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良

从海淀区马连洼下车，马路对面就是竹园小区。虽说快要立夏，可北京的春风还是带着微微的凉意。小区院子里种了不少树，枝条摇曳，伴着花圃中正在绽放的花朵，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祖秀兰正在家中等我的到来。在电话里面邀约的时候，她声音和蔼，告诉我说定好时间就等我上门，自己就不出门遛弯了。她比我想象中要腼腆，并不健谈。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劳动模范”，在她身上有着太多质朴的东西，让我好奇的同时又充满敬意。

但是，关于祖秀兰的资料实在太有限了。那个时代的劳模都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互联网上几乎搜集不到可用的信息，记录下她行走足迹的是那一本本陈旧的影集，还有那些厚厚的各种大红证书。她一再说自己太平凡，做了一份原本该做好的工作，却得到那么多的荣誉，心怀感恩。

于是，我们的谈话就在这晚春的上午开始。祖秀兰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开始回忆往事。点点滴滴的岁月就从这样平常的问答中涌出来，我做着记录，跟着她的叙述重新回到那个红色的年代——虽然未必全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其中也有困惑和苦难，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一种精神历久弥新。爱岗敬业、任劳任怨，不也是现在我们所倡导的职业信条？在她身上，我看到时代的印记，也看到了这生生不息的希望。

红色年代

1954年7月10日，祖秀兰出生于北京，姐弟三人，她是二姐。“我们家住在海淀善家坟，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在大队当干部。”她说，当时奶奶还在，一家六口人生活，隶属玉渊潭公社。

1960年，祖秀兰进入正福寺小学读书。中国恰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大人减粮食定量小孩儿按年龄大小定量不同，没有菜和副食品，水果和肉更见不到。那时候一个小学生每个学期学费2.5元，书本费1.5元，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可以免交。对她而言，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已经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一直在班级当干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于那段历史，祖秀兰记忆犹新。“学习几乎停止了，天天搞政治运动，拉练、开批斗会是常态。”回顾过去，不胜唏嘘。个人的命运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总会与时代水乳交融。

1971年，从六一中学毕业的祖秀兰决定回乡务农。“那时候毕业后可以选择当老师，但是环境不好，我觉得如果回乡务农，有机会当一个工人也不错。”就这样，那年她回到生产队，在幼儿园看了两年孩子后，后来任团支部书记，兼任民兵连长，协助做一些妇女工作。现在想起那时候的日子，对祖秀兰来说，算是很充实的。“我负责团部的工作，我们二十几个人自发组织青年突击队，利用业余时间为大队干活，例如下地拔西红柿秧等，还组织外出看电影。从善家坟步行到甘家口，一路说说笑笑，也不觉得累。”

1976年，对祖秀兰来说，有两件事让她刻骨铭心。一是4月26日，年仅22岁的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对那个年代，政治上追求进步的青年来说，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我父亲跟我说，姐姐是20岁入党，我也不能落后。”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那天，我们正在公社的学习班上课，授课老师突然就停下来，沉痛地跟我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感觉天一下子塌了下来。”

往事历历在目，悲伤过后，还得要继续生活。1977年，祖秀兰到了公社的医务室上班，做了一名“赤脚医生”。这一行，祖秀兰一干就是11年。

平凡岗位

1981年1月，祖秀兰结婚了。丈夫是环卫工人，工作是看垃圾楼，每天上夜班。同年11月14日，儿子出生了——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是对这个普通家庭来说，却是一个晴天霹雳。“可能是月子里煤气中毒的原因，原本以为没啥事，没有想到导致孩子脑瘫。”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将要承担起完全照顾儿子的重任，未来他的生活不能自理，这是一个要必须面对和接受的现实。

祖秀兰没有怨言，生活再艰难，也要咬牙扛过去。那时候日子很累很苦，除了照顾孩子，还有繁重的工作，尤其是1986年女儿出生后，她更是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在1988年10月，祖秀兰成为环卫局中的一员，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与北京的马路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丈夫上夜班，我上白班。他白天帶孩子，我晚上带。”

其实，进入环卫局之后，祖秀兰的工作就是“扫马路”——这是最基层的工作，也是苦活累活。“我是新手，之前没有干过环卫，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干，于是每天都提前半个小时到岗，冬天五点上班，我四点半就开始扫马路。”就这样，从清晨天刚蒙蒙亮，一直到下午五点下班，三个人一个小组，每天清扫7000多平方米，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如果碰到恶劣天气，全天在岗也是常态。

“我不会骑三轮车，因为在工作中需要，好不容易学会了，但又不会骑自行车了，导致经常摔跟头，有时还真是头破血流。”

从团支部书记到赤脚医生，这其实是一份相对悠闲且被尊重的工作，可是去做马路清洁工，会不会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我这样问她。

祖秀兰想了一下，回答我说：“那时候很简单，压根没有想那么多。组织上安排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要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干了，就得干好！”

因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出色的成绩，一年后，祖秀兰被任命为北京市海淀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原海淀区环卫局）一队的班长。

学习榜样

那个年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祖秀兰来说也是如此——她的榜样是掏粪工人时传祥，那位“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以实际行动阐明了一个通俗的道理：掏粪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以身作则，以苦为乐，不分内外，任劳任怨，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以“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职业道德观，教育影响青年一代安心本行业工作——祖秀兰就在其中。

做了班长的祖秀兰，可不像想象的那样成为部门领导，可以“躲清闲”，让自己喘口气，反倒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许多。有人这样评价她：“她当工人时是一位好工人，脏活累活抢着干，当班长时是一位好班长，以身作则带头干。”

他们班所管辖的面积，从体育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圆明园、香山到颐和园，骑自行车转一圈就需要三个小时。“每天夜里三点半就得出门，从北宫门的保洁点把车推出来，不光是看看大家干得怎么样，还要以身作则。”

祖秀蘭一班所负责的区域，正是海淀区的核心路段，人多、车多、国际友人多，污染量大，给他们班的任务增加了难度，在业务工作中，人均清扫一万多平方米，但他们在各次检查中都得到好评，年年被评为市区局先进班集体。

除了这些日常的工作，职工的“吃喝拉撒睡、婚丧嫁娶”，她都得操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做好班长工作，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对班内职工进行家访。业余时间家访，这对一般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她来说确是十分困难的事。她爱人常年上夜班，大孩子患小儿脑瘫致残，生活不能自理，女儿当时只有5岁，她经常是背着孩子去家访。几年来，她利用业余时间家访达上千小时。

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待家庭的时间就会减少，开始丈夫不说话，后来就开始有情绪，去单位找她闹。有一次正好赶上卫生大检查，忙碌一天拖着疲惫身躯回家的祖秀兰被丈夫关在了门外。“人们都说，老祖真是太难了！”

但是工作不能耽误。后来，在班组实行承包后，祖秀兰在班内成立了民主管理小组，利用黑板报开展一事一议，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环卫局检查验收“职工小家”时，被第一批验收为先进。

劳动模范

就这样，祖秀兰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脚踏实地，夜以继日。“从来没有想过得到什么荣誉，我的工作太普通，不值得一提。”

话虽这么说，但是不管在什么岗位，只要认真工作，勤劳付出，各种荣誉也会纷沓而至。1991年，祖秀兰被评为市环卫局“双学”先进个人；1992年，被评为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1993年，参加海淀区北京市妇女代表大会；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看上去顺风顺水的生活，被1995年一起车祸从天而降打破了。那天，查段返程的祖秀兰骑车和同事在滨河路，被两辆轿车给撞倒了，自行车也砸到身上，当时就站不起来了。“我心里想，这下坏了。”果然，送到医院一检查，腰椎压碎性骨折，需要住院疗养。

住院期间，祖秀兰收到自己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通知，但是因为这场车祸，错过了4月份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会。

“其实心里没有什么遗憾，我没有想到自己能获得这个荣誉，毕竟比我工作出色的人有很多，凭着良心把工作做好这是本分，所以即便得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也没有太大影响，工作照样干，不会让自己飘起来。”祖秀兰说，这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想法。

对祖秀兰而言，外面世界的诸多变化似乎与她没有太多关系。“做好本职工作，照顾好职工的吃喝拉撒，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去做的事情。”

但是，车祸对她的身体还是留下了后遗症。起初在单位大家都叫她“铁人老祖”，一年下来几乎不生病，每天都风风火火地工作。“每天早上四点到岗，骑上三轮车，除了扫马路还要掏果皮箱等等。这样，祖秀兰的腰椎总是感觉不舒服，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

作为单位的管理者，祖秀兰也想着各种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除了文前提到的“家访”，操心职工的各种需求，每年还组织两次集体生日会，给职工过生日。“增加了凝聚力的同时，我们也制定奖惩制度，该奖的时候要奖，该罚的时候也要毫不留情地扣钱。”

工匠精神

“2001年，中央领导人到清河毛纺厂视察，赶巧那天下了一场大雪，从早上四点到夜里十点，我们清理积雪。那时候没有融雪剂，只能撒盐水，为防止结冰，就得把盐水推下去，后来都在靴子里冻上了，等回家脚都麻木了。”

如果说这些苦和累环卫工人可以承受，但是不被尊重和理解就是让人心痛的事情。每到春节，大家兴高采烈燃放烟花爆竹过大年，环卫工人只能坚守岗位，清扫满地鞭炮屑；从路上疾驰而过的轿车车窗中会随手抛出各种垃圾，冒着风险去清理，也是环卫工的职责所在……倘若多一些理解，对他们就是多一份爱。

“积雪和落叶都是让我们最头疼的事，尤其是在冬天掉树叶时，几乎天天都在岗，没有睡过囫囵觉。”

这么繁重的工作，加上在海淀区的“黄金地带”，班里有那么多的职工，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管理制度，根本没法管。“于是我就制定管理制度，做评比标准，搞学习专栏。每天都会有一个检查小组，到各个点去检查，合格就会贴一面小红旗，按照得旗子的多少来核发奖金，如果有扣分就罚款。”

“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得踏踏实实做，没有什么不好好做的理由。”祖秀兰说，只问付出，不图回报。

但是，事业上的付出背后，就是祖秀兰面对家庭的亏欠，丈夫的不理解也就有情可原。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这种紧张的家庭关系不仅得到缓解，还让丈夫对她的工作多了一些了解。

那年，丈夫的大哥因为癌症住院，他从医院出来，在六郎庄骑车把人给撞了。本来是一件不严重的事故，结果被对方给赖上了，说给撞出了心脏病，要给看病不说，还提了许多过分的要求。祖秀兰丈夫一时想不开，就喝药自杀。当时，祖秀兰正在颐和园扫马路，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赶往医院。丈夫身体没有大碍，这让她松了一口气。除了安慰他，祖秀兰每天照顾孩子、去医院探望丈夫、到单位上班，几乎连轴转。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感动了，看到了祖秀兰的不容易，对她的态度也慢慢扭转过来，多了一些理解和亲情。

发挥余热

2005年，祖秀兰到了退休的年龄。干了17年的环卫工作，并且都是早出晚归的生活，也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我的性格比较拧，一直做这样的工作，闲不下来。退休前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再干一段时间，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接受返聘邀请的祖秀兰来到了人民大学——这是海淀环卫局第一个进入市场的项目，承包了大学校园里的干路清洁，以及家属楼的卫生工作，她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我的一个转折点，看上去工作内容没有变化，但是性质却不一样了。以前接触的是环卫工人，现在是知识分子。刚刚去到那里，没有什么成功的經验，路子要自己趟。”

爱动脑筋的祖秀兰想出了不少办法。为了搞好和大学居民的关系，她主动组织座谈会，请大家提要求、出方案；除了将工作做细做到位，还主动关怀小区里的居民，家里有老人的，她派人去主动帮忙照顾，免费上门打扫卫生。“这些并不是我们工作的范围，但是既然走入市场，就要主动走出去。”后来，居民主动送了不少锦旗，成了一家人。

前几年，有一篇新闻与大学的环卫工作有关。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在2017年暑假开展“当一天环卫工”实践活动，“凌晨四点半左右，天还没有亮，见习大学生们便已纷纷起床洗漱。他们将要走进环卫工人的岗位，成为城市的美容师中的一员，体验环卫工人的辛劳与汗水。”

在祖秀兰看来，这样的实践活动无疑是对他们工作莫大的理解和支持，不仅有利于培养大家的社会责任心和引起社会对环卫工人的关注，同时大家也对“关爱环卫工人，尊重环卫劳动”的社会意义有了真切地体悟。这些都是时代进步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卫工人，这是让祖秀兰倍感欣慰的事情。

就这样，带领着团队在人民大学工作了七年之后，2012年祖秀兰退休——这也为她22年的环卫工作画上了句号。

无愧于心

2014年11月，祖秀兰的丈夫辞世，照顾儿子的责任就完全落到了她的身上。但是她的心态很平和，没有埋怨生活的艰难与不幸，而是看到生活中的阳光。她说女儿很孝顺，家庭幸福，几乎每天都和她通一个电话，感情很好。

“对于现在的生活，我挺知足的。本来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和其他同事相比，我得到了很多荣誉不说，退休后还拿到了比旁人高的待遇。劳模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要带头干，向组织提要求要待遇，这不是我要去做的事。”

这就是那个年代“劳动模范”的心里话，祖秀兰说自己性子急，对于旁人的议论不会放到心里去：“做事不讲代价，不图回报，这本来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觉悟。”

回顾过去的岁月，祖秀兰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无愧于心”，让领导满意，请市民放心。在她看来，每天能够踏踏实实去上班，就是最值得开心的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本来就应该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如今的退休生活，祖秀兰认为是波澜不惊，除了照顾好儿子的生活起居，每天固定时间出门散步。因为腰椎问题的困扰，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样去跳舞。偶尔有时间出去“一日游”，但是不敢走远，因为有牵挂，心里放不下。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请祖秀兰对现在的年轻人说几句话。她想了一会，对我说：“做人就得有点精神，要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同时也要有满足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这样什么都干不好。人与人之间不要比物质财富，得比一下精神，这些优秀的传统不能丢。”

我仿佛看到一个普通却不平凡劳动者的画面定格，一句话在我的脑海中萦绕：“心的确就象一块田，放过什么进去，都会播下种子，或早或晚，在条件成熟时种出果实，或甜或苦，或绿树成荫，或芒刺满地，心念一动，即如撒种，有时连有了收成也毫无知觉。”我想这就是祖秀兰的人生写照——耕种于田，收获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