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

“真的不敢相信它竟是那么的庞大，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

莫角山发现后，当时考古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座规模巨大的土台，本身就构成了外高内平的防卫性质，具有城防的概念，所以起名叫台城;并认为在低湿的江南水乡地区，或许早期并没有像北方那样的具有城墙的城存在。那么，良渚遗址是否有城墙呢？

从一块石头中发现端倪

2006年6月—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了了解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地下情况，在瓶窑葡萄畈村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河沟，宽约45米，深约1米，河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生活堆积。当时我很想搞清河东岸的高地与河的对应关系，因此利用民房之间的一小块空隙，做了2×4米的局部解剖。在挖到距地表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高低不平，所以不是一个生活的地面。

石頭刚发现时，已经快到年底了，这一小片的石头开始几天我也并没有太在意，后来想着这些棱角分明的石块显然应该是人工开采的石块。那么这些石块会取自哪里呢？它们又是怎样被运输过来的呢？而从石块以上的堆土看，是较纯的黄色黏土，中间也没有间歇的活动面，因此这3米多高的堆土应属于短时期一次性堆筑而成。而且我知道现在当地在修建河堤和水库大坝时，都用的是这种山坡上的黄色黏土，那么这条压在村子下的长条形的高地会不会是良渚人的苕溪大堤呢？这些问题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常常想得彻夜难眠。

我们向当地工人打听，问他们在高地的其他位置挖井时是否也曾发现有类似的石块，好几个工人都反映在打井时他们挖到过石块。如果一公里多长的葡萄畈高地是良渚时期人工修建的苕溪大堤的话，那该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啊！由于葡萄畈村所在的南北向高地，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所以也有可能是莫角山遗址西侧的城墙。

当我觉得这种判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真是非常激动，于是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锦炎所长，省文物局的鲍贤伦局长、吴志强副局长等作了汇报，并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在葡萄畈遗址发掘的过程中，也始终得到了良渚遗址管委会各位领导的支持与帮助，张炳火主任、王寿昆局长、严国琪和蒋卫东副局长等时常到工地看望我们，为我们排忧解难，大家也一起讨论对于遗迹现象的判断。2006年12月下旬，良渚管委会又调进来一位副主任吴立炜先生，对于日后的考古与保护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无私的帮助。良渚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工作能够有今天的成绩，与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

2007年元旦的前夜，我从工地上给张忠培先生打电话，汇报了我的发现和推断。1月份张先生正好要来浙江龙泉参加会议，所以答应我会后来看看。1月22日，张忠培先生考察了良渚葡萄畈的发掘现场。根据葡萄畈遗址的发现和推测，我们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07年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勘探计划，并得到了批准。

是大堤还是城墙？

从2007年3月开始，我们首先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根据前期发掘对土质和遗迹的认识，我们确定了3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下一步钻探寻找相关遗迹的标准：一、这一遗迹是用较纯净的黄色黏土堆筑的;二、黄土的底部铺垫石头;三、黄土和石头遗迹以外是当时的沟壕水域分布区，上层为浅黄色粉沙质淤积层，底部为青灰色淤泥层，靠近遗迹边缘有良渚文化堆积。

根据这些标准，2007年上半年我们通过钻探确认了南起凤山、北到苕溪，宽约60米、长约1000多米的遗迹分布，为了验证我们的钻探成果，我们选择了在旧104国道北部的白原畈段进行解剖发掘，因为白原畈段的高地靠近苕溪，高地的堆土在历次修筑大堤时已经被取掉了。钻探发现的石头地基距离地表只有40厘米左右，在水稻田耕土的下面就是良渚文化的堆积，在这里发掘不仅见效快，也可以尽可能地减少考古发掘所造成的破坏。

根据钻探所反映的堆积状况的不同，我们在此分4段进行了探沟解剖。通过解剖我们进一步肯定了这一遗迹在分布和堆筑方式上的连续性，而且在遗迹的内外两侧都有河沟分布，河沟边缘普遍叠压着良渚文化的生活堆积，陶片特征与葡萄畈段所出陶片一致。这使我们对钻探的手段和成果充满信心。当时虽然还没能确认是否是城墙，但4000多年前这样大的工程也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撼。在体会初战告捷的心情的同时，我们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困惑。经过半年的钻探发掘我们发现，这段城墙南端连接到了自然的山体凤山上，而北端则叠压在了现在东苕溪的大堤下面。

2007年6月4日，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关强司长和阎亚林处长途经杭州，专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考察了发掘现场，对于良渚遗址的重大发现和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和鼓励。6月9日，我们在继续钻探寻找中，在河池头村路北的高地下面发现了一片石头遗迹，为我们探寻良渚古城的城墙，打开了一扇窗口。6月19日，张忠培先生考察了白原畈段的发掘现场，听取了我们的调查和发掘汇报，张先生兴奋地说，这个发现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反山、瑶山的重大发现。新发现的大型石砌遗迹规模如此宏大，在中国同时期中还没有第二个，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要通过钻探等手段，了解这一遗迹的结构、营建过程以及其中的石头和黄土来源等问题，认识遗迹的功能，理解这一遗迹与莫角山遗址的关系。

2007年6月19日下午，我陪同张忠培先生一起到余姚参加田螺山遗址现场馆落成典礼。6月23日晚上，张先生又特意从宁波返回良渚，要在良渚住两天，再好好看看。6月24日上午，张先生给我出了几道题目，要我回答葡萄畈遗址下一步的发掘计划，以及今后怎样围绕莫角山、土垣等大型遗址开展考古工作。与葡萄畈相关的遗迹，到底是古代苕溪的大堤，还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城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这回可以肯定是城墙了”

张忠培先生走后，我召集考古队开会，一方面做好葡萄畈与白原畈发掘现场的后续保护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地图，踏看现场，围绕着是城墙还是大堤的问题，做了各种可能性的推断，如果是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那么北墙可能在哪个位置;南墙可能在哪个位置。

我们开始兵分两路，一组沿着凤山向东寻找，另一组沿着河池头的南面向东寻找。可是几天下来，一点苗头都没有。于是我们改变策略，大家集中在一起重点寻找北城墙。河池头南面没有，我们又到河池头北面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直到2007年9月28日，我们钻探确认了从苕溪大堤到雉山的800多米长的墙体。北墙找到了。

可这真的是北城墙吗？我們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找到的北城墙在接到雉山上之后，又消失了。此时还是不能排除这是古代苕溪大堤的可能性，因为这一段与北面的苕溪大堤还是相平行。

从2007年10月1日开始，我们在雉山东面设定了几条钻探目标：一是沿雉山一路向东北方向，如果找到了，那就是苕溪的大堤;二是沿着雉山向南钻探，把雉山设定为城墙的转角;三是沿着雉山东面的前山向南的高地钻探，把前山设定为城墙转角。第一条在雉山和现在苕溪大堤之间，来回寻找，一直钻探到安溪的杜城村，也未能发现可疑目标。第二条在前山南面的高地下面，也未能找到我们要寻找的石头地基。而雉山向南的钻探也迟迟未能发现石头的踪迹。难道真的是古苕溪的大堤吗？

到2007年10月下旬，我们几乎探遍了从雉山、前山到旧104国道之间的南北1000多米长的范围，最后终于在金家弄村北面的一块叫“外逃顶”的农田里钻探到了下面的石头。有了目标，我们迅速向南北扩大，北面连接到了雉山的东面，南面一直到小斗门村。当确认无疑是东城墙后，我们就开始理直气壮地宣布：“这回可以肯定是城墙而不是苕溪大堤了。”有了东西北三面，南面的城墙位置就容易确定了。

2007年10月29日我们终于在何村东面的台地下面钻探到了石头，然后迅速向两端延伸，至11月5日确认了南城墙的分布范围，东起小斗门村西，西至东杨家村与凤山东坡相连，全长约1600米。至此一个东西1600～1700米，南北1800～19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四面围合的良渚古城，已经真真切切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真的不敢相信它竟是那么的庞大，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

2008年4月8日，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良渚古城的发现将以往发现的莫角山遗址及反山贵族墓地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群130多处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良渚古城发现后，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规划，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按照“三年规划，十年目标，百年谋略”的方针，认真梳理了良渚遗址已有的资料与存在问题，制定了良渚遗址考古的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