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熹

【摘 要】中国文学体裁样式丰富，其中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历来为人称道，是中国文学艺术长河中最璀璨的瑰宝。唐宋诗词在流传过程中奠定的文学创作传统对后代的明清小说创作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本文试从诗歌意境、言志传统和比兴寄托手法三个方面探讨诗歌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关键词】唐宋诗词;明清小说;影响

唐詩宋词大多意境优美蕴藉，或含情脉脉，或壮志雄浑，为后代文学样式提供了丰富可参考借鉴的传统。明清小说是中国文学宝库的又一巅峰，在大多小说中不难发现诗歌传统对其影响。

一、意境美感观念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论述意境：“词以意境为最上，有意境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宗白华更是明白晓畅地指出“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掘发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因而涌现出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景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替世界开辟了新境。这就是我所谓的意境。”这些论述，都道出了意境的本质。

唐宋诗词在意境营造上对小说发展具有很大促进作用。但在唐宋当代，唐传奇中所体现出的中唐是个观念和叙事诗的叙述传统并不明显，像《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传奇作品缺少十分详细的情节叙述过程，主要以塑造诗情画意的主人公和整体韵味为主，与一些长篇叙事诗的创作界限并不像明清小说这么明显。而明清小说则已形成系统成熟的小说创作体裁，并且《红楼梦》等为人称道的巅峰之作更是充分吸取了唐宋诗词中的意境美学篇，使明清小说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更具时代性，同时也提升了小说的品味。

在明清小说中，诗词意境的渗透主要体现在具象形态和空灵虚幻形态两个方面。下面以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例来具体说明：

《聊斋》中不乏具象形态的意境创造。如《香玉》写香玉劫后再世：“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问，花摇摇欲拆;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才三四指许;转瞬飘然欲下，则香玉也。”花而人，人而花，其美无比;这种特有的再世方式，如此美妙，如此奇特，只能让人对蒲松龄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叹为观止;而香玉的再世过程又是从黄生的眼中写出，黄生的喜悦和兴奋又尽在不言之中，景与情互相渗透，水乳交融。《小梅》里的小梅首次露面接受家人朝拜时，作品写她“庄容坐受”，众人“共视座上，真如悬观音图像，时被微风吹动”;《宦娘》写道士弹琴时“百鸟群集”;《晚霞》写晚霞与阿端幽会时“莲花如盖”等等，都是以人物形象为中心所创造的艺术意境，既如诗如画，又具体可感。至于以环境为中心的具象形态的意境创造，其例更是不胜枚举。

而对于小说来说，难度更大、更富于诗意的意境创造，是后一种即那些镜花水月、象外有象的“无境之境”。对虚幻的情境，作品并不加以直接描绘，而是通过实写情境予以暗示，让读者根据这些暗示去展开联想，领悟到另一种情境的存在。《粉蝶》的篇末写阳曰旦经常为他的新婚妻子粉蝶弹奏《天女谪降》之操，每当此时，粉蝶就“支颐凝想，若有所会”。然而，就在这一实写情境之外，存在着一个绚丽多姿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一曲勾起粉蝶的“凝想”，“凝想”之后 “若有所会”的是她对昔日神仙岛仙境生活的朦胧回忆，这就是“凝想”和“所会”所暗示的内涵。一幕幕仙界景象，纷纷涌回读者的脑海，在弹琴听琴的现实“此境”之外，又浮现出另一幅昔日仙界的朦胧情景，形成一个新的艺术情境，完整地构成了一个令人飘飘欲仙的全新的艺术意境。

明清小说中的意境来源于诗词而高于诗词，在故事中隐约浮现又不刻意营造，这也许就是郑板桥所说的“画到情神飘没处”的艺术“真魂”吧。

二、诗歌中的“言志”传统对明清小说影响

《尚书 尧典》云“诗言志”。这是历代中国诗论的“开山鼻祖”，对后来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志”是作家的思想感情，“诗言志”概括了中国文学注意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特点。对言志的要求，孔子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与此相对的主张则是“介妙志之所感兮，窃赋诗文所明”“志撼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楚辞·悲回风》）司马迁则把一切文学创作都归结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欲遂其志之思”的“发愤之所为作也”，认为对黑暗现实的 义愤是创作的动力和出发点。

我国古典小说正是素持这种博大精深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在作品中努力表现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正的现实，表现人民的进步意识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追求

清代二知道人曾言：“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神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一把辛酸泪也。”《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则说：“离骚为屈大夫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他们的深切体会正是古典小说家发愤著书，决心医世救人的艺术概括。

留仙在《聊斋》中暗讽一些当世之人不如狐妖鬼怪来得光明正大、善良正直，体现了当时官场腐朽和社会黑暗;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

正是由于这种以诗言志的强烈愿望，这些彪炳史册的大家才能不为环境所屈，穷毕生才具，写出他们心中蕴结的愤慨和不平，寄托他们对人生哲理的探索追求和对现实境 遇的无限感慨。不仅这些一流作家“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哭成”他们的鸿篇巨制。

即使是二、三流的作家，也都不忘这种“医世”之心。以向来不为学者所重的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来说，也不乏这样的佳作。在自号独醒道人所作的《鸳鸯针》序言中，他说：“医王活国，先工针破，后理汤剂”，”世人黑海狂澜，滔天障目，据泛滥名利二关”，作者为了医治世人因追名逐利 而病入膏肓，乃把”金针”和盘托出，痛下顶门毒棒”，使世人猛醒，从重病中解救出来，正所谓”鸳鸯诱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小说如锦绣之妙，但度与人的却圳绣 花之针，而是中医独有的针破医世之针，这就是取意“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独醒道人写小说之原旨。其愤世疾俗、忧心如焚之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三、比兴象征手法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比兴寄托是中国诗歌传统的又一条重要原则。钟嫌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刘勰《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比兴者，起也。””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李东阳谈到比兴的作用时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模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 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可见赋比兴是我国古典诗歌最根本的创作方法。这种通过具体事物、景象，寄托表现思想感情的艺术手法也为许多古典小说所吸取。

唐人小说中的隐喻和影射我们估且不谈，以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为例，简单的指斥其 “千部共出一套”，“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恐怕就有失于武断之嫌。鲁迅先生说這些才子佳人小说：“大旨皆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重俊髦而嗤俗士”，这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显扬女子，颂其异能，现在看来简直是夭经地义，这有什么特殊的呢？但我们不应忘记，作者是在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是在男尊女卑纲常礼教的束缚下，喊出女尊男卑的呐喊，不啻是振臂一呼，发聋振嗾。

作者在作品中所寄寓的对那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丑恶社会的深恶痛绝和鄙薄之心尤为珍贵。作者笔下的那些高踞庙堂的衮衮诸公，他们出将入相，何其显赫！可在一个个纯洁聪慧的女孩子面前，却是那样的卑污、龌龊、一无所能，简直可以说是一群白吃饱、活废物。在这里，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这种高强反差的图景该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又寄托了作者多么深切的感受和痛 苦的思索。这哪里是什么风花雪月的雅兴和诗酒游戏之笔。

《红楼梦》中由于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以至形成了许多象征之笔。如人物、房舍的命名、大观园景物的描写等。甚至可以说，大至作品的总体构思，以“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象征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婚姻恋爱;小到填诗解谜、饮酒行令，都有暗示和深化主题、推进情节发展、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寄寓意义。从而使全书各部分之间、各种情节、众多的人物之间虚实相生、明暗互济，增添了许多令人目幻神迷的 艺术魅力。当然，这种手法的大量运用，既增添了作品的神秘色彩，也为我们的阅读和理解造成了一定障碍。

这些象征之笔固然包含了作者对人生的理解，饱含着作者的辛酸和血泪，造成了一种神秘的氛围，但更重要的是，这也反映出许多作者不便明言的苦衷。这和我国古典诗歌的美学传统有关，和读者的欣赏趣味有关，也和封建社会中文网甚密，处于社 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无法畅所欲言、正面表达自己的思想有关;反过来说，也 正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独裁和政治高压，才造成了这种隐晦曲折、欲说还休的艺术风格，以便躲避鹰犬的构陷。天花藏主人的“吾思人纵好忌，或不与谈墨为仇”，可能正是这种政治高压下文人心态的表露。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2]曹雪芹：《红楼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3]蒲松龄：《聊斋志异》[M]，中华书局，2009。

[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5]傅潮：《古典诗歌传统对小说的影响》[J]，《社会科学副刊》，1992年。

[6]汤玫英：《谈论诗词在古典小说中的作用》[J]，《文学艺术》，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