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

近年来，监管部门雷霆出击不可谓不重，监管干预数量不可谓不多。比如，长生生物事件，这样一家被市场追捧的所谓“绩优股”，2018年7月因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被调查，短短半年，到2019年1月，长生生物即收到深交所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决定。而据统计，2016-2018年，证监会共处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170件，罚款金额总计20，161万元，市场禁入人数总计80人次，追责对象涉及董监高、大股东、实际控制人1202余人次。“重罚”确实让部分企业的“权力人”感到压力，也促使他们更加注重公司规范经营。

但同时，相信天网恢恢之人甚寡，笃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不乏。若非如此，“重罚”之下，仍有一些企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市场案件不时映入眼帘，手法也越来越隐蔽。通过大股东占用资金，通过兼并收购，通过财务制度调整……花样翻新，频显身手。因此，简单的罚，虽可让企业感到头悬达摩克利斯之剑，“逼迫”企业遵守契约精神，但是，首先，在高额“利诱”面前，总是有人铤而走险;其次，罚是一种补偿制度，不可能面面俱到;第三，“重罚”总是事后来处置，必然会使社会成本高昂。比如“三鹿奶粉事件”，在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后，乳品行业才逐渐规范。这样的纠正当然是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但这样的纠正，付出的不仅是单个企业的失败，更是老百姓对这个行业长期的不信任，对这个行业高昂的监管成本，以及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信用。

因此，仅用罚的手段显然是不够的。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历来就有执中求和的处事哲学，讲究“治未病”，正如《黄帝内经》中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社会中本身就有扬正气、杀歪风的传统。那么，在“重罚”的基础上，是否也可以培养“重奖”的机制，从而，引导权力人从自己内心来匡正行为、遵守契约精神呢？

在企业经营中，现在确实也能感受到“好孩子”是有好处的，比如，受到政府的各類鼓励，每年的奖励等。另外，例如，证监会已经提出了：分类监管，融资的绿色通道，信息披露直通车等激励好公司的制度安排。然而，这些制度安排给予好公司的扶持力度显然还是有限。有时也需要通过“立木为信”的重奖，方可激发正气，更加直接和有效的正向激励是否可行？比如，对于治理体系完善、业绩良好、连续分红的公司，在再融资、产业并购或者企业转型的资本运作中是否可以简化审批。其他监管部门、地方政府，是否也可以出台一些鼓励优质企业做强做大的政策，比如对于符合区域产业发展的优质企业，通过产业基金投资或奖励，对于管理层的税收优惠，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企业融资等。通过政策引导，使得守法、守信、合规经营的优质企业更好地发展壮大。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当下，信息化越发深刻地影响着企业、产业、企业家。传播的角度看，往往“坏事件”会更吸引眼球。当年，三聚氰胺，这一本不为人知的化学品，因“三鹿事件”而变得广为传播，在传播中像面粉加了小苏打一样膨胀、嬗变，不仅使“三鹿”这样一个品牌几十年的声誉毁于一旦，更是彻底改变了中国乳品业的版图。所以，一个坏的行为，就可能会发酵成社会关注的巨大事件。那么，对于优质企业的发展，政府对优质企业的扶持，更加需要加强舆论宣传，向社会传播正能量。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互联网企业，他们瞄准了大众的心理，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相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一定能从中获得启发，宣发正气，为强化企业的契约精神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

作者系黑牡丹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