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释疑与实现路径：一个文献综述

2019-09-17许思雨薛鹏

对外经贸 2019年2期

许思雨薛鹏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跨国中等收入陷阱、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作用。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从理论释疑和实现路径的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理论释疑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深化分工理论启示从宏中微观层面进行了梳理研究。实现路径方面从宏观制度、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层面进行梳理分析，以期有助于相关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理论释疑;实现路径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hifted from a stage of rapi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transnational middle-income tra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In the aspect of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combing study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of marxism and the deepening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of emerging classical economics.In terms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cro-system， meso-industry and micro-enterprise，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study of relevant scholar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Implementation Path

我國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研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明确质量的经济学内涵。一般情况下，“质量”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几乎是被抽象掉的概念，一般以价格来代替，并存在“优质优价”的情况。当质量因素体现在生产效率中之后，又会出现“优质平价”或“物美价廉”的情况（金培，2018）。经济学范畴内的质量是指对经济事物社会价值的判断，即对某一事物优劣性的判断（任保平，2018）。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指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刘志彪，2018）。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指某一种产品或服务标准符合国际先进水平，而且是整个供给体系都要有活力、有效益与有质量（王珺，2018）。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释疑

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发展质量从微观层面可理解为产品质量，即使得产品及其经济活动的使用价值既合意于人的物质需要，也要合意于社会需要;从中观层面可理解为结构质量，即使得经济结构实现平衡;从宏观层面可理解为生产力质量，即使得生产力不断提升与发展。因而，根据这三个层面其对经济发展质量也有相应的要求（钞小静、薛志欣，2018）。

（一）基于宏观层面

在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以体制创新激励宏观发展质量，一方面需要形成支撑宏观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支持体系、质量型经济评价体系以及建立质量效益型的宏观调控新机制（任保平，2018）;另一方面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质量经济学理论。在宏观调控机制方面，有学者认为我国以往的宏观调控方式主要注重实体经济和使用价值，在全面产能过剩阶段，坚持以往的调控方式必然会导致低增长。因此必须实行新的三级宏观调控，即以实用价值生产、信用价值生产和社会资本生产来调控经济，这样我国经济在未来30年内仍可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李云庆、蔡定创，2018）。具体而言，宏观调控需要由传统的以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转变为以质量型发展为导向、以充分就业为先导、以物价稳定为基础、以化解重大风险为核心、以污染防治为根本的调控（师博，2018）。在国际贸易理论阶段，需以质量为核心，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出口质量，实现国际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任保平，2018）。

（二）基于中观层面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方面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失衡、要素配置效率与技术水平不高，且产业低端锁定的问题。新时代要抓住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机遇，提高生产力的质量，促进动力变革，以新生产要素推动中观经济繁荣高质量发展（任保平，2018）。此外，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深化分工理论出发，可基于专业多元化坚持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积极培育内生优势，发展没有外生优势的产业，进而实现供给侧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基于专业迂回化将投资转向分工潜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分工潜力小的产业进行去产能去库存（向国成，李真子，2016）。

（三）基于微观层面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问题，需要提高对产品质量的要求，生产具有高端化、个性化、环保化特征的产品以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是实现供需匹配，提高产品的总供给水平，从而提高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微观上要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加强生产性技术改造，以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水平。概括来说，要进行要素质量分析、产品质量分析、企业质量分析以提高微观质量（任保平，2018）。

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可对高质量发展进行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以深化社会分工这一主题为主。因此从深化分工角度，可把分工理解为劳动专业化、专业多祥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方式，强调深化分工，能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劳动专业化强调学习效应即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并进行创新从而实现产品质量和企业效益质的增长（向国成、李真子，2016）。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实现新时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既有研究中包含很多对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层面

宏观制度层面，政府需进行制度体系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基础。如加大产权保护力度，实现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平等地位;进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实现公平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史丹等，2018）。同时给予政策供给关注，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裴广一、黄光于，2018）。财政金融政策方面，有学者发现财税政策对经济质量发展存在三种影响机制：一是基于政府官员绩效重增长还是重质量影响政府行为;二是通过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企业行为;三是通过改变不同部门间要素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资源再配置最终影响企业增加值。因此要在政府政绩考核体系、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等角度进行调控（付文飙、鲍曙光，2018）。

上述研究中，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属于数量型政策，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应注重质量型政策的作用，发挥人力资本政策、创新政策、结构升级政策在创造内生动力，实现经济高端有效增长的作用（任保平、李禹墨，2018）。对贸易政策、投资政策以及市场机制进行改革，重视改革的力量，创造新经济新形象（侯鹏，2018）。重视改革能有效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的协同作用从整体上提高经济效率和供给体系的质量（任保平，2018）。

（二）中观层面

中观产业层面应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组合效应。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较落后，农业现代社会化服务化体系不健全;工业生产结构不合理，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产能过剩，企业生产高成本高消耗的问题;服务业发展增速加快，但仍存在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不高，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的问题。对应来看，需着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产业体系，推动第一产业特色化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推动第二产业高端化发展;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推动第三产业专业化发展（魏霞，2018）。

有学者在提出“二维五元”价值模型的基础上，提倡推动建立以软价值为主导的产业新体系，其中软价值是指包含商标、技术、企业形象等体现健康、环保、安全性特征的活劳动尤其是复杂、稀缺性劳动创造的价值（吴金明，2018）。建设产业新体系的同时需重塑产业价值链。当前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这需要进行产业重组，发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在拉动经济增长、调节经济结构方面的作用，构建新生态、新品牌平台，促使向全球价值链的两端移动（侯鹏，2018）。同时，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明体系和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李新等，2018）。实现产业生态化，构建新生态发展平台能增加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实现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发展。

（三）微观层面

微观企业层面需要提升企业效率，提高微观主体质量。目前企业发展过程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度依赖技术引进，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国际竞争力不够;企业对质量型和效益型的产品关注不夠，导致整个供给体系上难以满足日益高端化的需求;企业缺乏完善的管理经验，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基于此，企业第一需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高国际化竞争力。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具有乘数效用（史丹等，2018），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才能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第二加强质量和效益在企业制定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以此推进企业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任保平、李禹墨，2018）;第三要加快推进创新型企业的建设，培育创新型企业家市场，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裴广一、黄光于，2018）。第四要培育人力资本体系，增加人才供给。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众多要素中人力资本处于核心地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在于人力资本螺旋上升不断积累（高淑桂，2018）。总体来说需要企业重视科技创新，强化自主研发，在生产力层面进行科技、产业、产品创新，同时又要加强人才培养，从根本上提高微观主体的质量（任保平，2018）。

既有文献除了基于宏观制度、中观产业、微观企业角度进行研究外，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详细论述：

一是三大变革角度。新时代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需要企业向用户提供满足其需要、提升其满足感的产品和服务，注重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产业发展需由重视规模速度转向重视质量效益、由粗放增长转向绿色集约增长，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史丹等，2018）;宏观层面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稳定性，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协调、均衡，重视经济总量与质量的关系、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提高供给质量与淘汰落后产能间的关系、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质量环境间的关系等。

效率变革需要从整体上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产业生产率，从微观上提高企业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茹少峰等，2018）。但需要指明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全”并不是所有要素生产率而是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后的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增长，这里的纯技术进步包括教育、培训、知识、规模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进步（邹薇，2018）。同时“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在进行要素市场化配置过程中不能忽略数据的作用（冯俏彬，2018）。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实现效率变革除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要提高产业发展效益和生态质量水平（史丹等，2018）。

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的前提条件。实现动力变革的途径主要包括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从不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等方面（王雄飞、李香菊，2018）。尤其要重视以投资、消费、净出口为需求动力结构，以要素投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为供给动力结构的动力体系（蒲晓晔、Jarko Fidrmuc，2018），这才能有效解决我国当前需求不高、供给不良的问题。

二是现代化经济体系角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要素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在四要素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中，要以提高实体经济质量为着力点，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发展现代金融为媒介，以优质人力资源为支撑，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师博，2018）。第二要深化供给侧改革，进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方面下工夫（杨伟民，2018）。第三要推进区域的协调发展。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加快推进各地区城镇化进程，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李振华，2019）。同时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需要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金培等，2019）。第四要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以实行创造力教育、营造创新型环境、进行创新保护和激励，推动我国向创新型国家迈进，其中转向创新驱动以及实现核心技术突破是基石（辜胜阻等，2018）。第五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扩大开放应从单纯的引进技术向引进研发能力转变，从引进外资为主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学习先进技术向借鉴先进微观经济制度安排转变（姚树洁，汪锋，2018）。

三、总结性评述

在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工作会议做出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后，学术界对于高质量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当前学界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意义研究较多，对于实现路径的研究也日渐完善，但对理论释疑的研究较少，这对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发挥空间。

根据既有文献总结，既有文献在理论释疑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从价值与使用价值、劳动价值与产品价值、质量与价值及使用价值的关系层面进行分析。虽然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存在，但研究不深入。其中新发展经济学角度只指明了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如何构建，为相关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帮助。

既有文献对于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实现路径研究逻辑清晰，结构明显。其他学者对实现路径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层面的三大变革、现代化经济体系、政府政策等方面。其中创新型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地方债务、外商直接投资、实体经济、去杠杆与市场分割的研究，实现路径的研究总体上比较完善。通过文献综述，笔者认为后续研究可基于不同角度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进行深度剖析，将传统的经济学思想与新时代习近平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相结合，总结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路径方面可基于宏观理论从微观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将理论层面的路径分析运用实践中，并与评价体系的指标相对照，分析路径的可实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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