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远 徐豪

经过80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基本搞清了良渚古城的概况和功能。

良渚考古前后已经延续了83年，这83年，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让中国古文明一角的光辉闪耀于世。王宁远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考古队领队，参与良渚考古工作已经19年，是第三代良渚考古人中的核心成员，主持了良渚古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调查与发掘工作。

以下是王寧远对良渚考古史的口述：

发现良渚

1936年的时候，西湖博物馆管理员施昕更很意外地发现了良渚遗址。施昕更先生是良渚镇人，生平坎坷，他赶在战火烧来之前把发现的遗址发掘完，把报告写好，就差要出版了，已经交到出版社去了，结果就碰上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8月14日中国空军就是在杭州上空跟日本空军打的。

施昕更本来认为1937年7月底能把书印出来，书的图版是在上海做的，文稿的校样他已经拿到了，结果日本人打上海了，上海很快就沦陷了，印刷就中断了。他就把那份清样留在家里，自己带了一份原稿到单位。他把这个稿子分在两个地方，就是以防万一有个闪失。那时候西湖博物馆已经流亡了，施昕更被介绍到温州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做秘书工作。

实际上，当时良渚被重视，不是因为它发现了玉器，当时所有人都不认识良渚玉器，虽然良渚玉器很早就有出土，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周代或者汉代的。施昕更最激动的是他发现了有两片黑陶，我们叫黑皮陶。

为什么特别关注黑皮陶呢？因为当时世界上的考古学理论比较流行的叫传播论，认为文明是单点起源，往别的地方传。上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才开始诞生，那时候瑞典考古学家在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彩陶。而在西方罗马尼亚或者别的地方都发现过彩陶，人们就认为中国的早期文化是不是西方传过来的？比较重要的节点是上世纪30年代，山东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挖出来一个黑陶，这个黑陶是西方没有的，所以就有了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二元论，就是有一部分是西方传过来的，有一部分是本土的。

施昕更在良渚发现的黑陶，跟龙山的很像，他认为这可能是从山东那边传过来的。因为一直以来，江南地区都在黄河中心说的这种理论影响下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宋室南下后来才发展起来的。1936年12月，施昕更连续两次在良渚进行试掘，出土了一批黑陶器和石器。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是董聿茂，是一个古生物学家，他虽然不懂考古，但他觉得施昕更的考古报告很重要。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一路败下来，民族自信心都丧失了，那段时间整个文化界就掀起了文化救国、文化救亡的思潮。董聿茂找到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当时已经流亡了，没想到竟然还拨出了出版经费。

1938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这本书在上海出版了，但由于战乱，没有在市面上流行。1939年，施昕更在瑞安得了猩红热，由于缺医少药最终去世了，只有28岁。但因为有这本书，解放以后我们就知道良渚有遗址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说施昕更是良渚考古的第一代人。施昕更当时找了13处遗址，虽然他不是专业出身，但考古报告写得很规范。所以我们一直说，良渚考古从它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情怀、有温度的。

反山、瑶山发掘

解放以后，西湖博物馆改成浙江省博物馆了，设有历史部，考古工作由历史部统管。1959年12月，依照考古惯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工作座谈会上首次公开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上世纪整个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初，良渚都进行了零零星星的考古工作。

这期间，上海、江苏等地的良渚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发现了黑陶和玉器是在同一个墓里面的，确定了玉器是良渚文化中很高级的东西，这就完全就扭转了我们之前的认知。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发掘了福泉山遗址，得出了一个结论，良渚文化中平民墓可能都是埋在平地上的，只有贵族墓是埋在高墩上，而且这个高墩是人为堆起来的，有的考古学家还给它取名叫“土筑金字塔”。

1979年以后，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的历史部独立出来，成立了一个考古所，就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门的考古机构成立以后，就把浙江省比较重要的考古内容列为未来的战略重点，其中就有良渚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因为吴家埠遗址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镇西北的吴家埠建立了“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站”，专人驻扎进行长期考古。工作站成立以后，除了我们自己正式的工作人员可以驻在这里，还让很多招募的技术工人也有了工作据点。有了一个“窝”之后，考古工作的整体开展就更顺利了。到1985年的时候，大概就已经发现了有四五十个良渚文化遗址。考古所成立后，牟永抗、王明达这些人就成为第二代良渚文化考古人。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活动定于当年11月在杭州召开。考古人开会，不是坐在那里空对空谈论，最好是把你挖出来的东西摆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上上手;另外，一般还会弄一个发掘现场让大家参观、研讨。但当时良渚地区的考古做得不怎么样。

在上海开会的时候，大家对“土筑金字塔”印象很深刻，回来以后在良渚周边调查发现了几个，但到底是不是跟人家一样有贵族墓呢？当时是没有任何信息的。正好那一年我们有一个技工，是住在反山附近的村民，他反映反山顶上有一个制动材料厂要扩建，这个技工他跟着去调查，他知道这是一个遗址，就跑过来跟考古所说那边要动工了，我们要不要去发掘一下。王明达等人去现场勘察，判断反山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建而成的。

当时的发掘项目如果是抢救性发掘的话，国家是没有拨款的，要业主出钱，但这个厂是很小的村镇企业，根本出不起钱。本身考古所也想借这个机缘，挖一个考古遗址配合50周年会，就说我们自己出大头，企业贴一点钱，这样就谈成了。当时浙江省考古所考古发掘的经费一年大概是8000元钱，上半年在海宁挖了个叫三官墩的遗址，花了2000多块钱，还剩5000多块钱。考古要有报批手续，王明达写了一个发掘申请书，说这里“是一处重要的良渚文化墓葬，即‘土筑金字塔”，他直接就定性为“良渚贵族墓地”了，然后还写了一个很详细的操作规程，包括挖出玉器如何操作等。我们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一身冷汗，万一你挖下去不是呢？这很神奇，也很有魄力。

这个申请后来批准了，就开始挖了。最初挖了十几天，一个良渚墓都没有，挖下去全是汉六朝墓。后来在一个探方下发现了疑似墓，有一天连挖了90厘米一点东西都没有。以往的良渚墓都没有这么深的，大家怀疑会不会挖错了，他们那天很紧张。但王明达觉得这个坑边很像，不会错，就这样一直挖。到了（1986年）5月31日下午的时候，当天要下大雨了，挖出了一点漆皮和玉粒，王明达老師一看，就跳了下去，用竹签子在底下还发现了玉。但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准备的，没有安保设施，为了安全起见，王明达就跟坑里的技工说不要往外说，然后就告诉大家今天天要下雨了，我们停工了，你们回去吧，那些工人不知道，就都回去了。他留下了几个比较可靠的人，记下墓穴的长宽深，他们把墓穴盖好，把排水沟挖好。

他们那天晚上喝了酒，很高兴，说他们已经改变历史了。结果这里真的就是良渚王陵。反山一挖，就把良渚遗址在整个良渚文化区里面的特殊地位给揭示出来了。当年的大会，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讲，浙江史前文化有“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

良渚从反山发掘开始，就“开挂”了。第二年，1987年春天，考古所对瑶山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由牟永抗先生担任领队，瑶山遗址发掘也是良渚文化考古中最为重大的成果之一。接下来是90年代初杨楠、赵晔发掘了莫角山遗址，等等，几乎所有的这些发现都具有重大标志意义，有的是七五十大考古发现。

提出遗址群保护理念

其实有一点很多人没有关注到，第二代良渚考古人的考古理念对后来的良渚考古和保护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时考古发掘的规范，一般是需要把所有人工干预过的东西全部挖完，挖到完全是自然的土，项目才算完。但是反山是人工堆起来的，堆了好多米高，墓是埋在顶上的。当时的发掘领队王明达和当时老一辈考古人很有文保意识，他们觉得如果都挖光了，墓坑都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什么都没了，甚至连几个探方之间的隔梁、走路用的关键柱都留着，包括上面的汉墓也留着，他们设想以后可以建个博物馆。过了30年，终于建了现场展示棚。这个理念在当时考古人的文保意识、考古现场保护意识里是超级先进的。反山其实只挖了西边，东边还有。后来其他地方的很多遗址项目都跟我们级别差不太多的，但他们全部挖得干干净净，挖完就走了，什么都没有了。

良渚遗址中，现在回头看其实都是古城的不同功能区，但是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王明达先生在1986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叫“良渚遗址群”的概念，他说这些遗址这么密集又这么高级别，它们可能是一个整体，虽然他当时也不晓得这是个什么整体，他就划了一个范围，把这些遗址在的地方按照边界划了一个范围。这是一种学术上的认识，但是没有想到对于后来良渚遗址的整体保护来说，实际上是个理论基础。如果当时都按照遗址点保护，遗址点之外的都破坏了，那就完了。整个古城范围内，是一个整体功能，比如这个地方是宫殿，那边是祭坛，我们做出判断，要有整体性的认识。这么大的遗址保护区，是很罕见的，也是因为这种学术渊源。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要开始划保护区了，我们所有人都是以良渚遗址群的概念来认知的。保护区要划多大呢？要划30多平方公里，在杭州周边划出来30多平方公里不能搞房地产，不能办工厂，深挖不行，几乎什么建设都不行，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要下决心做出巨大牺牲的。

当时余杭区还没有现在经济这么好，良渚遗址群要画红线，10年没有划下来，各方面矛盾非常剧烈。据说有一次开会，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来了，讨论良渚遗址保护规划，说要把这里所有的区域都保护起来，开了一半会，余杭区三套班子离席抗议。那时候大家认识都还不统一，也的确有很多现实问题，不让开发，不让建房，老百姓的生活生产怎么办？

虽然一开始有很多矛盾，但后来随着认识的提高，经济的发展，良渚遗址保护做得非常好。其实对所有的遗址保护来说，做不做得好，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当地政府，因为要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历届区委区政府领导都对良渚遗址保护非常支持，遗址群保护区总体规划，关停工厂、搬迁村民，还包括制定文物保护补偿机制等等。到2001年，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成立，保护和协调工作进行得更全面了。我们考古和管委会关系很密切，好多事情要相互协调、相互帮助。

进入都邑考古阶段

到了2007年的时候，古城发现了。古城发现的因由实际上也是因为良渚管委会要把遗址群保护区里的人搬到外面安置地，挖安置地的时候发现了城墙（详见本组文章之《良渚古城发现记》）。著名考古专家张忠培、严文明等老先生还实地查看了古城发掘现场，并进行指导。城墙是最能作为结构判读的一个标识，因为有了城墙，肯定就有城内、城外，里面的宫殿、门道、水路都可以去找了。所以从2007年开始，良渚考古上就进入了都邑考古阶段。

在都邑考古阶段，我们这帮人里，刘斌是第三代良渚考古人里参与工作比较早的，老先生们都退休了，他是带头人。2009年的时候，我们去成都参加一个地理信息系统的培训，拿了我们自己这边的地图去做了一个模型，很意外地发现有一圈方框跟古城是错位的。这个“方框”后来发掘证明是外郭城。其实以前也发掘过一些遗址，但不知道是外郭的一部分。

2009年，我们正在挖外郭的某一个遗址，公安部门告诉我们说，西北面岗公岭有人要盗墓，你们赶紧去看看。那时候刘斌跑到那边去一看，不像个墓，像一个坝一样的东西，里面是淤泥，外面是黄土，那个淤泥叫青膏泥，青膏泥在楚墓、汉墓里面有很多是作为墓封土隔绝外面的空气，著名的马王堆就是这样。为什么会发现呢，因为我们这里竹子很多，那里要开办竹器市场，结果平整后暴露出大量的青膏泥，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江西那边去了，几个盗墓的人跑过来找当地村民“挖墓”，没谈成就被举报了。

刘斌他们去看的时候发现这上面有汉墓，说明这处遗迹肯定比汉代还早，我们前几年在不远处也发现过这种遗址，当时也以为是墓，后来挖下去一看其实是条水坝，但是当时没有测年，觉得这条水坝就是春秋战国的水坝。那年冬天的时候下雨，坝里面的草裹泥露出来了，我们拿去进行碳14测年，过几个月结果出来，竟然是5000年前的。这太要紧了，这就是良渚时期的！我们就派人顺着坝周围调查了很久，最后找到了5个，加上前面被当成墓挖掉的就是6个，这些其实就是高坝。

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觉得水坝在古城上游，可能是有关系的，但是当时也没法说，也没有对外公布。2011年年初，一个美国学者给了我们一个已解密的良渚地区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间谍卫星遥感影像。这张黑白照片中，我们花费几十年千辛万苦才找出来的良渚古城的各结构部分都历历在目。

我们就在这张卫星照片上仔细找，找什么呢？看高坝有没有被遗漏的。图片非常大，用一般看图软件是要死机的，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图幅推得过于靠上了，忽然发现画面上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的一条垄，我认为这个东西肯定是人工堆筑的。我还用谷歌地球来进行了验证。后来我们的技工用洛阳铲去勘探，总共钻了两天，回来跟我说这个是人工坝，左边还有一个，右边也还有一个。

第四条坝我们找了差不多10个月，因为这条坝看上去很长，实际上只有三四十米是人工的，别的地方都是自然界生土。这样，南侧的这组低坝系统就被整体揭露出来，它们通过栲栳山、毛元岭等自然山体，最终和塘山连接，构成了南线大的屏障，与北部山谷间的高坝群形成呼应。这一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良渚水利系统是一个整体系统。

虽然外围水利系统框架2011年我们就发现了，但一直没有公布，因为考古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一方面我们了解还太少，另一方面我们也想进一步看看里边的地层堆积关系，还要依靠以碳14手段进行绝对年代的测定。到2014年7月，检测结果出来了;2017年7月，所有坝体全部取样又送北京大学进行检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良渚水利系统是距今近5000年的统一规划和建设的水利系统。

我们此前一直对水利系统的新发现保持着低调的态度，但是2014年的一次意外破坏使我们意识到了巨大的风险，不能再低调了，于是开启了对水坝的正式发掘。这年下半年，我们发现老虎岭和岗公岭之间的山体正在进行施工，经了解是彭公村为安置104国道扩宽的拆迁户，要将这里推平用于村民建房。经过良渚管委会紧急叫停后，将局部山体复原。我们意识到，高坝系统和低坝系统全部落在保护区外，面临着建设破坏的严重威胁，缺乏保护的法律依据。因此必须经过发掘提供科学依据，将其纳入文物保护的体系中来。

于是，我们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了发掘申请，拟对高坝和低坝各一个地点进行发掘。那几年我就很紧张，因为这个几个地方如果被炸掉了，被破坏了，那就完蛋了。后来还有杭州市第二绕城高速差点要从这里经过的惊險事件。终于到2017年1月，高坝和低坝系统正式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到3月份，国家文物局力主将水利系统纳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范围。

经过80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基本搞清了良渚古城的概况和功能，现在第四代良渚考古人陈明辉、姬翔、宋姝他们都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了。

良渚考古，包括申遗，都是有非常完善的工作机制和很深的家国情怀的。2016年，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等4位考古泰斗联名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建议“在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将良渚遗址这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伟大见证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长篇批示，良渚申遗才纳入了“国家计划”。据说，老先生们写信这回事，连良渚管委会也是被“蒙在鼓里”，不知详情。

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良渚考古和保护以及和地方的关系，在中国考古界、文物界，都是一个难得的、非常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