领”时，感到“激动人心”，力图维新救国。正如他在1917年9月23日与张昆弟夜谈时所说，“现在国民性情，虛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B12这启蒙的新学无疑须有革命意义，以大本大源之思动天下人之心，在为学中研究改造社会之事。

三、体悟“贵我”与“通今”的哲学要义

青年毛泽东强调“重现在”的哲学观，他比较了以往哲学家的两种观念：“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然而为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豫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能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②③④⑤⑥⑦⑧《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1、602、589～590、368、583、600～601、581、591页。较之“以未来为重”的哲学观念，“以现在为重”的哲学更富于实际，此说并非限于不慕未来之短视，而在顺势所当为中把握今朝，审慎务实，寓精神之自我于现实的实践探索中。这种看法深受杨昌济的影响，这从后来杨昌济写于1919年10月的《告学生》一文中清晰可见。青年毛泽东认为“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所以，凡学皆与解决当前问题有关，在他这时看来，“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今）。”②

“贵我”的观念贯通了有我与无我之境，既扬弃了执着于一己之念的“小我”，又彰显了为社会整体谋利益的“大我”。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这“大我”是“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③确立“精神之我”的关键仍在于立心，进而秉持强大的内心力量躬行实践，由此方能安心。这种将内在的我置于改变世界的探索中的实践观念颇能体现毛泽东当时的心路历程。在他看来，“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④其中可见“心即理”的思想烙印，亦可见毛泽东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所形成的强调务实的革命主张。

“贵我”须首先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为此应在实践中明心成志。青年毛泽东认为， “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⑤从中可见他受到曾国藩所说的“心常用则活”“常用则细”的影响，时常用心，方能使之灵活缜密，立身亦然。在他看来，“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敬事，克勤小物，躬行，断字积字数义，立身之本也。”⑥心思缜密，克勤躬行，从而知行合一。青年毛泽东反对高谈阔论，强调“不谈过高之理”，因为“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⑦他还将著书分为几等，赞赏宋儒之学，因其切实而有真知灼见。这种在实际研究中贵我明心的思路很有启发性，为学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而惟有在实践中完善自我、发扬个性，才能使心志的延展获得现实的栖居地。

“贵我”须走出小我，为此应大其心。青年毛泽东记录了张载的横渠四句并略作评述：“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⑧他强调君子应有泰然之心，用心成其志，并区分了“贵我”的不同情形。从中可见，“贵我”的前提是增强“心之力”，并使之外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这时毛泽东确实继承了传统心学的精华，或可认为“心力说远绍陆王，中经龚魏，近接谭嗣同，下启毛泽东。”李佑新：《毛泽东思维结构的意志维度》，《毛泽东研究》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页。就“贵我”而言，这里主要强调一种主体性思想，使主体意识与时势相适应。“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自我概念，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充满着厚实的现实感 （对历史的观照、对现实的审视）。……对毛泽东来说，‘自我精神是一种拯救民族血脉的历史意识，是一种关怀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否定旧文化、呼唤新文化的批判意识。”郭若平：《心之本体与“我”的自觉——毛泽东早期思想与阳明心学》，《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2期。正是因为秉持强烈的现实关怀，这种自我意识从形成之始就带有大我的气质。

正如青年毛泽东后来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所作的批注：“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同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说，则‘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诸义亦说不去。盖诸义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142、144页。这里清晰地阐明了利我和利他的辩证法，以利他之心“贵我”，实质是明确实践的主体意识，强调实践的自觉性和出发点。因而，他又批注道：“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②关键是把握起点和本位，自觉在除弊创新的社会政治实践中以公心做实事，真正实现强国救民的志向与抱负。

为此必须脚踏实地，以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通今”中实现知行合一。知与行并非静态的统一，而是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而这转化的中介即是把握现实。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重要的现实并非是身边琐事，而是国事和时局，是增长改变社会的实际经验。为此要做到自觉而实行，实则形成实践的思维方式，既展望未来，又脚踏实地。将未来视为今日之确证与延续，将往日视为今日之序章，不追悔过去，不好高骛远。因而，为学与行事均应注重现在，这是人们在确认主体之思的过程中理应具有的哲学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贵我”与“通今”内在契合，只有自觉意识到“我”的主体性，以明确的问题意识改进当前的社会现实，才能实现主体观念的对象化，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概言之，毛泽东在撰写《讲堂录》时对其接触的新知有质疑也有矛盾，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新华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其中既有唯心主义色彩，也不乏辩证法和唯物论因素，他对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都有过一定程度的思考。他既强调崇尚圣贤和研读传统典籍，又倡导学习西方进步观念，确立启蒙民众、走向革命的社会政治理想。后来，经过创办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小组，领导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实践活动后，青年毛泽东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结构从以前的多种思想并存冲突的混沌状态，进入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多种思想重新配置组合的有序状态”。金民卿：《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毛泽东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51页。而强调提振人心与贵我通今的哲学要义，可谓毛泽东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风格的思想储备之一，对他后来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增强意志力等思想观念持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徐嘉，北京市第12中学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