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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对出口到中国的民用核技术架起了封堵的高墙，并且将中国广核集团及其下属3家企业列入禁运清单，但日本《东京新闻》发表的最新文章指出，无惧外部杂音，中国正在向广域经济圈构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自主研发”的核电技术。

不错，今年以来继中国“华龙一号”技术建造的卡拉奇核电K-2机组外层安全壳穹顶成功完成吊装之后，英国的布拉德韦尔核电站也确定使用“华龙一号”技术，并且中国向南非出口核电技术的谈判也正在进行中。《东京新闻》由此得出结论，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核电大国。

除了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提供所需的电能外，核电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小觑。广义来看，中国每出口一台核电机组，投资约300亿元，全寿期可以为投资输出国与输入国产生约10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贡献。另据专家测算，出口一座“华龙一号”核电站的效益，相当于中国出口200架中型飞机，将有效带动国内5400多家设计、设备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共同“走出去”，助力中国迈入制造强国行列。此外，核电被誉为“环境之友”，核电出口为全球创造的社会价值同样不言而喻。一座百万千瓦的核电站每千瓦时的电能成本比火电站要低20%以上；另外，核电站可以大大减少燃料的运输量，一座100万千瓦的大型火电站，每年需原煤300万～400万吨，运这些煤需要2760列火车；而同等功率的核电站所用掉的核原料约80吨，只要2只标准货柜就可以运载完毕。

理论上看，一国的核电出口能力必须建立在自身强大而健全的产业体系覆盖优势基础之上。目前，国内除了商业半径辐射到核电项目开发、投资、建设、运营与管理的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核电）外，还有作为国内最大核电运营商的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集团），同时盘踞着国内最大核工程基础设施建造主体的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核建）以及具有多家核电实验室的国家核电集团（国电集团）。数据显示，以中国核建和中广核集团为主打的“国家队”目前具备了每年生产10-12台核电机组和同时建设40个反应堆的能力，并且根据需要还可以增加供给，中国对外核电设施综合承接能力高居各国榜首。

相比于产业覆盖功能而言，核电技术的创新开发能力更是衡量一国对外核电输出强弱程度的更为重要指标。在我国，经过吸收创新并已经沉淀得非常成熟的ACPR1000第二代核心技术且不论，国家核电还自主开发出了CAP1400第三代核电技术。同时，中广核集团旗下的“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而且“华龙一号”的核电主设备的年度制造能力可达8-12台套。另外，作为实现核能利用的重要装置，核反应堆在国内已有46座投入运营，而且我国还是为世界上在建反应堆（11座）最多的国家。更值得关注的是，被称为“核电之肺”的蒸汽发生器也在我国取得了完全国产化的技术研发成果，并且山东石岛湾依此成功建成200MW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更为重要的是，在专家看来，蒸汽发生器的突破可以看成是我国自主化国产化的第四代核电标志之作。日渐强大与健全起来的核电技术能力已经成为中国核电国际化的最核心引擎。

按照国际惯例，核电尤其是自主技术和堆型出口，需在国内有示范项目。对此，除了分别在去年底与今年9月投入商业运行的台山核电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为中国核电“走出去”构筑了非常重要的平台外，即将于明年正式并网发电的福清核电5号机组也为核电出口提供了有力的背书。据悉，上述核电机组全部采用“华龙一号”技术，而且台山核电1号机组还是全球首座投入商运的EPR（三代核电技术）核电机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在运核电机组48台，装机容量近500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三；在建核电机组9台，规模居世界第一位。未来中国核电的输出的“试验田”有望加速扩容。

就全球关注的核电安全问题而言，中国核电企业同样能够给出底气十足的答案。一方面，无论是AP1000核电站，还是CAP1400核电站，其构筑物、设备和系统均可以承受类似福岛地震及海啸的冲击，可以实现并维持安全停堆，安全壳保持完整性。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现役的48台核电机组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安全业绩，迄今未发生国际核事件分级2级和以上级别的运行事件。在核技术应用方面，我国在用的放射源11万余枚，在用射线装置近13万台（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核技术利用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放射源事故发生率也在逐年降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6起/万枚源下降到现在的1起/万枚源左右。

作为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商用核电站出口项目，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投入商运已近20年，其中的1-4号机组全部正式并网发电。目前恰希玛核电站运行业绩持续良好，负荷因子平均在85%以上，在部分换料周期内甚至接近100%，进入到国际原子能机构评定的最佳运行核电站之列。继恰希玛核电站建造之后，中国又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建造了三座核反应堆，同时，中国为巴基斯坦共计承建的6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340万千瓦。除了巴基斯坦，中国核电还与阿根廷核电公司签署了协议，计划2020年在阿根廷开工建设一台百万千瓦级“华龙一号”压水堆核电机组。另外，中国核电还与法国电力集团组成联合体参与投资兴建英国欣克利角C等三大核电项目，再加上对罗马尼亚、伊朗等国的核电出口项目，中国核电出口已然成为了一张锃亮的国际名片。

但是，全球核电出口市场并不只有中国，无论是美国、法国、俄罗斯这样的核电技术强国，还是加拿大、日本、韩国这样的核电资源大国，截至目前所彰显出的核电出口能力都不在中国之下。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资料显示，去年全球核电站新增装机容量创30年来新高，达到15吉瓦。据世界核协会所完成的最新供应链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计划新建的核电总采购额将达到1. 2万亿美元，其中国际采购达5750亿美元。无独有偶，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未来10年，除中国外，全球约有60～70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建设，海外核电市场空间将达1万亿元。另据统计，全球目前有约70座在建核反应堆，预计到2030年，拥有在运核电厂的国家数量将从目前的30个增至35个，核能发电量将比当前水平翻一番。全球核电市场加速回暖将使核电出口市场的国家之间竞争演绎得空前激烈。

全面地衡量，与我国作为全球核电进口规模最大国的身份相比，中国的核电出口理应可以增加更多的權重与成色。为此，除了尽快制定更富针对性的国家核电出口战略和政策外，还须打造有利于核电企业“走出去”的制度与体制条件。一方面，继国家核电与中电投进行资本深度合作之后，有必要推动中广核集团与中国核建展开资本整合，甚至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以及国家核电之间都存在着整合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核电技术多头引进与恶性竞争的乱局，同时锻造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神核”。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核电主管部门分属国家能源局和生态环境部的核安全局，而核电的配套体系开发为国防部科工局主管，必须尽早结束这种“三足鼎立”与各自为政的格局，以形成核电“走出去”的强大合力。此外，在由总承包模式、财务投资模式和项目建设模式组成的核电“走出去”三种模式中，总承包模式虽然难度最大，但附加值却最高，拉动核电设备出口的能力最强，而目前中国核电出口完全依赖的是投资与建设模式，需要通过外交驰援、强化国际宣传以及寻找合作伙伴等途径在总承包核电出口模式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