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丽容

摘 要 对贵州“三变”改革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相关研究，要从多学科、多层次和多角度出发，注重政策、经济和地方文化因素等方面的分析，注重改革的理论逻辑和经济逻辑的探讨。对贵州“三变”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亮点，必将带来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和农村人口的变迁。基于此，探讨“三变”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与人的同步发展。

关键词 “三变”改革;乡村振兴;研究方法;理论架构;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9.15.055

为深入贯彻中央“深化农村结构性改革”政策，贵州省六盘水市政府在地方实践中提出并推行农村“三变”。“三变”改革盘活了村集体中闲置的和农户现有的资源，充分发掘农村现有潜力，是一种资源组织和利用的新尝试。2017年以来，在中央明确的指示下，各地党委办公室相继发布“三变”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方案，“三变”正式进入各地重要工作日程。与之相呼应，学界的相关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实现农村“三变”既是中央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探讨的焦点议题之一。

1 关于“三变”问题的研究状况

所谓“穷则思变”，而变什么？怎么变？却有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从哈文丽2015年6月在《当代贵州》发表《“三变”变出新天地——水城县农村资源改革探索》[1]一文开始，国内学者针对“三变”探讨的热点和着重点在前后两个不同时间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2015至2016年间，基本处于宣扬“三变”的实践样本特征，重点围绕六盘水市农村“三变”的情况，结合农村精准扶贫实践，将其纳入扶贫开发的新模式范围加以探讨。强调“三变”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保障耕地属性和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农村土地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属于思考阶段，并对此进行了大量调研和报导。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年12月31日《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学者们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等多方面得以大幅度拓展。

从研究深度来看，从农村产权制度的视角认识“三变”改革，探讨其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将“三变”与整个农村的市场化、农民的组织化相联系，强调“三变”改革的综合性，重视与整个贵州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和精准扶贫的关系。

从研究问题的广度来看，探讨欠发达地区发展模式以及相关经验的学习、实践和交流等等。特别注重“三变”所涉及的股权架构、土地确权以及相关法律問题的专门研究。有学者关注农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组织，而有学者则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三变”加以阐释。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对农村“三变”实践的得失、工作经验和成果进行概况总结，努力拓展理论新视野。

从研究涉及的地域范围来看，贵州省六盘水市“三变”问题探讨的起点也是重点。此外，关于贵州市各地的拓展模式，以及安徽省和甘肃省等全国各地的财政资金折股量化实践经验的文章亦不少，还有学者甚至把泰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三变”联系起来进行阐述。

2 农村“三变”实践研究的基本理论架构

2.1 “三变”研究理论模型现状

针对农村“三变”，现有研究不仅已经超越一般的经验总结或者政策执行等就事论事的描述性阶段，而是将其作为农林经济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制定了各类监测指标体系。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学者们探讨土地利用模式，改革所涉地区、家庭和个人，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中的风险与防范，绩效评估的标准体系，以及农村市场化、农民组织化等农村改革等更深层次的深入研究，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

具体而言，研究的重点有以下3个。1）政策研究。不仅融入现代法治意识，而且针对股权构架和集体产权有集中的阐述，更注重整个农村供给侧改革中诸多政策因素的协调共进。2）经济研究。遵循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基础，用定量的方法分析改革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3）社会文化研究。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因素，强调经济社会政策变更过程中人的调适。总之，将理论性的学术研究与实践的需要紧密结合，探讨贵州“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诸多具体现实问题，这是关于农村“三变”实践研究的基本模式。

2.2 “三变”研究理论的特色

2.2.1 注重理论逻辑的分析

关于“三变”理论，有学者注重其逻辑起点：为了解决市场化条件下农村经济的弱势地位问题。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营体制以家庭联产责任承包为基础，“‘分得充分、‘统得不够，出现了资源分散、资金分散、农民分散，难以适应农村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需要。”[2]因而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农村经济资源的分散加上集体土地资源的浪费等问题必然带来农民收入的下降。

而有的学者却重在阐释其产生实效的经济逻辑：改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状况，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明晰产权归属、制定激励机制、维护地方特色、拓宽销售市场、延伸产业链条是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所以需要通过“三变”来“改变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通过资源资产登记制度、股权量化和收益分配、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引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和产品中地域特色的引入等措施，实现集体经济的增长。”[3]

2.2.2 着力于制度创新的探讨

2002年8月2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在第三条和第十条中对农村土地的承包方式和流转性有明确规定。在这个基础上，为适应当今农村生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迁，现在工作的重点是农村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更为清晰的界定，为产权的有序、有效流转奠定基础。对农村的土地进行登记申请、地籍调查、登记注册等一系列程序，最后颁发土地证书等，这是依据法律、政策规定对一定范围内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其他权利内容的确认、确定。

2.2.3 重点关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方关联，对“三变”改革所涉及的政策、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强调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并推动理论研究。所以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应注重深度，与此同时拓展考虑问题的视角和维度变化，即在谈论一个话题时要统筹兼顾相关问题。

2.3 “三变”改革与现行政策关系密切

2.3.1 “三变”改革的政策支撑

2016年初，贵州省出台《关于在全省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以文件形式正式肯定了六盘水市工作经验，成为贵州省推广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经验的政策依据。“三变”的关键在于折股量化财政资金，希望可以借此“有效整合各种资源要素，探索一条通过股权化实现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的精准扶贫路子。”[4]即通过“三变”改革，盘活分散的资源要素，将分散的资金汇聚起来，集中使用，便于统一规划，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与规模化产业相结合，资金运作市场化，管理规范化，效益共享，风险共担。

2.3.2 “三变”改革与政策的联动关系

理论来自于实践，同时理论又将指导实践。纵观“三变”改革提出以来，各地的实践经验被不断总结，方法得以大范围推广，对“三变”改革所涉及的政策、人和社会发展问题也得以深入全面的研究。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注重视角和维度的变化，统筹兼顾相关问题。

针对现实问题的学术研究，来源于实践并将为实践服务，研究成果常常被作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政策制定和实践操作時的借鉴。现有研究重点在于深度探讨人的发展与精准扶贫和社会的进步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作用，而难点在于探讨“三变”改革牵涉的政策、金融和市场等要素评估鉴定的量化标准体系，主要目标是厘清农村“三变”中的制度性、地域性和个人性障碍，找到解决方法和探寻前进的道路。同时，这些研究也对新政策的出台具有相应的促进作用。

3 “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研究新途径

3.1 农村经济体制的“变”与乡村人口的“动”

在中国，农村人口多，土地资源属于稀缺资源，农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农业生产是国家的命脉。历史上，改变土地制度常常是中国农村各类变革的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从分权到集权再到分权的几度变迁。“这个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与收益的制度需求。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影响人们预期收益，从而对农民生产积极性产生直接和重要的影响”[5]，也是乡村人口“聚”与“散”变迁的根本动因。

有学者更强调新中国建国初期，农业劳动效率的低下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源于国家的战略决策，即为了发展工业而施行“倾斜战略”：“通过计划价格体制形成‘剪刀差，保证了工业体系的形成。但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却几近崩溃的边缘。”[6]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广大农村，从1978年开始，以1985、1989、1992年为时间节点，经济体制变迁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是时代的大背景，与之相适应，乡村人口的迁徙速度和变化状态也呈现出相应的总体特征。

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以来，以“三变”为标志之一的贵州农村深度改革路径探索备受关注。相关研究中，不仅综合运用贵州各地区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而且考察“三变”的推进过程，探寻摆脱困境的方法。贵州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受限多，民族人群分布广，贫困成因多种多样。在这种复杂的前提条件下，六盘水“三变”的改革经验不仅在整个贵州得以迅速推广，在全国范围内被多个省市地区作为有益经验加以学习，而且为适应当地实际情况产生了诸多类似的变体，相关成果也见诸于报端和学术研究著述之中。

“三变”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的一个新尝试，要更为全面深入分析其动因、过程与结果，不仅仅需要具体的实例，更需要站在历史与全局的高度，才能更为深刻认识到其价值与意义。贵州“三变”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更是一个探索乡村振兴理论和实践路径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在研究的过程中，把人文社会科学的定性描述与自然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充分结合起来，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用量的标准公正客观地进行评价。当然，“数字的准确”不能否定人的“情感体验的真实”，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民服务。在客观分析其运作程序和预期成果，估量经济发展成效的时候，更应注重当地人们的文化调适问题。

“三变”改革实践不仅仅为贫困农户找到了一条资产收益之路，更是农村人口彻底解放的一条探索之路。从改变农村人口传统家庭经济结构开始，逐步深入到农业资源、产业、运作模式的重组。厘清“人”的身份和“财”的所有权关系，以政策为导向，以法律为准绳，整个变革的核心仍然是人。在研究过程中，针对各地具体情况，探索具体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路径。

3.2 以人为本的乡村振兴实践的探索之路

谈到乡村振兴，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人才”。例如，有学者明确指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人才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融入新理念和新方式。”[7]但是，随着乡村经济转型，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定位，在实现中国农村的根本性变革过程中，人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不仅是乡村的能人，而是涵盖了所有人。因为“有人乡村才会兴旺，才会有人气，才会有振兴的基础。”[8]探索乡村振兴之路，“以人为本”是关键，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标。

经济发展是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不仅是增加了农民收入的渠道，而且使“土地细碎化的农村实现农业繁荣和产业兴旺”[9]，带来整个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三变的内涵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统一，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我国农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创举”[10]。因为此举“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也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破解了乡村治理难题。”[11]农村“三变”是全面深化农村经济社会变革路径的一种探索，是振兴乡村战略中的一项具体措施，是脱贫攻坚战役中坚实的一步。

作为当代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结构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一，“三变”改革通过多渠道整合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激活农户内生动力。从此，“死资源”变成了“活资产”，农村“三资”被盘活，农民“三权”被激活，乡村振兴理论与制度创新找到了新途径、新方法。

4 结语

贵州“三变”改革，针对农村人力和土地的矛盾、农村经济中的集体和个人的矛盾、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矛盾，“破解了长期以来农村资源配置瓶颈，使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从‘分有效转为‘统，真正解决了现代农业产业规模小和农民财产收入窄等问题。”[12]贵州“三变”改革所体现出的创造力和时代精神，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益的样板，是可资借鉴的贵州经验，是一种珍贵的贵州方案，是脱贫攻坚实践中的贵州模式。

从研究方法来看，依据“理论+实践”模式，贵州“三变”的研究，注重政策导向，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专业理论进行理论研究。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结合时代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是探索当今的“中国道路”的一种具体尝试。对其加以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特色，而且意义深远。虽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构架上具有鲜明的特色，极具时代的温度，但是还应该注重历史的深度、站在全局的高度、关乎世界的广度加以研究，以此助力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

从学术思想上，把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既具有国际视野又不脱离中国实际;有定性描述也有定量统计，坚持多学科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文化因素与现实社会需求相结合。学术观点上，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并注重对现实经验的归纳总结，进而通过实践验证、发展和修正理论。

此外，注重点面结合，注重实证分析，用真实的数据说话，并辅之以深刻的人文关怀。为地方各级政府在乡村振兴计划实施过程中，做出具体规定和举措时的参考，也为实践操作程序的科学化和可度量化提供一系列可资借鉴的样本。

参考文献：

[1] 哈文丽.“三变”变出新天地——水城县农村资源改革探索[J].当代贵州，2015（23）：22-23.

[2] 陈全.“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制度创新[J].改革，2017（11）：43-46.

[3] 张应良，徐亚东.农村“三变”改革与集体经济增长：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9（5）：8-18.

[4] 于昕.折股量化財政补助资金 提升扶贫精准度和效果——以贵州省部分地区为例[J].财政监督，2016（19）：69-73.

[5] 高明鸣.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理路及其逻辑——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11）：70-72，156.

[6] 孔祥智，程漱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及其绩效的经济分析[J].教学与研究，1997（10）：23-28，62-63.

[7] 陈健敏，陈航.淳安县：以人为本，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J].杭州（周刊），2018（12）：13-14.

[8] 肖欣.以人为本，振兴乡村[J].农村工作通讯，2017（21）：51.

[9] 黄臻.乡村振兴战略下贵阳城乡“三变”改革实现形式与运行机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7-106.

[10] 李有群.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对安徽肥西农村“三变”改革的调查与思考[J].农家参谋，2018（19）：1.

[11] 窦祥铭.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农村“三变”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安徽省宿州市为例[J].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32（3）：24-30，43.

[12] 周启国.“三变”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价值定位[J].理论与当代，2018（1）：11-12.

（责任编辑：赵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