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对于动静问题的阐发

2019-09-16李璐瑶

西部论丛 2019年15期

李璐瑶

摘要：当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以及娱乐方式的丰富容易让人们无时无刻不身处于动之中，而无时宁静。而阳明对于动静本体与工夫的讨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启发。阳明认为，心之本体为定。定有静的意涵，却是经历动扰而能静。其次，阳明提到，动静所遇者时也。这里的动静之主体不仅限于心上，而是自心至身至于物事，均有动静。此处的动静是就物之特性而言，以其“妙用无息”者谓之动，而以其“常体不易”者谓之静。动静合于一理，即体即用，有显隐之别而无有无之分。阳明对于动静本体的理解影响了其对于动静工夫的讨论。阳明一方面重视在工夫中能够通过静坐而去气之杂对于心之理的遮蔽，另一方面又重视在事上磨砺，而动静不可偏废。阳明关于动静的本体与工夫的讨论对于现代人处理动静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

关键词：动静定本体工夫

一、心之本体为定

“心”这一概念在阳明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继承前辈理学家思想的基础上，阳明提出“心即理也”，并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1]。因此，对于心之动静状态的理解显得尤为重要。在《传习录》中，阳明对于心之动静有着丰富的讨论。

而这首先源于其对于《大学》中“止于至善”一句的解释。这里，阳明并没有继承朱子，将其解释为“盖必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2]，而是认为具足“性”的“心”乃是至善所止之地。进而解释，知止则志定，并提出：“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3]阳明认为，心之本体为定，是天理的体现。

在《大学》中，有“定而后能静”之说，那么“定”与“静”有何关联。心之本体为定是否可以简单理解为心之本体为静？阳明在分疏孟子与告子异同时提到：“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4]阳明认为性、理原自不动，而作为承载了性、理的心之本体亦自然不动。而此处的“不动”既是对“动”的否定，似乎是对心之本体为静的进一步印证。当阳明与学生讨论此句意涵时，学生根据阳明的阐释，提出“定则不扰扰而静”[5]。阳明对此予以肯定。心若能定，则不被外界的事物思虑所扰乱，同时即使是受到外界的扰乱仍然能够保持静的状态。一方面，阳明肯定与静的关联。然而，另一方面这里对于“定”的阐释不仅仅包含了“静”的意涵，还有“扰”之“动”在其中。

可见，阳明并没有一味地主张“静”而否定“动”，而是看到了在心之本体之定中“动”与“静”的张力。心之本体虽然能“静”，然而“扰”之“动”却难以消除。身处世间，周边万物无时无刻不引起人的思虑。《庄子·大宗师》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南郭子葵与女偊在谈论以圣人之才求圣人之道的时候提到：“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成玄英疏：“撄，扰动也。宁，寂静也。夫圣人慈惠，道济苍生，妙本无名，随物立称，劲而常寂，雖撄而宁者也。既能和光同尘，动而常寂，然后随物撄扰，善贷生成也。”[6]阳明早年出入佛老，对于《庄子》想必也是熟知。虽然不可强说其此处阳明的思想源于庄子，但其中的观点确可互证。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不可避免与外物相接，则心之本体不可脱离“动”而空主“静”。因此，真正的心之能定，并不是去除物之撄扰而不与物接，而是能够随物撄扰而不失其静。

由此，心之本体将不再是自我固闭，而是敞开的。心之“定”不是如同槁木死灰般完全不动，而是动而能静。对于周子“主静”和程子“动亦定，静亦定”的观点，阳明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阳明认为，此“定”虽是“静定”却并非“不睹不闻”“无思无为”，而是能够“常知常存常主于理”[7]。只要睹闻思为合于理，则能够动而未尝动，实现心之本体之定。

由此可见，在性与理的层面上，心之本体为定。然而，在现实中，心未必全然合于理，而是有气之杂。阳明对此也有所体悟：“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8]。虽然心之本体为天理，无善无恶而能静定。然而，若是着有私欲，则不免会被其之杂所遮蔽，善恶之分也由此而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气之动与前文“撄扰”之动是有所区别的。前文“撄扰”之动是源于身心所处的周边万物，是客观存在不可消除的。同时，其中“动”与“静”的张力是心体之定的一部分。而这里的气之动，是出于一己之私欲，而背离天理，不能够“常知常存常主于理”[9]。在陆澄与阳明的对话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这里的私欲，不仅仅是好色好名好利之心，同时也是包含闲思杂虑。阳明认为由私欲所导致的气的遮蔽会使得心之理无法显明。心中的私语原本无有，现而今则需将其消灭拔出，而光光只留心之本体。此即为未发之中，而廓然大公。而这也是发而中节和物来顺应的基础。

对于理之定于气之动的关联，阳明提出了“照心”与“妄心”的概念进一步阐释。其中，“照心”是“发于本体明觉之自然”之心，照心不动。这里的照心即与前文心之本体相应，其不动是扰而能静。阳明曰：“恒照则恒动恒静，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10]照心虽然可能被遮蔽，然而常存而恒久不已，无所停息。有所动则为“妄心”，其间有气之杂而生。阳明曰：“有刻暂停则息矣，非至诚无息之学矣。”相对而言之，“妄心”则是有暂停和止息之时。

由此可见，有照心未必有妄心，然而妄心中却必有个照心之所在。阳明曰：“妄心亦照者，以其本体明觉之自然者，未尝不在于其中，但有所动耳。”[11]在“妄心”之中，只是因其有气之动，而为“妄心”。然而，气之动并不能泯除心之本体之明觉自然，因而“照心”恒在，而可谓“妄心亦照矣”。

然而，这里阳明并不是要把心区分为“妄心”和“照心”两者，阳明提出“无妄无照”，也并不是认为二者相同。阳明将两者分开来提，是为了分疏二者之别。然而，“妄心”与“照心”本在一心之中，并不可分为而。“照心”即为静定之心之本体，是不被气之动所遮蔽的状态，而为气之动所遮蔽时，心则为“妄心”。

二、动静所遇者时也

阳明曰：“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12]在强调了心之本体为定而能合于天理，阳明进一步将动静是随时而变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随时而变得动静与前文提到的气之动有所不同，这里动静变化均是合于理的，均可以言定。

然而，阳明这里并没有明确指出此处“动静”的言说主体。在《传习录》中，类似的阐释非常丰富，许多学生也就此向阳明提问。然而，就动静的主体而言，似乎并不统一，每次言说各有侧重。赖区平在《王阳明关于动静的几种用法——从工夫面向的视角来看》一文中，将阳明及其后学中关于动静的用法归结为工夫着力处、工夫处境、本体、工夫本身等四大类，并进一步分为身之动静、心之动静、心之意念动静等十二小类。[13]其论证非常详尽，对于我们理解阳明及其后学关于动静的思考很有助益。可见，阳明及其后学对于动静的讨论可能不再局限于心上，甚至不局限于任一特定的主体，其面向具有广泛性。自内而外，自心而身而事均可以动静言说。

阳明对于动静的思考包含以上的考量，然而可能不限于此，而是更为丰富和广阔。而阳明在言说“动静所遇之时”不限定主语，或许是其故意为之，这个主语本自不定。阳明在与陆静原书信往来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阳明认为，有事无事，已发未发均等可以以动静言说。阳明借助周子“静极而动”之说阐发其意。阳明认为“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并非是动而后有阳，静而后有阴。而是在太极生生之中，以其“妙用无息”者谓之动，而以其“常体不易”者谓之静。由此可见，动静所言，是事物的特性，并非专指某事。

同时，事物之动静具有一定的相对性。邹守益曾引友人言：“以意对出言处事言，则意似静;以意对寂然不动看，则意似动。”[14]“意”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动静状态有所差异，其他的主体如心、体等也是如此。由此可见，阳明对于动静的理解并不固定的针对某物某事，而是在特定语境下言说，具有相对性。如同阴阳，物与物之间有阴阳之分，一物之中以可分阴阳。而动静之意涵，亦可进行更为广泛的展开。阳明对于动静的思考，从心意之动静，至居行之动静，至万事万物之动静，均可适用。

基于以上对于动静主体的分疏，阳明进一步对动静关系进行了阐发。阳明与陆静原的书信往来中针对这一问题有丰富的讨论。陆静原从当时已有的对于动静的说法进行提问。其中除了在理气层面对于动静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其一认为，动静是割裂而分的，那么“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者”[15]则无法解释。其二认为“静而生动”，则“至诚有息也，圣人有复也，又不可矣”[16]。阳明否认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17]。动静二者的关系，并非相互割裂，或有或无，同时也并非“静”为动之元而能生“动”。具体而言，阳明借助“有事无事”来详说。阳明认为，可将“有事而感通”解释为“动”，而将“无事而寂然”解释为“静”。然而，“有事”与“无事”并非相互对立，“寂然”中有“感通”者在，“感通”中有“寂然”者存。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与静的关系并非对立，亦非非此即彼，而是浑然而不可分而共存。

阳明认为，由“阴阳一气”可知“动静一理”，而不可将动静分为两截。动静二者皆恒存而有显隐之分：“动静一理也，一理隐显而为动静。”[18]阳明与薛侃的对话中对此进行了一定的讨论。薛侃以为：“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然而，阳明认为，不可将动静以体用二分。动静一理而体用一元，不可两分。静而能见其体，动而能见其用。

三、于动静处做工夫

阳明对于动静的理解一方面体现在心之本体之定，另一方面又展现为在由心至身之万物的动静所遇随时。这两者并不矛盾，心之本体能定而合于天理，自然能动静所遇随时。而阳明的工夫论也围绕这一目标展开。

阳明与弟子谈论工夫之时，对于是从静处着眼还是动处入手也多有讨论。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阳明对于动静这一概念并无明确的主体界定，动静是相对而言的，这对于动静工夫的讨论造成了困难。为了从动静的角度对阳明工夫论进行探讨，我们不妨设定一个标准，对阳明工夫之动静进行区分。阳明在《答陆澄书》中提到“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动”以及“无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静”[19]。除此之外，《传习录》中阳明与弟子关于工夫的讨论，“有事无事”也经常成为其入手之处。因此，我们不妨以有事无事来区分动静，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

阳明以为，初学做工夫不妨先从静处入手。而无事之静时的工夫，不得不提静坐。静坐之法古已有之，儒释道三家都有这一传统。陳来提到：“‘静坐本身没有什么‘佛或‘道的属性，任何精神传统中都可容纳静坐为一种修养方法。”[20]然而，王阳明的静坐之法依旧有其独特之处。相对而言，静坐在佛家主要采用静坐、止观等修行方式，以达到去除烦恼而明心见性的效果;而在道家则主要通过内观、守一、坐忘等工夫实现养身。[21]阳明之前，宋明理学家也对于儒家之静坐有所发展，主要用于治偏与私而达到“成圣”的目的。濂溪先生曾提到“主静”的修养方式，明道也提到“且静坐”。[22]

阳明自身也曾以静坐作为修行之法，并授予弟子，然而近于晚年则愈加发现静坐之弊端，而对静坐持辩证的态度。其弟子钱德洪曾说：“师门未尝禁学者静坐，亦未尝立静坐之法以立人。”[23]钱德洪的说法虽然有些绝对，然而由此可见阳明对于静坐的态度：认可其作为一种修养方式，却不鼓励弟子执溺于此。

阳明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24]因为为学者在初始之时很容易心猿意马，而其心思多偏近于人欲。使之静坐可以息其人欲，而复其天理。结合前文对于心之动静的剖析。初学时的静坐可以帮助人们将除却气之动，而复其理之定。

阳明认为，当心意稍定，则不应当执着于静坐，守静而不动。首先，这很容易让人有“喜静厌动”枯槁之病。由前文可知，阳明所言的心之本体为定，是扰而静之定。如若只固执于静而忽视了万物纷纭之静，则只是如槁木死灰一般，则不可复其定。

其次，从“动静所遇者时也”这一角度，若知偏执于静这一边，难免忽视了其动的功用，其工夫则不整全。面对弟子关于在静时做工夫方领悟其意，遇事则无法应对的疑惑，阳明回答：“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25]阳明认为，只有不仅能够静养，还能够在事上磨砺才能够复其心之本体之定。然而，工夫亦不可执着于动的一边，阳明在格物工夫的讨论上也对此有过辨析，弟子问：“格物于动处用功否？”先生曰：“格物无间动静，静亦物也。孟子谓‘必有事焉，是动静皆有事。”[26]阳明认为，“格物”中，“物”即是“事”，而动静皆有事。因此，需要在工夫须在动静处同时着手。

那么，在“动”处的工夫如何进行。陽明首先提出了“省察克治”之功，以此将心中的气之思虑扫除廓清，逐一拔出。而其具体着眼处有其是在一念发动之处，若是发动之念有不善，则将此不善之念彻底根除，而勿使其停留于胸中。

在此基础上，阳明通过对比孟子和告子“不动心”的区别，提出通过“集义”的主张。而“集义”的目的则是让心体能合于理。孟子与告子最的差别在于，告子只是在不动心处做工夫，然而孟子则更为根本，孟子通过探求心之理，知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因此只要所行合义即可不动心。阳明曰：“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26]相对而言，告子的工夫只是单求宁静，而孟子则求循理。

由此可见，阳明工夫的展开源自其对于动静问题从本体论的角度的分疏，在实践的层面上兼顾动静。其以静坐为初始，体现了去心体之气之动，而复心体之本静。而阳明在有事无事均要集义而合于理则体现了动静所遇者时也在实践中的落实。阳明对于动静自本体而工夫的讨论，为时人在生活中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注释

[1] （明）王阳明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2]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页

[3] （明）王阳明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4] 同上，第22页

[5] 同上，第23页

[6] （晋）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第187页

[7] （明）王阳明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8] 同上，第25页

[9] 同上，第55页

[10] （明）王阳明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