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栋

《封龙山颂》（局部）

河北省元氏县，是河北访碑游学考察的第三站，初冬的第一场雪不期而遇，为这次的访碑游学平添了几分静谧和厚重。元氏县得名赵王封公子元氏于此，随后定名。位于元氏县城西北约50 公里的封龙山，是汉代碑刻的重要遗存处，也是发掘和研究整个元氏县书法碑刻重要的文化资源场所。

在元氏县宣传部领导和知墨堂书画院李院长的陪同下，我们一行13 人驱车一个小时，来到了封龙山。沿着山路拾级而上，路边的树丛在朔风中摇曳，枝头的白雪在阳光下奔放。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封龙山石窟和封龙山临时汉碑堂。

据元氏县文化文物局金石书法家崔竹元先生介绍，封龙山石窟共分为三部分，分别是西石窟、中石窟和东石窟。其中西石窟存放的是三世佛，代表着佛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形态。石窟内中间供奉的主佛是释迦牟尼，是佛祖的现在式，石窟右壁供奉的主佛是弥勒佛，是佛祖的过去式，石窟左壁供奉的主佛是阿弥陀佛，是佛祖的未来式。中石窟是千佛洞，中央供奉着如来佛祖，高2.10 米，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于六角形须弥座上，手作说法印状。四周供奉着小佛像，共计有千尊，千尊佛像神态各异，千变万化，给人以千变万化之感。东石窟龛式窟，如来佛祖侧身而卧，为佛祖涅槃之意，表示佛祖已进入不生不死，永久长存极乐世界的状态。石窟壁上刻有明代偈语，惜不清，难以辨别。从西石窟右侧山崖上“武平三年秋礼”等字推断，石窟开凿年代至少在北齐以前。据当地负责人介绍，西中东三石窟的开凿完成时间分别为北齐、唐代和宋代，具体年月尚待考证。

石窟东侧，就是封龙山临时汉碑堂。这是一栋坐北朝南，面阔两间的平房，高约5 米，东西长6 米，南北宽3米。房间被铁栅栏一分为二，东侧较大的一间存放着闻名于世的祀三公山碑和白石神君碑。二碑按照东西顺序一次陈列，碑头在北，碑底向南。西侧是祀三公山碑，东侧是白石神君碑。西侧祀三公山碑上面尘土较少，能清晰看清碑面上的文字，惜此碑右下侧已残缺。东侧的白石神君碑因长时间未擦拭，厚厚的尘土将碑面文字和纹饰完全覆盖，看不到任何内容。

因封龙山而名的封龙山颂，又称封龙山碑。东汉延熹七年（164 年）刻立。石质不详。全碑共15行，每行计5、7、12、26 字不等，最多26 字，最少5 字，隶书。因原碑被毁，拓片不清，难以明确更多基本信息。《隶释》《通志·金石略》《激素飞清阁平碑记》《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小蓬莱阁金石目》《两汉金石记》等文献中均有该碑的记载。

关于该碑的下落，据当地人介绍说20 世纪50 年代“大跃进”时期，曾经将数通碑石砸碎，用来烧制石灰。至于《封龙山碑》是否在所砸毁的碑石当中，没人说清。据知情者说，参与当年砸碑的最后一人也在数月前离世，对《封龙山颂》是否被烧制了石灰已无人知晓。就现有资料来看，《封龙山之碑》与《三公山神碑》《三公之碑》均已佚，不知所踪，或许随着考古的新发现，此三碑重见天日，亦未可知。

《封龙山颂》拓片

东汉《封龙山颂》拓片（局部）

封龙山地区原有三通以“三公”命名的石碑，现存封龙山临时汉碑堂的是《祀三公山碑》，其他二碑皆已佚。从文献记载看，此“三公碑”的情况大致如下。

祀三公山碑是东汉元初四年（117 年）刻立。全称《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而《三公之碑》称为“小三公”，它们与三公山神碑并称《封龙山三公碑》。该碑为当地青蓝色砂岩，碑高1.5 米，宽0.69 米，厚0.25 米。书体为篆隶结合，现存封龙山临时汉碑堂。残缺右下部分也是源自20世纪50年代的烧石灰。而三公山神碑刻立于东汉本初元年（146 年）。石质不详。碑高1.81米，宽1.42米。碑阳和碑阴均可有文字，圭形有穿，篆额于碑首中。隶书。清沈涛《常山贞石志》有记载，名为“三公山神碑”。该碑损坏较为严重，不能识读全文。原碑已佚，有拓本流传。《三公之碑》则于东汉光和四年（181 年）刻立。石质不详。碑高1.91米，款1.12米，圭形，有穿，“三公之碑”隶书居于碑额中间。左侧隶书“封龙君”三字，右侧“灵山君”三字。隶书。全碑共24 行，行多至40 字，少则十数字。原碑已佚，有拓本流传。

《祀三公山碑》原石

东汉《祀三公山碑》（局部）

早期对三通“封龙山三公碑”的称谓较为模糊，特别是大小三公之碑的名称，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从元代纳新的《河朔访古记》中的记载：“三公神庙……汉《三公山碑》一通，县西故城西门外八都神坛亦有《三公山碑》一通，汉光和四年常山相冯巡所立。”可以看出两通碑都被称为《三公山碑》。随着今年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祀三公山碑》的社会接受和认可度较高，出现了《汉常山相冯祀君三公山碑》的称谓。而《三公山神碑》根据沈涛的《常山贞石志》、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及《元氏县志》（1933 版）的记载，今采用其说，为《三公山神碑》。《三公之碑》的名称界定相对容易，该碑碑额有阳刻“三公之碑”隶书字样，故可明确为《三公之碑》。当地封龙书院李院长说：“此三碑的名称界定，从三碑立碑缘起、碑文内容、碑额题字及文献记载，可以明确，只是在俗称中有差别而已，没有本质的混淆。”

这三通碑石中，尤以《祀三公山碑》影响后世最大，这与其艺术特点有着根本联系。特别是该碑的用笔在篆隶之间，非篆非隶的用笔表现给后世书学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字形的变异夸张，突出强调最后捺笔的表现，或折屈有致、或放纵有度、或盘绕有序，无不体现出该碑书写者对字法空间的高超驾驭能力。整个空间布局体现出错落有序、欹正得当的理念，总体是纵有列行无序的方法，打破了汉代隶书上石谨严、统一的固有模式。因此，自该碑被发现后，影响了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名家的书学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

白石神君碑于东汉光和六年（183 年）刻，原石立于封龙山的白石神君祠内，现存元氏县封龙山临时汉碑堂。该碑碑身与碑首为一整石，通高221 厘米，宽81 厘米，厚16 厘米。碑首高66 厘米，顶部呈半圆形，透雕工艺，龙的造型简约，有鳞，无盘绕。龙下有仙人作擎龙状。碑额有阳刻篆书“白石神君碑”五字，竖排一行居中。碑底部有榫头，榫头高12厘米，宽42厘米。

该碑两面刻字。碑阳为白石神君碑碑文内容，共计16 行，每行22、23、31、35 字不等，最多35 字，最少21字，全文共计531字。最左侧的一行为晋代前燕元玺三年（354 年）程疵家题字，但书法风格与碑文内容书体风格迥异，定不是同一时期所刻。碑阴共刻三部分，一部分在碑首，另外两部分位于碑阴正面右上侧，碑文内容记录了义钱人名单和主事诸人名单即所谓的颂铭。

《白石神君碑》拓片

唐蔡有邻《庞君清德碑》原石（局部）

《集古录》《金石录》《隶释》《金石遗闻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文献中均有该碑记载。其中洪适认为该碑是前燕时期作品，而杨守敬、陈奕禧、钱大昕则断定为汉代隶书作品，这也是长期以来该碑刻、立时代断定的一个焦点问题。

元氏县的汉碑数量庞大，刻立时间顺序明确。现有的文献记载中，对于碑石存否、碑石名称界定和碑刻世间断代等问题上存在争议。其中碑石存否问题尚待日后的发掘整理工作，而碑石名称界定已明确，惟《白石神君碑》是否是汉碑还是魏晋人假托有争议。对该问题的厘清，可从同时期其他汉碑风格特点和书体发展演变史两方面入手，探究溯源。

从现存的东汉碑刻来看，集中刻立时间在公元100—公元200年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碑刻数量巨大，涉及地域广泛，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东汉碑刻刻立时间和存放地

通过上表所列举的24 通汉碑和墓志来看，刻立时间基本为公元100—公元200年，涉及地域多分布在长江以北的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天津，风格多异，体现了汉代隶书成熟时期的风格特点。

据上表所列的汉碑时间结合各碑的基本风格特点及字体演变、书手差别等因素的分析来看，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隶书发展成熟并向楷书逐渐演变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中指出：“在东汉后半期，士大夫竞相用工整的八分书勒石刻碑，一般人日常所用的隶书却大都已经是这种俗体了。”这儿所指出的“俗体”就是隶书在成熟后因其书写方便、迅速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有别于成熟隶书体貌特征的一种新书体。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隶书的发展是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的桥梁作用已很明显，因此可以断定，与其同时期的汉代碑石隶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了类似的处理。

《白石神君碑》关于时间的记录有两次，分别是第十五行的“光合六年”和第十七行的“燕元玺三年”。这两个时间分别是公元183 年和公元354年。其中公元183年，是东汉灵帝刘宏的年号，与这一时期较为紧密的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的汉代隶书碑刻，而公元354 年的这个时间疑是后人增刻。

该碑的刻立时间183 年和《熹平石经》的刻立时间（175—183 年）在同一时期，且两碑刻所处的洛阳（《熹平石经》）和元氏县（《白石神君碑》）两地相距不足500 公里，互相影响是可能的。再如山东高密的《孙仲隐墓志》，刻立时间为175 年，与《白石神君碑》的刻立时间相差仅八年，两地之间距离也不足550 公里。从《孙仲隐墓志》的书法用笔特点和字形处理分析来看，两碑有较多相似之处。特别指出的是，《白石神君碑》的字形处理一改隶书成熟期的横向取势，字形变长，取纵势。在用笔方面，起笔处多以方切为主，捺画则或方或圆，变化多端。与同一时期《张迁碑》的刚健、《韩仁铭》的秀雅都有吻合之处，这点来断定该碑为汉碑是明确的。

二、碑版书写因官书和私书两派差别，影响了碑刻书法的呈现

两汉时期是文字书体剧烈变革发展变化的阶段，特别是隶书因其实用性的需求而有不同的体貌风格特点。

汉碑书法，分官书与私书两大派。官书出名人学者之手，如《孔宙》《乙瑛》《礼器》《史晨》《曹全》及《熹平石经》等碑。特别是《熹平石经》，作为当时全国有工具书目的而刻的碑，其书手（蔡邕）和刻工肯定是国内一流的。私书出胥吏或下层知识分子之手。有的书者，文化并不甚高，书录碑文，偶有错字，如《张迁碑》即是一例。此《孙仲隐墓志》中“卒”“葬”等字其点画有误。志中“病”字“丙”之有竖有钩，“午”字及“於”字之“人”有啄笔，已开正书之渐。这种情况在当时官书诸碑中是看不到的。但正因为书者并非名门学者，故受规矩束缚较少，结字若不经意而意态横生，颇有逸趣。有些书者，在书写时受时风影响，且能迅速接受字形、字势等方面的变化是正常的，《白石神君碑》出现的风格特点也是基于这个因素。

综合前代文献著录记载和以上两个因素分析，断定《白石神君碑》是汉代隶书碑刻作品是合理的。

从封龙山临时汉碑堂出来，回到元氏县城。在当地宣传部领导的引领下，来到了元氏县政府办公所在地。在办公楼的地下库房，看到了已经断为三截的唐代《庞君清德碑》。在崔竹元和李院长的介绍下，对该碑的认识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庞君清德碑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刻立，青石材质，碑首有蛟龙盘绕。篆额居中，内容为“大唐元氏县令庞君清德之碑”，分三行，计12 字。碑文隶书，共22 行，每行51 字，邵混之撰文，蔡有邻书丹。国家图书馆藏有旧拓，拓片高2.44 米，宽1.21 米。该碑文献记载较少，在《县志.民国志》有照片和碑文。

蔡有邻是唐代著名书法家，生卒年详。窦臮《述书赋》中记载：“蔡有邻，济阳人，善八分，本拙弱，至天宝间遂至精妙，相、卫中多奇迹。”在欧阳修的《六一题跋》中也有记载。从窦臮的记载来看，蔡有邻在唐代是以“八分”（即隶书）显名。他与韩择木、史惟则、李潮四人以写“八分”而显名于唐代，有“唐隶四家”之称。

结合现有文献著录来看，蔡有邻的隶书作品记载不多，这与唐代隶书发展相对滞后有一定关系。该碑的出现，对于蔡有邻及唐代隶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该碑与同时期李隆基《石台孝经》对比来看，更具清雅、瘦劲、飘逸和温润的特点。从该碑的笔法、取势等技法方面分析较之汉代隶书碑刻来看，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值得注意。

1.保留篆法。

篆书在向隶书演变的过程中，有“合并笔画”和“改曲为直”两个方法非常重要。这两个方法在“隶变”过程中，有效的减省了烦琐的笔画和提供了书写的便捷。在该碑中“再”字下部分两个横画的处理上，即采用了篆书的书写方式，左右分开书写，并且采用对称性的构型方式，加强了字的对称性。再如“行”字左右两部分，左侧双人旁随着“隶变”的实现，独立成为一个部首使用。但在该碑中，左右部首变为对称式，取其稳重、宽博的态势。其他如“明”“七”“玄”“夏”“求”“乔”等字，都有这种处理方式体现。

2.部首移位。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中指出：“汉字的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所表达的意义来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这一点可以明确汉字字形基于形、义等因素反映出来，其中的异体字就是较为明显的用法。在汉字书法艺术中，对汉字的构形采取部分部件的移位则是“偏旁相同但配置方式不同”运用的体现。该碑中“誓”字的用法就是这样，将原来的上下结构变为左右结构，拆分“折”字，将提手旁单独独立，成为一个部首，而“斤”字旁与“言”字旁组合一体。这样的字形处理，把字的均衡方正体势打破，而达到空灵、险绝的效果。再如“我”“仪”“家”等字，虽不如“誓”字这样明显，但部分突出、挪移的做法，也是取类似效果而做。

3.突出一笔。

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实用要求推动了汉字的简化及形体撇画处理。突出某一笔画的书写，加强笔意之间的连贯性，提高字形的审美效果是必要的。这种方法一般采用对夸张笔画的长度、粗细和形态进行变化，达到书者对审美变化的需求。该碑中“丿”的处理最为突出。如“名”“我”“兮”“多”等字，在“丿”使用上，明显加长其长度，收笔处强调最后挑钩写法，在视觉上有泰山压顶之势。

唐代隶书的字势、笔法等特殊处理现象，源于唐代书法在成熟时期对汉代隶书的理性探索的刻意应用。这种应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回归探索，成就了唐代隶书的特殊体貌和艺术风格，也在隶书的发展上阻碍了技法的发展和创新。

看完《庞君清德碑》后，笔者带着对唐代隶书的赞叹与仰慕，并伴有对该碑被毁而保存不善的阴郁心情来到了封龙书院。

元氏碑刻考察学习，对汉唐碑刻书法的艺术成就有了新的认识，也开阔了个人的眼界，提高了认知和审美能力，同时对这些碑刻的损坏报以惋惜之情。在封龙书院的展厅里，得以见到了《封龙山之颂》《白石神君碑》《祀三公山碑》《三公山神碑》《三公之碑》和《庞君清德碑》的拓片。这些拓片的保存，弥补了石刻因损毁而带来的研究不便。固然有“纸寿千年，金石不灭”的论断，但现实的情形不得不说“纸寿千年可流传，金石不灭亦可毁”。因此，拓片的保存对于碑刻书法艺术的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