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嘉

高德明于1949年、1950年、1951年多次在山东济南晨光茶社的相声大会演出，往返北京、山东两地。在晨光，通常由李寿增为他量活，偶尔与兄长高德光也合作一二。高德明表演的《传辈钱》《生意经》《买卖论》等说功活，仿学旧京货声的“杂条”活①， 包括1951年在当地最先表演的新相声《假博士》都给同行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一、1950年年初高德明济南晨光茶社相声行迹考

高德明1957年自述：“1949年我由济南回到北京。”具体回京日期他没有讲明，也未见于《新民报》等报刊和其他相声艺人的口述材料。对1949年高德明回京时间的考订比起梳理1950年高德明的相声事迹，难度要大得多。他自述的后半句话，似乎给我们一丝警告：“听说领导上说‘相声不堪造就，演员们最好转业。真感到没有前途了。”  ②

根据《新民报》记载，1950年4月底，高德明从济南回到北京，稍作休息，从5月1日开始演出。这是他1950年年初在山东作艺的终点。那么，他1949年、1950年年初两次山东作艺的起点是何时呢？1949年回到北京的时间又能推测出来吗？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了对第一个主题“1950年年初高德明济南晨光茶社相声行迹”的考证。

相声艺人张春奎晚年接受口述采访说：李寿增委托从晨光茶社回京完婚的郭全宝联系艺人。晨光在济南解放后人员短缺，北京解放后在天桥撂地的艺人生活艰难，在谈好价钱后，1949年七八月间，张春奎、罗荣寿搭档来到济南③。罗荣寿1950年6月说：“我自去年由济南回京”④，此后又讲：“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我由济南回京” ⑤，这一往返间隔与张春奎说的罗荣寿在济南待了3个多月是吻合的。一些事件也侧面记录二人行迹，证明在京與否⑥。他们到济南后，见到同行陆续到此，张春奎提到“于俊波带着他儿子春藻，也来了”“高德明也来了”，高德明“呆了半年多，也走了。”“于俊波爷俩，呆了六七个月也回北京了。” ⑦根据《新民报》1950年5月1日高德明与于俊波父子同场演出的广告消息可知，高、于在4月下旬离开济南回到北京。由此往前推移半年多的时间即1949年10月，高德明来到济南，比张、罗晚2个月。这2个月也符合张说的“在济南待了一段时间”，艺人们陆续来了。

做一个大胆推测，高德明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4月之间，应该是两度从北京到济南。在他第一次回到北京时，赶上李燕等干部对相声艺人的断语，以致1957年他受影响还说出“听说领导上说‘相声不堪造就，演员们最好转业”的话。分析高德明这句话，领导当指在剧艺界联合讲习班上宣讲的干部。1949年8月初到1950年4月，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艺部旧剧处筹备、北平市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旧剧科主办了两期剧艺界联合讲习班，学员包括京剧、评剧、曲艺艺人和从业人员。当时还是十几岁的青年艺人任笑海（1934年生）、于连仲（1935年生）、于世德（1932年生）对李燕等讲习干部的宣讲攻势都印象深刻。于世德明确记得是“11月某天”⑧。1953年6月出台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处三年来戏曲改革及戏改工作执行情况和评剧创作修改计划草案》作为官方意见也对干部宣传中的弊端予以记述⑨。与剧艺社联合讲习班肇始相关的1949年5月1日顾荣甫、尹福来《反正话》事件等，促发了不少相声艺人意图转行和1950年初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筹备。高德明所说的“1949年我由济南回到北京”应该是1949年十一二月间，回京听说这句话所激发的不能适应新时代“真感到没有前途了”的情绪，吻合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在这一时期的《新民报》娱乐广告中查不到高德明的消息，推测高德明选择了回到天桥撂地谋生的隐没方式。撂地作艺很难有广告费用，自然高德明难以再现报端。直到1950年4月，他由济南回到北京在小型场所演出才引来《新民报》的报道。艺人在北京的茶社、园子等场所演出资质与他们的觉悟、立场息息相关，连结二者的纽带则是曲艺公会颁发的会员证。1951年29岁的常宝堃牺牲后，相声艺人任笑海不愿赴朝慰问而上交会员证、被迫退会，半年后远走山西⑩。在下沉生活中，高德明迎来1950年1月1日公历新年和2月17日旧历新年。1950年高德明与晨光同台的李伯祥（1938年生）回忆相声界演出风俗：腊月年底班社“辞学”，艺人放假回家，如被续聘，正月初六开张时再来演出。那么，高德明1950年年初去济南，当在2月22日（正月初六）左右。距离他再次离开济南回京也是2个月。这符合“小神童”李伯祥的回忆，“是在1950年初，高德明在晨光茶社演出”。1949年高德明在晨光时，李伯祥和父亲已经从北京回到天津，同年12月李伯祥在群英戏院拜师赵佩如。1950年2月至4月，《天津日报》《新生晚报》小梨园演出广告尚有“小神童”的名字?。如此，李伯祥在济南见到高德明的日子当是1950年4月中下旬，同台不足半月。《相声艺术的摇篮——济南晨光茶社》也佐证了高德明、李伯祥先来后到的关系? 。

这期间，相声改进小组筹备和成立，小组成员去北京饭店拜访老舍，北京相声界等为了图存的行为都没有打扰高德明的生活。

接下来谈谈高德明表演改编相声《假博士》的情况。孙少臣《晨光茶社始末》记述“1949年，从高德明表演老舍的《假博士》开始，晨光的演员们说新唱新”?。高德明在山东济南上演《假博士》的时间是否如上呢？探讨这个问题，先从《假博士》等改编相声的诞生谈起。

二、《假博士》等改编相声的诞生

1949年12月12日，老舍由美国回到北京? 。1950年1月，北京相声艺人筹划组建“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改进小组于1月19日成立?，“每天上午”? “借前门箭楼大众游艺社”活动，“每周星期四召开一次全市零散相声艺人的座谈会”? ，1950年夏搬到西单口袋胡同5号办公?。按照多数史料记载和当事人回忆，高德明三弟高德亮参加小组，成为11名初创成员之一。只有倪锺之《中国相声史》把高德明误作初创人员?。据《新民报》1950年1月23日《相声艺人访老舍讨论改编旧相声》的报道，1月22日下午4时到5时，侯一尘、侯宝林、孙玉奎、郭启如（儒）、白家（佳）麟、全常保、于世德、罗荣寿等在北京饭店拜访老舍，寻求相声发展的出路和如何改进作品的方法。此事颇为相声业界乐道，但所述拜访时间不实?。从1950年3月到1951年11月，相声改进小组下设的演出组在新华游艺社（1950年3月5日?）、西单东杂技场启鸣游艺社（1950年7月6日起? ）、迎秋剧茶社（1950年4月起）、凤凰厅（1950年9月起）、群众游艺社（1951年）?等茶社、剧场演出。

1951年《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特刊》罗列相声改进小组改编、创作的新相声、双簧、数来宝、太平歌词30多段?。名目与1950年《新民报》娱乐广告所见相符。老舍改编相声6段?。北京的艺人孙玉奎、侯宝林在改编、创作中身先士卒。孙玉奎同侯宝林1949年创作《二房东》，独自改编出《思想改造》?《自找罪受》? ，与1950年五六月间加入的席香远改编出《新酒令》《八扇屏》，共同创作《如此美国》。席香远加入改进小组不久，同谢纯一创作《美的研究》?，创作改编《大上寿》（太平歌词） ?《新西江月》《新绕口令》《纸老虎》 ?《拥护和平》《新三字经》? 《原子弹》（数来宝，与孙玉奎合作）?等。侯宝林改编《字象》，创作了于1949年6月13日?首演的《婚姻与迷信》，同孙玉奎创作《一贯道》。其他艺人如：高凤山改编创作数来宝《黑姑娘》，于俊波改编《大地主》，常连安改编《拉洋片》，佟大方创作《西江月》，天津来北京参加相声大会的马三立改编《西江月》《百家姓》? 。

老舍1950年帮助“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改编6段传统相声刊载出版如下?：

《维生素》（据《菜单子》），发表于1950年3月22日《光明日报》;《假博士》（据《文章会》），发表于1950年4月19日《光明日报》;《绕口令》（据侯一尘口述《绕口令》），发表于1950年4月5日《光明日报》;《铃铛谱》（据《铃铛谱》），发表于1950年5月7日《光明日报》;《两条路线》（据《地理图》），刊载于1950年7月三联书店出版《对口相声》;《对春联》（据《对对子》），发表于1950年9月《新戏剧》创刊号?。

自1950年3月2日（正月十四）起，相声改进小组每天演出相声大会。相声大会的初衷是为了巩固相声改进小组地位和增强小组凝聚力，旨在提供“便利学习与改革业务的条件”，更是为了解决“大家生活” ?，加快艺人思想改造和业务创收的进度。相声大会的兴办从容纳100人的新华游艺社?开始，首场演出定在晚场6点半开始。艺人阵容如下：高德亮、郭启儒、侯宝林、刘德志、罗荣寿、白全福、常连安、常宝霆、佟大方、赵霭如、于世德、高凤山、孙玉奎、赵春田、于连仲、方笑文、关春山、全长保、杜三宝、阿双全，一共20人。此后“侯宝林领导全体二十余人”“每天日夜准演两场”?，3月24日，一直没有被侯宝林放弃的迎秋剧茶社迎来了相声改进小组的业务演出，这里能够容纳150人。侯宝林、郭启儒两处赶场，对于新的阵地注意广告细节的宣传?。同月，相声大会在剧场、戏院等容纳1000多人的大型场所加演一两场。据李甦介绍，至6月中旬大型场所相声大会一共演出9次?。据《新民报》刊载的节目单，大型场所每場相声大会有11至13段相声不等，节目形式丰富多彩，相声的单口、对口、群活兼备，又有数来宝、太平歌词、双簧等与相声关联度很高的曲种穿插其间。大型演出的票价、上座率双高有利于保证艺人收入，又扩大了新相声的试验人群范围，并且“都是实况，电台到那儿去直播”?。从相声大会的节目安排来看，在当时说新唱新渐起，相声固然存在危机，但传统节目还不至于寸步难行无立锥之处，它们依然是艺人适应新的环境、转变观念的过渡手法。

新华游艺社、迎秋剧茶社的业务场演出在报纸广告上基本不刊登节目单，但从《相声改进小组演出情况表》中可知，在这种小茶社的演出中已经有改编新创相声，1950年3月至5月的演出比例为30%。对此间改编、创作的新节目数量和每月每段节目上演频次一时无法得到相关数据，做不到精准的量化分析和频次排名，但是，一个有意思的统计显示，上演频次最高的《思想改造》《假博士》占到新节目的60%?。《相声改进小组演出情况表》中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分析，或许基于同样的相关数据。“压活”是相声行业优良的传统。改编新创的节目走向大型场所免不了在小茶社反复锤炼，因为水平不一会经历扬弃过程。艺人在面对改造思想和争取市场份额的权衡取舍中，还是发挥了他们选择的主动性。

《新民报》从4月16日开始刊载改进小组大型场所演出的节目单，一场传统节目为主的相声大会夹杂一两段锤炼过的新相声，显然有试水味道。新节目尽快公演，或许也是老舍希望的。孙玉奎在全体艺人中最有文化，他起到了检验新作品的作用。1950年6月12日《新民报》刊登姚世光《侯宝林与孙玉奎》一文说“新相声编出来了，别人因为没有把握，不敢演，他就自己先演。他说‘我成了相声的冒险家了。因为他演出的新相声很受观众欢迎，这才引起其他艺人学习新‘活的热潮。……孙玉奎应记一大功。”作品在检验成功后，一些艺人向孙玉奎学习，并把这种改编节目传播到各地去。孙玉奎是《假博士》在北京的首演者。

《假博士》系老舍根据传统相声《文章会》改编，叙述写作“相声与化学之关系”论文的留欧相声博士翻身解放，在全国文代会上借助“贯口”形式背诵所阅读的新文艺作品歌颂新社会。这六七十种新文艺作品是老舍参考了“两摞老解放区出版的小说和歌剧”所得。孙玉奎曾撰文回忆《假博士》创作过程?。《假博士》创作日期不详，于1950年4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后，又在4天后刊载在4月23日天津《新生晚报》?，1950年7月在“工农兵文艺丛书”《对口相声》转载，并由三联书店出版，同年10月第3版印刷发行?。此后，又收入《过新年》《相声大观》《老舍曲艺文选》等书籍?。以当时相声的危险处境和对于新时代宣传的需要来考虑，《假博士》上演时间和刊发时间相差不远，结合孙玉奎《老舍与相声》一文推测当在1950年二三月间表演，由北京首演再行传播到天津、山东等相声重地。据《新民报》，作品刊载的前3天，1950年4月16日，孙玉奎、全长保在长安戏院上演《假博士》，即先上演后刊发，1950年6月1日，二人再次在长安戏院上演这段新节目，两天后的6月3日，常宝霆、白全福也在长安戏院表演《假博士》?，9月到天津后，二人在红风曲艺社表演《假博士》?。1950年7月29日，受邀参加相声改进小组演出的马三立，离开北京前夕在民主戏院的相声大会没有表演传统相声，而选择《假博士》。其时，刊载《假博士》的《对口相声》正由三联书店出版不久。从短短几个月3版印刷来看，《假博士》以文字形式传播的速度也是很快。这无疑也有助于艺人掌握台词、上演该段节目。

4月16日，长安戏院相声大会同场另一段新节目就是侯宝林、孙玉奎1950年创作的《一贯道》?，4月11日由侯宝林、郭启儒在迎秋剧茶社试演，这或许为5天后在长安戏院公演做准备“压场”。侯宝林自述文章及《侯宝林年表》《相声大词典》没有记述《一贯道》创作日期，据4月11日、16日《新民报》娱乐广告考查时间，可以把范围缩小到1950年的2月至4月。4月23日，孙玉奎、全长保上演老舍根据《地理图》改编的《两条路线》。在与老舍这样爱护相声的文人紧密呼应方面，艺人孙玉奎是最积极的 。《两条路线》创作时间、刊发时间暂时无考，只从《老舍曲艺作品目录》 知道1950年7月出版时间，从1950年4月23日的《新民报》知道公演时间。

大型演出“北京市全体相声艺人大合作”基本每周一次。正如于连仲等回忆，从小茶社到大剧场，相声在试探中扩大影响。每周一次多选在周末利于吸引更多观众，这是频率也是策略。但是演出地点并不固定，如4月15日在长安戏院，4月23日换在吉祥戏院。这也看出“大合作”演出的临时性和艰难程度。艺人通过强强联手的集体合作，通过地点调整扩大演出区域，共度时艰。上座率是艺人关心的。小剧场上座率大体是百分之百，时有观众盈门的超额现象。观众流动的零打钱制度较之固定的售票制会让上座率超过100%，重振艺人的信心，并把演出场所从新华游艺社扩展到迎秋剧茶社。《相声改进小组演出情况表》统计的新华游艺社1950年3月至5月营业收入数额或许实际不止这些。但是换到大型场所，也就是3至4成的上座率 。除去时局影响，侯宝林、罗荣寿对长安剧院上座率受天气因素影响都表达过隐忧，好在他们渡过了这一关 。

显然，高德明并没有赶上1950年三四月间相声从旧到新转变的迸发期，在一个月后，他将面对这种融合带来的不适，两个月后，他也开始了新相声的表演。

三、1950年5月以来高德明在北京相声事迹考

1950年5月1日，鲜鱼口内大众剧场“庆祝五一劳动节全体相声艺人大合作”举行相声大会，在13段节目中，高德明双出表演，倒二是他与赵霭如的《拉洋片》，不休息与侯宝林、郭启儒接演《训徒》攒底  ，5月8日、9日、10日，从周一到周三，“全体相声艺人”继续“大合作”，分别在长安戏院、大众剧场、吉祥戏院连演三天。5月9日，高德明继续双出表演，节目是他与于俊波的《豆腐房》 ，与常连安、赵霭如的《扒马褂》。这一场侯宝林只表演一段，即《六十整寿》。5月8日在长安戏院，5月9日在吉祥戏院，侯宝林双出，与郭启儒分别表演《婚姻与迷信》《新酒令》（另有孙玉奎）和《二房东》《八大改行》。高德明与于俊波分别表演《拴娃娃》《赌论》。从5月7日开始，高德明在前门外鲜鱼口的迎秋剧茶社公演来接替此前的侯宝林  。在迎秋，由良小楼的京韵大鼓攒底，高德明的相声排在倒二，暂时由郭启儒量活。头三天的节目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分别是《朋友谱》 《赌论》《拉洋片》，此后至5月20日，依次为《生意经》《官衣贺喜》《倭瓜镖》《梦中婚》《吃翅子》《論捧逗》《揭瓦》《豆腐房》《大上寿》《空城计》《拴娃娃》一类说功吃重的节目。从5月16日到当月底，高德明还在“日夜两场”的相声业务场加演反串小戏《老妈上京》《大狂（逛）西顶扭秧歌》《耍狗熊》《新探亲》等。由其他曲种艺人偕同相声艺人高德明、郭启儒演出，如《老妈上京》高德明饰演柱子、郭启儒饰演腊梅。加演小戏一方面是创收，再一方面也是不同曲种艺人在相互借力，偶尔在春庆这等新成立的小游艺社，高德明也帮场演出相声和反串小戏。

5月在大型演出场所（大众剧场、长安戏院、吉祥戏院）的相声大会，高德明、侯宝林这两位北京当红艺人轮流双出表演，高德明被安排在南城的大众剧场，侯宝林则在西城的长安戏院和东城的吉祥戏院。这种安排或许是考虑观众的层次和习惯。当事人于连仲回忆，“（对老艺人来说，）这是相声有史以来进最大的地方了。”“虽然原来在地上，但是老艺人不怯场，上去演出都是准词，没有抓哏、现挂、砸挂了” 。以高德明来说，既捧又逗，既与于俊波、赵霭如分别合作《豆腐房》《拴娃娃》和《拉洋片》，又为罗荣寿量活《卖布头》，或者锦上添花，与侯宝林、郭启儒或者常连安、赵霭如合作群活《训徒》《扒马褂》。他的三弟高德亮也与兄长同台，为罗荣寿、全长保和青年艺人于春藻捧哏《白事会》《思想改造》和《地理图》。5月18日，声誉渐起的相声大会奔赴外埠，留下高德明、于俊波等看家。侯宝林领导相声大会先在天津演出10天  ，据记载，18日在大观园演出。5月下旬，为了参加北京市文代大会，侯宝林率众赶回北京，5月29日在新华游艺社与高德明、常宝霆领衔，日夜两场同台演出，同时在吉祥戏院恢复停演近20天的“北京市相声艺人大合作”相声大会。高德明、于俊波倒三表演《生意经》，侯宝林、郭启儒攒底，节目为《汾河湾》，这种安排可能方便新华游艺社、吉祥戏院两地赶场。高德明在这一时期与侯宝林共用搭档郭启儒，同时高、郭在迎秋剧茶社赶场，两地演出都是“日夜两场”。

1950年6月1日，“北京市相声大合作”在吉祥戏院继续。高德明、赵霭如倒三表演《朋友谱》，常宝霆、白全福倒二《拉洋片》，侯宝林、郭启儒攒底，表演看家节目《六十整寿》。6月3日，长安戏院举行“新相声示范演出大会”“庆祝曲艺节全体相声艺人大合作”，高德明首次在大型场所上演新活，与郭启儒表演孙玉奎、侯宝林创作的《二房东》。 这一天是阴历四月十八，“是曲艺界祭祖师的日子。往年曲艺界人士定要齐聚药王庙，向祖师爷烧香、磕头和祭奠。解放以后，曲艺界就自觉自动地把这封建迷信的仪式废除了，他们并公议决定将这一天做为曲艺节。”在第二届曲艺节举行之际 ，300位艺人上午在前门箭楼大众游艺社举行庆祝大会，晚上相声艺人大合作演出。20来个人全部演出改编或新创的节目，以舞台表演的实际行动表明这是内涵翻新的曲艺节，响应上级部门鼓励的“大家开展新曲艺”。这一天恰逢是周六，顺理成章地在大型场所演出，能够多招徕观众扩大宣传。整场11段新节目除了一段高凤山的数来宝《黑姑娘》，剩余是“旧瓶装新酒”的改编相声。老舍改编创作的6段相声中，《维生素》《绕口令》《铃铛谱》《对春联》并没有上演，《假博士》由常宝霆、白全福表演，《两条路线》由孙玉奎、全长保表演。孙玉奎改编的《思想改造》由全长保、罗荣寿表演，《新三字经》由佟大方改编并与杜三宝表演，新加入相声改进小组的席香远和孙玉奎创作的《新酒令》由赵春田、于世德、孙玉奎表演，《字象》是相声创始人朱绍文创作的，侯宝林改编后和常宝霆、郭启儒表演。此外，本场舞台监督常连安表演太平歌词《新拴娃娃》，王文禄改编的《新双簧》由他和老搭档孙宝才上演，侯宝林、孙玉奎创作的《一贯道》由侯宝林、郭启儒表演并作为攒底节目。除去《假博士》《思想改造》《二房东》，基本上编与演是同一个人，以利于节目排演。相反，也看出高德明的才能，他虽然目不识丁，借助他人“念活”的方式上演新作品，依然能够用《二房东》完成说新唱新的工作。这离不开敏锐的生活洞察力、扎实的相声基本功和提纯生活化为艺术的本事。

6月3日之后，大型场所的相声大会再次沉寂半个多月，侯宝林等13人当年第二次去天津，代表相声改进小组“向天津曲艺公会和天津相声小组献旗”“并将在津演出半个月至一个月” 献旗日期为6月18日，6月25日侯宝林仍在天津演出 。6月28日至30日，班底焕然一新的相声大会在民主剧场、长安戏院连演三天。侯宝林、常宝霆被代以从天津来的马三立、王世臣两位  ，黄鹤来也穿插其间，趙玉贵同时为黄鹤来、王世臣捧哏。7月2日、7日、9日、16日、18日、20日、22日、23日、26日、29日、30日，马三立与侯宝林、常宝霆同各自搭档在大型场所如民主戏院、吉祥戏院、长安戏院、中山公园音乐堂的相声大会领衔，相声改进小组又与电影联合演出，忙得不亦乐乎。8月，王世臣替代马三立，也是如此，4日、6日、10日、13日、15日、19日，均在大型场所领衔相声大会。特别是7月2日在吉祥戏院日场，10对节目集结侯宝林、马三立、常宝霆、王世臣4对硬场。

大型场所此时已经看不到高德明的身影，从5月1日到6月3日，高德明1950年一共参加7次在大型场所的相声大会，大众剧场2次，长安戏院2次，吉祥戏院3次。6月中旬以来，高德明在迎秋剧茶社每日与郭启儒表演传统相声，如《论捧逗》（17日、27日）、《揭瓦》（18日）、《吃饼子》（19日）、《拉洋片》（20日）、《对春联》（21日）、《羊上树》（22日）、《官衣贺喜》（23日）、《三字经》（24日）、《老老年》（25日）、《大上寿》（26日）、《树没叶》（28日）、《洪羊洞》（29日）。此外，从6月5日开始，在迎秋参加加演的反串彩唱《一匹布》。

1950年7月3日到10月底，《新民报》上包括迎秋剧茶社在内的大小演出场所，都查阅不到高德明名字。1950年10月底，在南方不得志的张杰尧携眷北上，在北京短暂停留，应邀在吉祥戏院、新罗天献艺，与昔日搭档高德明合作。当时吉祥戏院举行“曲艺技术气功武术大合作”系列演出，高德明、张杰尧参加了一场。“7点准演，票价2000—2600元”，“不分牌位，笔划为序，请早购票，以免向隅”。节目安排更让人迭呼过瘾。有于韵芳、尹福来的京韵大鼓，王全义的武术，王玉麟的空竹，王雨田的飞叉，朱国全、朱国良、朱国勋的钉板开石，王金凤的京韵大鼓，张杰尧、高德明和杜三宝、佟大方的两对相声，宋慧玲的踢毽，金震的中国戏法，金石的魔术，马小荣的河南坠子，曹宝禄的单弦，张英杰的大刀举重，罗沛霖的拉洋片，魏喜奎的奉天大鼓，关学曾的琴书，顾荣甫的牌子戏。的确，11月2日晚上将近20场的节目，说学逗唱，耍弹变练，汇聚了各门类的名家，单是水牌子就让人艳慕、恨错生了年代。几天后，粉饰一新、安装直达电梯的新罗天更打出亲情广告，11月6日，由“南游十载新近回京”的“相声泰斗”张傻子与高德明，表演“时代口技”，同场有小岚侠、赵佩英、高凌云、周金铃、孙剑池、马聚泉等帮衬，至11月12日演出7天。以上是目前可知1950年5月以来高德明在京的相声行迹。

四、高德明《假博士》在晨光茶社首演时间的推论

高德明会不会在兄长高德光1950年夏天去世时在晨光表演《假博士》呢？不会。

1950年4月底，高德明由济南回到北京在剧场茶社作艺。1950年夏，高德光在晨光茶社舞台意外去世。去世时间和现场细节当事人李伯祥均有回忆。高德光自40年代初一直在晨光演出，除去年节和1947年父亲高闻元去世奔丧，很少回京。高德明与兄长在山东合作演出很难得，这是李伯祥在接受采访中记忆深刻的。

相声业界提到，高德光后事由三弟高德亮从京赴济料理。但这一时期《新民报》有高德亮在京演出记录，相反，高德明是缺位的。又据于连仲记述，晨光茶社为高德光事一度停业整顿。或许大胆推测，去济南奔丧的是高德明，之后他回京蛰居，并且高德明在济南表演《假博士》不会在1950年夏天，至少是1950年秋后甚至1951年。

1950年11月下旬到年底，高德明的消息不见于《新民报》所载北京各大小游艺社等演出场所的演出信息。1951年除2月3日《新民报》报道外，北京、天津依然不见高德明消息。结合此前晨光相声艺人所说，高德明此时应在山东济南晨光相声大会。

综上所述：相声艺人拜访老舍图存与相声改进小组成立的先后关系，因有孙玉奎《老舍与相声》异说，尚待查考。《假博士》由老舍根据传统相声《文章会》改编，孙玉奎1950年4月在北京首演，常宝霆继演并于9月以后在天津首演，马三立于7月继演，高德明在山东济南晨光首演，演出时间应在1950年11月下旬之后，而不是孙少臣误记的1949年。1951年4月，晨光相声艺人以《假博士》为说新唱新的代表，开始向北京、天津取经 。 高德明则在山东济南、新疆昌吉  等地演出。

谨此纪念老舍诞辰120周年，纪念曲艺永远的朋友。

注释：

①高德明表演的传统相声，系由李伯祥回忆。

②《让曲艺这朵花开得更灿烂——首都曲艺界人士座谈会纪要》，载《曲艺》1957年第3期。

③参见“张春奎口述”，百度贴吧，出处下同。

④《我的感想》，载《新民报》1950年6月12日。相声改进小组6位艺人刘德志、常宝霆、罗荣寿、高凤山、全长保、于世德在该文发表感想。

⑤罗荣寿《为相声搞生产》，载《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特刊》（1951年1月，非公开出版）。

⑥如1949年夏，马三立在北京收徒方笑文合影，罗荣寿在列。又如罗荣寿在《我的感想》中说，没有赶上第一期戏曲曲艺艺人讲习班，“到后来二期讲习班成立，我赶紧报上名参加学习”。据记述，北平剧艺界联合讲习班1949年8月8日开班，同年10月结束，12月1日第二期开班，1950年4月结束。（《北京文化艺术大事纪要》，2003年编写，北京市文化局内部出版，第104—105页;傅任秋述、郭庭勤整理《记解放初期的两期戏曲界讲习班》，载《文史资料选编》33，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243—249页;刘乃崇《解放初期的连阔如先生》，载《北京文史资料》71，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236—237页）

⑦“张春奎口述”。

⑧于连仲回忆：“干部就说整个形势看来都很好，对我们相声，就叹了一口气。……相声怎么办？走哪儿哪儿轰，没饭辙了。很多演员就改行了。”祝鹏程采访于连仲并整理，2011年11月1日。

于世德回忆：“但很快就出现了最吓人的‘险情。”“十一月的某天，戏曲讲习班的主持人在散会前照例做个小结。她说：‘……唯独相声那里边除了低级、庸俗、拿父母抓哏的，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的。它的前途哇……唉！往下没说，只打了个唉声。那时我们只知道她是政府干部，是代表政府的，因此这个‘唉声，在我们听来并不亚于一声迅雷！”，于世德《我这半辈子》，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5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⑨“四、对艺人思想教育和态度问题。解放后办的两期讲习班起了一定作用，存在的问题是：内容多根据主观拟定，脱离实际，上课的逐渐‘掉座，五二年又因请不到教员停掉，时事报告也停掉，艺人学习现在几近停顿。对艺人态度一直是情绪的，但对尚小云、新凤霞也尊重不够，个别干部如方华对所有艺人自称老师，王劼竹对艺人发脾气的错误。”（《文化处关于三年来戏改工作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摘要）》）

⑩ 祝鹏程采访任笑海并整理。

?参见贾立青编著《骆玉笙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0—325页）。我在对李伯祥采访中，他也回忆过1950年年初在天津演出，并与王毓宝同台。这与《骆玉笙年谱》中所记1950年4月，小神童、王毓宝等在小梨园演出，是吻合的。此“小神童”即李伯祥。

?“全国解放以后，……各路出走的演员如李寿增、郭全宝、高桂清、王长友、王凤山等陆续返回，特别是在北京红极一时的高德明和于俊波、连笑琨也相继来济，稍后李洁尘、李伯祥、冯立章、冯立铎也返回，又新加入了张春奎，连同原有的孙少林、袁佩楼、郭宝珊、孙兴海、赵文启，加上新培养了一批相声新秀孙少臣、赵振铎、于春藻、王文元等，一时阵容又相当坚强。”《相声艺术的摇篮——济南晨光茶社》，载《济南文史集萃》下册（内部出版，2000年，第794—795页）。另据“张春奎自述”：郭全宝跟随李寿增从南方回到济南，1949年大约7月间回北京完婚，代邀罗荣寿、张春奎到晨光演出。

?《晨光茶社始末》，载《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 （第四辑） 《济南市〈文化志〉资料专辑》，出版信息不详，第137页。

?老舍回国经历可见如下材料：《北京文化艺术大事纪要》记述“12月9日  老舍从美国返抵天津，两天后回到北京。”（编写组2003年编写，北京市文化局内部出版，第109页）甘海岚编撰《老舍年谱》记述“十二月十二日  在天津住两天后，乘车回到久别的故乡北京。因家属尚在重庆，暂住北京饭店，为时四个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38页）郝长海、吴怀斌编《老舍年谱》记述“12月12日，回到北京。”（黄山书社1988年，第108页）胡絜青《老舍和曲艺》回忆了老舍回到北京一个人入住北京饭店并进行曲艺创作的细节，载《老舍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第391页）。

?关于相声改进小组，《新民报》1950年1月并无任何报道记录，5个月后6月20日才在李甦《“相声改进小组”成立经过》一文提到创立时间为1月19日。或许1月时相声改进小组相较于其他行业组织如曲艺公会尚在襁褓之中，未大肆宣传。

?孙玉奎《老舍与相声》，载《曲艺》1999年第3期。

?罗荣寿《相声表演漫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98页。《新民报》1950年1月21日刊登了一则消息《侯一尘等座谈怎样改进旧相声》，“北京市曲艺界、相声艺人侯一尘、侯宝林、常宝堃等三十余人，昨天开小组讨论会，研究怎样改造旧相声，和创造新相声。……”当与罗荣寿所说一致。只是这次小组讨论会是周五（1月20日），与罗荣寿说的周四略有出入。

?参见孙玉奎《老舍与相声》 （载《曲艺》1999年第3期）、任笑海采访等文章材料。

?参见倪锺之《中国相声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7页）。

?有些材料记载相声艺人拜访老舍是下榻北京饭店次日。此说与《老舍年谱》引1950年1月23日《新民报》所记1月21日，时间相距甚远。特查阅《新民报》和《老舍全集》老舍日记“1月21日  相声侯一尘等来，讨论改造相声方法。”所記时日无误，且确为小组成立后拜访老舍，以正业界旧说之讹。在拜访人员中，刘德志见于艺人口述而非报端。但于连仲的口述提供了细节证明，“侯一尘就打听到老舍由美国回来了，就去了，当时有11位啊，侯宝林、孙玉奎、刘德志……人家老舍就认识刘德志，其他都不认识。因为他小时候‘焦溜相声红极一时，人家上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钟去的，也就演两个小时，这几天的挑费就够了。……侯宝林‘抄早就在人家地上抄。”“老舍说别改行啊，我从小就听你的相声，我先趟趟路子，你们把有一个这个庙那个庙的那个，还有这个菜那个菜的那个（给我），孙玉奎把这个抄了给他送去了。送去了他就改了，很快《菜单子》就改成了《维生素》。”该材料由祝鹏程采访于连仲并整理。

?3月5日的说法，见孙玉奎《老舍与相声》一文，“3月5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前门外大礼纱帽胡同新华游艺社演出。”载《曲艺》1999年第3期。但《新民报》3月2日已有详细的演出信息。

?孙玉奎带领青年艺人于世德、赵春田、于春藻、于连仲、方笑文、阿双全、任笑海、李宝珊、赵连升、黄德义（即黄铁良）、王学义、贾振良、孙宝奎等以“相声改进小组”名义在该场所演出，特邀汤金澄、孙寿斋、王世臣、赵玉贵、于俊波、黄鹤来等助演。演出时日不长，或为锤炼技艺、检验改编作品之用。

?常宝霆1950年9月由京到津，参见贾立青编著《骆玉笙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相声大会在凤凰厅演出60天，参见丁琳主编《北京曲艺60年》（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陈涌泉1951年11月15日进入改进小组，并在崇文门外巾帽胡同群众游艺社参加演出，参见陈涌泉口述、蒋慧明整理《清门后人——相声名家陈涌泉艺术自传》（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小组口述记录的传统相声不止《特刊》所列，计划弄“50至80段旧相声，由大家力量把它添全，一一地写出来再研究它、改造它。”（徐琮《相声艺人研究业务  成立改进小组  昨举行第十次研讨会》，载《新民报》1950年3月31日）“谈曲说艺清平客”（梁彦）微博刊载其收藏的相声改进小组艺人口述、专人记录的相声文本24段。该材料用北京市文联稿纸记录，每段相声分别装订成册。“封皮封底损伤较重，但内文基本完整。”计有：《对春联》 《酒令》 《八大吉祥》 《菜单子》 《空城计》 （即《忘词》），高德亮《酒迷》，汤金城《八大改行》，赵霭如、汤金城《五行诗》，赵春田、于世德《书迷》《打灯谜》 《买竹竿》 《学说话》 《老老年》，于连仲、王学义《五红图》，罗荣寿、李桂山《卖布头》 《拴娃娃》 《闹公堂》 （罗荣寿抄录），王世臣、赵玉贵《学聋哑》 《拉洋片》 《朱夫子》 《闹公堂》 （李宝岩记录），佟大方《无鬼论》  《失街亭》 （又名《站门》），于春藻、赵世忠《绕口令》。

?据侯宝林记述，老舍为相声改进小组写了20多段相声，参见《新相声的奠基人——老舍先生》，载侯錱主编《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 （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但舒济主编《老舍文学词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作品编·曲艺卷”中未见相声改进小组时期老舍其他相声作品，相关的太平歌词作品只有《中苏同盟》 《开国纪念一周年》 《庆祝“七一”》。

?《思想改造》系孙玉奎根据传统相声《洋药方》改编，1950年5月1日已经由全长保、高德亮表演，推测这段相声改编时间当在1950年三四月间。另，在相声大会中，全长保、孙玉奎（5月11日）均表演《思想改造》。

?《自找罪受》改编时间不详，据孙玉奎在相声改进小组成立4个月的汇报，1950年五六月间尚未得到改编面世。参见孙玉奎《改进相声》，载《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大众书店1951年9月，第131页）。《自找罪受》系孙玉奎根据张寿臣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怯讲究》改编，后收入《西江月》等书籍。

?《美的研究》的作者被后世误记为侯宝林（参见丁琳主编《北京曲艺60年》，北京出版社2015年），今从孙玉奎说修改，参见孙玉奎《改进相声》，载《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大众书店1951年9月，第131页）。

?1950年5月27日在《新民报》发表。

?1950年7月25日在《新民报》发表。

?1950年12月8日在《新民报》发表。

?《原子弹》1950年11月24日在《新民报》发表。与《新三字经》都是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偏重于传统作品“翻瓤子”，不同于另起炉灶者。

?《婚姻与迷信》首次上演的时间说法纷纭，侯宝林自己也出现记忆错误。在纪念侯宝林诞辰85周年的研讨会上，刘乃崇专文历数诸家误说。此外，亦有1949年春天说，孙玉奎也对1949年冬季侯宝林表演《婚姻与迷信》印象深刻，记入《老舍与相声》一文。这里采用刘乃崇说，即1949年6月13日为首演日。刘文初题《相声攀登  永怀侯公》，由刘乃崇、蒋健兰夫妇联合署名，未收入《侯宝林相声艺术国际研讨会文集》，该文第一部分以《侯宝林与新相声》为题收入侯錱编《七嘴八舌侯家事儿》（中华书局2008年，“6月13日说”见第123—124页），署名刘乃崇。

?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四个月（1950年五六月间）孙玉奎统计的改编创作相声（含数来宝、太平歌词）18段。参见孙玉奎《改进相声》，载《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大众书店1951年9月，第131页），其时席香远参加改进小组不久。在天津艺人参加改进小组相声大会之前，改编创作的相声数目是20多段，参见李甦《“相声改进小组”成立经过》（载《新民报》1950年6月12日）。1951年1月《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特刊》出版时，这类节目统计为30多段。

后世研究人员引用上述材料时，没有把数来宝（如高凤山《黑姑娘》）、太平歌词（常连安《新拴娃娃》）统计进来，参见丁琳主编《北京曲艺60年》（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124—125页）。

?参见“维生素”“假博士”词条（载《相声大词典》，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52页、第251页），又据舒济整理《老舍曲艺作品目录》（载《老舍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第398页），据舒济主编《老舍文学词典》“作品编·曲艺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40—344页）。

?《对对子》老舍改编创作时间不详，据孙玉奎《改进相声》一文推测，应在1950年6月后改编，包括《两条路线》在内的5段相声在相声改进小组成立4个月内均由完成改编创作。

?李甦《“相声改进小组”成立经过》，载《新民报》1950年6月12日。

?据于连仲介绍，新华游艺社在小李纱帽胡同一个缝纫社的二楼，没有后台，艺人就在台下候场，台下容纳100多人。每天中午12点左右开始，晚上10点半、11点半结束。“有一顿饭得在那儿吃啊，就带着窝头，干饽饽辣饼子什么的，喝点茶水吃点咸菜就是一顿”，有时候家里没剩饭不带，就到外边饭馆叫个炒疙瘩，寻一块酱萝卜。年轻艺人“赶上饭点了上台使活，或者帮忙打钱，那是练兵嘛。”挣钱采用的还是传统的零打钱制度，一段一收钱不卖票。分钱采用的也是传统的分份儿制度，侯宝林等拿到一个半份儿，学徒的拿零钱，当作“点心钱”。那时4000块钱（折合0.4元）可以买一两好茶叶。“后来游艺社生意太好了，外面站队了，怎么办呢，就到鲜鱼口的迎秋去了。”祝鹏程采访于连仲并整理，2011年11月1日。

关于在新华游艺社零打钱，侯宝林也有生动记述。参见《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载侯錱主编《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130—131页）。

?参见《新民报》1950年3月以来的娱乐广告。《相声改进小组演出情况表》中“新华”（误作“华新”）从3月到5月的演出次数为180次，也是按照90天、日均2次计算的。

?参见1950年3月24日起《新民报》关于迎秋剧茶社的广告，侯宝林名字周围有“时代口技”宣传语。关于迎秋剧茶社的位置，广告中加有“中国电影院□隔壁”字样。

?参见李甦《“相声改进小组”成立经过》，载《新民报》1950年6月12日。另据《新民报》1950年4月（15日）至6月（20日）2个月每日广告，相声大会可知演出日期者如下：4月15日周六（长安戏院）、4月23日周日（长安戏院）、5月1日周一（大众剧场）、5月8日周一（长安戏院）、5月9日周二（大众剧场）、5月10日周三（吉祥戏院）、5月29日周一（吉祥戏院）、6月1日周五（吉祥戏院）、6月3日（长安戏院，新相声示范演出大会），计有9次。

?祝鹏程采访于连仲并整理。

?参见《相声改进小组演出情况表》，载丁琳主编《北京曲艺60年》（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123页）。

?参见孙玉奎《老舍与相声》（载《曲艺》1999年第3期）。

?参见贾立青编《天津曲艺大事记——中国曲艺志天津卷资料选编》（中国曲艺志天津卷编辑部1998年出版）。作品发表时原文说名字用的是《改编文章会》，从名字差异能够看出艺人在考虑两个城市对新相声的接受程度。

?参见《假博士》文后注，载《老舍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第312页）。

?参见“假博士（改编《文章会》）”词条，载舒济主编《老舍文学词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43页）。

?于连仲记述是常宝霆首演《假博士》。他在《不断革新的艺术家常宝霆》记述“而常宝霆先生又是第一个自告奋勇，实验上演了老舍先生的《贾博士》”，见《情系舞台七十五载——贺常宝霆先生艺术生涯》（非正式出版，第8页）。此回忆当有误，目前没有节目单可佐证于连仲说。常宝霆1950年9月之前一直在北京演出，也参加大型场所的相声大会。如果常宝霆上演《假博士》，也是在他惯常演出的至少容纳400人的王府井凤凰厅。孙玉奎从“压活”到4月13日在长安戏院公演尚需时日，常宝霆的所谓首演当在更早，甚至是在1月底或2月初。新节目的公演机会很为难得，以侯宝林等艺人的谨慎态度看，没有把握的节目不会上演。而以传统相声功底而论，常宝霆明显强于孙玉奎。4月15日公演时，孙玉奎表演《假博士》，常宝霆表演40年代就不断上演的常氏相声代表作《影迷离婚记》，与其说两人同时锤炼新节目《假博士》而选择让舞台表现力弱的孙玉奎上演，不如说常宝霆此时还没有接触这段相声。以常宝霆的舞台风格论并从其艺术生涯来看，他并不排斥新节目上演，所以常宝霆《假博士》处女秀或在1950年四五月间，而在6月3日长安戏院公演。

?《相声世家的“三蘑菇”——记著名相声演员常宝霆》记述“1950年，他参加了天津的红风曲艺社，上演了老舍先生创作的《假博士》，孙玉奎创作的《思想改造》，常宝堃的《新灯谜》”，见张跃铭《中国十二笑星》（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45—46页）。红风曲艺社1950年8月1日成立，以燕乐戏院为阵地，但艺人多不是固定的，在不同戏院赶场。常宝霆9月24日开始在天津演出（参见贾立青编著《骆玉笙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1—335页）。据此推测，他在红风曲艺社演出并上演《假博士》当在1950年9月之后。作为从北京回到天津又演过《假博士》的著名艺人，常宝霆可能是在天津首演《假博士》者。

《新民报》广告对于小型场所一般不刊登节目名称，侯宝林在迎秋剧茶社表演《一贯道》的消息于4月11日登出，可见自己新创的节目在侯宝林心中的重视程度。或者可以推测，1950年4月16日是侯宝林首演《一贯道》的时间。据侯宝林说，《一贯道》“是1950年配合取缔反动会道门儿‘一贯道写的，孙玉奎同志写的底稿，我修改。起初我给起名叫《欺骗》，后来干脆就叫《一贯道》”，见《我最早写的两个段子——〈婚姻与迷信〉和〈一贯道〉》，载侯錱主编《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这一次，侯宝林并没有上演新作，而是选择传统节目《闹公堂》，以充分发挥他在学唱方面的天分，他又与郭启儒、常宝霆表演《字象》。

参见《老舍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第398页。

关于1950年大型场所相声上座率情况，目前只看到侯宝林的细致描述。他在《难忘的四场演出》（载侯錱主编《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132—134页）谈到最初在长安戏院、吉祥戏院尽管有天气因素影响，仍然满座。虽然从1950年4月到9月，侯宝林、高德明、常宝霆、马三立、王世臣等著名艺人领衔，持续在大型场所每周上演相声大会并在七八月间的暑期加大密度，但上座率是否持续乐观并不一定。据《相声改进小组演出情况表》（载丁琳主编《北京曲艺60年》，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123页）统计，7月至10月中旬，各戏院总计演出次数30次，观众数目12000人。暂不管观众数目是否按照卖票数计算，场均按照400人（12000人次/30次）計算，长安戏院可容纳1317人，大众戏院剧场容纳1224人，400人仅占容纳人数1/3多。虽然没有4月至6月大型场所观众数目的统计，但应该相差无几，均数不会有大浮动，即在大型场所的观演人数3—4成。长安戏院、大众戏院剧场容纳人数见柯小卫《当代北京剧场影院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间引自《北京志·文化艺术卷·群众文化志、图书馆志、文化艺术管理志》（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416页）。

相声业内都知道侯宝林、罗荣寿隐忧天气一事，侯宝林是亲历者，在《难忘的四场演出》（载侯錱主编《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132—134页）描述了细节。

参见《新民报》1950年4月30日娱乐广告。

《豆腐房》即《猪吃豆腐》，参见《中国曲艺志·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第211页）。

一直到1950年7月，高德明还在迎秋剧茶社作艺。《新民报》1950年5月5日，登载高德明回到北京接替侯宝林在迎秋作艺。

从高德明《谈相声表演的“火候”》（载《曲艺》1958年第2期）一文可知，《朋友谱》和《托妻献子》的“底”一样。后据《中国曲艺志·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第199页）得知，《朋友谱》即《托妻献子》。

祝鹏程采访于连仲并整理，2011年11月1日。

于连仲回忆“等到感觉很和谐了，沟通了，有共鸣了，上外地演出去，头一站天津。天津劝业场楼上，……我们住后台，老演员住旅馆，在那儿是3场吧，轰动了”。祝鹏程采访于连仲并整理，2011年11月1日。

据贾立青编《天津曲艺大事记——中国曲艺志天津卷资料选编》记载，侯宝林特约常宝堃为舞台监督。以常宝堃在天津相声界的知名度，侯宝林对扩大影响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侯宝林《到天津去巡回演出》（载侯錱主编《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134页）一文所谈开演前常宝堃一一介绍北京前来的艺人，可为辅证。《选编》所记艺人没有高德明，2019年3月看到这则材料时以为漏记，8月修改本文再次梳理《新民报》时明确并非《选编》之误，留下高德明在京看家，编者自然看不到。

参见《新民报》1950年5月31日“新华游艺社”演出广告。“全体演员由津载誉荣归，本月廿九日仍在本社。日夜演出，加强阵容，艺术改进。请观众早临，以免向隅。”

参见徐琮《组织学习提高文化  相声在改进中  最近一次的新相声大会起了示范作用很受欢迎》，载《新民报》1950年6月4日。另，第一届曲艺节为1949年5月15日举行。

《曲艺界昨天欢聚一堂  首都庆祝曲艺节  首长们鼓励大家开展新曲艺》，载《新民报》1950年6月4日。

徐琮《组织学习提高文化  相声在改进中  最近一次的新相声大会起了示范作用很受欢迎》，载《新民报》1950年6月4日。

《中国曲艺志·天津卷》“大事年表”（中国ISBN中心2009年，第35頁）碰巧记录了这次天津之行：所谓献旗是以侯宝林、常宝堃为首“两地演员互赠锦旗”“在南市群英戏院举行联欢大会”。6月25日是由天津曲艺公会发起的救济失业工人义演，京津曲艺界“与沈阳艺协启明魔术团、中华马戏团的演员们联合同台演出。”相声艺人有小蘑菇、侯宝林、郭荣启。北京的13人中似乎只有侯宝林一人参加，并没有侯宝林的搭档郭启儒，这与下文提到6月25日郭启儒在北京迎秋剧茶社为高德明捧哏《老老年》似乎是吻合的。

查阅《骆玉笙年谱》，1950年6月天津小梨园、大观园的艺人名单没有王世臣、马三立。对二人去向的推测经过后来查阅《新民报》1950年七八月间每日广告得到证实。

祝鹏程采访于连仲并整理。

1951年4月5日，高桂清来天津向杨少奎、尹寿山等学新相声。参见《中国曲艺志·天津卷》“大事年表”（中国ISBN中心2009年，第37页）。

《中国曲艺志·新疆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曲艺组”词条（中国ISBN中心2009年，第487页）记载，1951年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曲艺组曾请高德明来疆说相声，与辛宝珊、王长林等演出，未提时日。

《中国曲艺志·新疆卷》“相声”词条（中国ISBN中心2009年，第64、487页）记述：辛宝珊（1934—？）11岁拜师绪得贵，1951年参军来新疆中北部昌吉的呼图壁县（乌鲁木齐西边68公里），先和王长林（1932—2001）搭档，1958年王长林离开新疆又与王小山（1932？—）搭档。辛宝珊“曾于北京和内地各省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参加侯宝林领导的相声革新创作小组。1951年参军到（二十二兵团）九军京剧团”。相声革新创作小组即相声改进小组。这与《新民报》记述基本相符，1950年11月11日辛宝珊还在北京演出。

据王长林女儿在微信公众号记述：“建国后，父亲支援边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王震和张忠瀚的部队文工团参军，与京剧大师马连良的堂弟马最良和相声界老前辈高德明成为忘年交。”另班松林《艺苑生涯六十年》有高德明1949年到疆的说法，待考。

（作者：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编审）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