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春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立是结构。

结构并不比解构简单，甚至更为艰难。有所“立”即意味着道成肉身，意味着对有限人间的具体承荷。此所以宋儒发为“横渠四句教”（张载，1020-1077）先要毅然决然界定心性得以成立的前因后果：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不学礼、何以立？

香之为道，同样如此，其有天上人间、形上形下之间、具体而微的有所“立”。

香息是神圣与密意，能养生与养性，但香息又的确经常并非性命交关的必需之品。香生活得以成立，实则缘于用香不仅是恭敬、是受用，在宗教用香与生活用香之间，香息承受的角色经常基于礼仪。行香的立意之一，乃是文明生活的轨仪。

春秋时辅佐齐桓公至于“九合诸侯”的贤相管仲（前723-前645），各为其主时（辅佐公子纠）曾射了还是公子小白的齐桓公一箭，未中要害，而“中其（带）钩”。但齐桓公为君后不计前嫌，反而设计将管仲从鲁国救回、辅佐自己成就霸业。为表礼敬贤能的虔诚，至于“比至，三衅三沐之”，方敢尊管仲为“仲父”。此隆重礼遇即用到了香。《国语·齐语》注道：“以身涂香日衅，衅或为熏”。而管仲其人，则是孔子都要称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的大贤。

香为礼用在人间，至此可谓极矣。

《礼记·内则》有云：

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成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配容臭。昧爽而朝，问何食饮矣。若已食，则退;若未食，则佐长者视具。

《礼记》相传为孔子七十二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所作，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典章制度汇本，始于《曲礼》，终于《丧服四制》，通过记载先秦礼制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方法、政治理念（诸如以教化政、天下大同、礼制刑律等）。甚至包括了美学观念，例如物动心感、礼乐中和等审美的发生与准的。

《礼记》不仅是体现先秦社会风习的历史资料，更是昭露先秦儒家思想理念的成果汇编。孔子定鼎文教，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称“六经”，“《礼》”经后称《仪礼》，主要记载周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冠、婚、丧、祭诸礼之“法”。体例所限，无法涉及仪式背后的“礼义”与“礼意”。倘若后人无法了解礼义、理解礼意，仪式就会变成虚礼，天长日久流弊滋生，难免虚与委蛇。故孔门七十子后学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阐发经义的论文，总称为“记”。虽经始皇焚书坑儒，西汉能见及的用先秦古文撰写的“记”其数依然不少，《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百三十一”篇。

东汉时期流传的《礼记》两种辑本，一是戴德八十五篇本，习称《大戴礼记》;其二是其侄戴圣的四十九篇本。《大戴》本流传不广，至唐已亡佚大半，《隋书》《宋书》等史乘《经籍志》甚至不予著录。《小戴》本则由东汉郑玄（127-200）为之作注，声誉日隆，精义迭出，其章法谨严映带生姿，其文辞婉转整饬流丽，宋代以后被认为足以位列“三礼”之首。

回到《礼记·内则》。

郑玄注曰：“名日《内则》者，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唐人孔颖达（574-648）更引申之：“以闺门之内，轨仪可则，故日内则。”其中提到的“容臭”被郑玄注为“香物也”。陈滞（1260-1341）集其说日：

助为形容之饰，故言容臭，以缨佩之，后世香囊，即其遗制。

作为规制室家之内仰侍尊长法则的《内则》篇居然独特地规定了尚未成年（“男女未冠笄者”）的家族成员拜视尊长一定要佩戴香具。可见香之为礼在“立人”的象征寓意与教化熏育中，地位相当别致。

也就難怪，在“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一力担当的传统中国，至于“汉官威仪”赫赫之后，《汉官仪》（应劭，153-196）特意为“礼崩乐坏”的东汉末年再度有所“成立”，其中也要郑重提到香事：

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奏事，黄门郎对揖跪受，故称尚书郎怀香握兰。

宋人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中曾考证“鸡舌俗名丁子香”，又引唐代日华子著《诸家本草》“丁香治口气”之说，以为“年老口臭”乃当时官僚含香握玉的体质理由。但不久陆游（1125-1210）便在《老学庵笔记》否认了他的考证。

总之，香在汉唐中国礼仪性格的极力凸显，这从“汉宫香”都要“其法传自郑康成（即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说法即可见其一斑。要知道，郑玄家人可是奴婢皆能识文断字、雍容典雅。不闻《世说新语·文学》有载：“（康成）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着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想，逢彼之怒。”这张口就是引经据典——直接就是《诗经·邶风·柏舟》中的成句。则“康成家香”岂不首先倒是书香、学问香、礼仪香？

唐代每逢朝会之期，殿宇之上广设黼黻，置香案于天子御座之前，宰相面香案而立，于一片馥郁当中陈奏国是。唐宣宗（847-859年在位）干脆规定，他本人也只能在“焚香盥手”之后，方可批阅奏章、处理政务。

武宗“会昌法难”之后，宣宗是为渐行颓丧的晚唐生涯带来难得一抹霞光与生机的人。《资治通鉴》有载：

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中朝故事》、《北梦琐言》及陆游所著《避暑漫钞》中，都有宣宗为光王时因避难曾潜逃江南遁入空门的有趣记载。“仙花不间三春秀，灵境无时六月寒”，这是相传他游历江西奉新百丈山大雄峰之后留下的诗，禅宗特有话头“独坐大雄峰”，便是此地风光、更是本地风光。怀海禅师（720？-814）住持过的百丈寺作为“禅林清规”的始源之地，也算“佛礼”荟萃。

然貌合神离、沦为皮相几乎是“成住坏空”的世间法的必然命运。

香礼仪同样如此。

曾被视为少年叩見长辈的必备之具“容臭”，到了魏晋时期，已经成为奢华轻浮的表现，至于有智慧见地的长者不得不想方设法杜绝此道：

谢遏年少时好佩紫罗香囊垂里，子叔父安石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棋，赌得烧之。（陆龟蒙《小名录》）

谢遏是东晋名将谢玄（343-388，淝水之战中的北府兵首领）的小名。其叔即一代名相、“安石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谢安（320-385）。谢安早年东山高卧不出，以教益家族子弟为己任，谢玄、谢道韫均为其格外喜爱，后者不仅才堪“咏絮”，并且“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连方外之人（释法琳《辨证论》）都要称道她“清心玄旨，姿才秀远”。难怪连谢安亲自选定的王羲之之子（凝之）为夫都不能令她满意。原因却在谢家人物渊薮，养成眼界高越：

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说新语·贤媛》）

这里所言“遏”，也就是曾经年少轻狂的将军谢玄。

至于尚书“怀香握兰”的礼俗到了南北朝，则变形为“石季伦使数十艳姬各含异香而行，笑语之际，则口气从风而飏”（《拾遗记》）。其奢靡若此。

遣便是同时行事尚简朴实际的曹操（155-2201）再三再四要求“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三国志》），即为禁此风故。其《临终遗令》中“分香卖履”的传说则见证了彼时好香已足以成为财富的象征。其世故若此。

但人性例来“从简入奢易，从奢人简难”，粪土千金的用香豪举至于隋唐尤甚。例如除夕焚烧“沉香山”的隋炀帝（569-618），在明人张岱（1597-1680）所著《夜航船》有如此描绘：

帝于除夜设火山数十座，用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香闻数十里，尝一夜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余石。

李商隐《隋宫守岁》诗中的句子“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所言即是此事。这里被提及的“甲煎”也是香料名，其主要成分是以甲香（又名水云母、海月、催生子，蝾螺科动物蝾螺或其近缘动物的掩厣，用做合香的定香剂）、沉麝诸药及美果花烧灰和蜡制成，可作口脂及焚燕，也可入药。因含蜡，故可用来增加沉香火山的光焰亮度。而这位隋朝二世皇帝外出的阵仗，更是“锦绣帆过处，香闻十里”，观文殿厢堂中设五方香床、“每驾至则宫人擎香炉辇前行”。

到了唐代的宁王（李宪，679-742，睿宗长子，玄宗之兄，死后封“让皇帝”），虽侧身藩主，却“骄贵，极于奢侈，每与宾客谈论，先含嚼沉麝，方启口发谈，香气喷于席上。”（《天宝遗事》）[（明）周嘉胄《香乘》，第145-146页]

如此矜持骄贵的物质基础，实也基于李宪因推位让国能顾全大局，一生甚得唐玄宗敬重。

另外再如彼时的权贵宗楚客（则天从姊子，官至宰相，710年被诛），所造宅邸至于“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甚至骄横恣肆不可一世的太平公主（665-713）“就其宅看”，都要感叹“观其行坐处，我等皆虚生浪死”（《朝野佥载》）。

此时回首汉成帝时代，赵飞燕的沐浴五蕴七香汤、赵合德的沐浴苴蔻汤、或燎百蕴香或传露华百英粉云云，[（明）周嘉胄《香乘》，第136页。]都未免有小巫大巫之叹了。虽然这雄豪盖代的隋唐香阵也自然基于彼时陆、海“丝绸之路”大通之后异域香料的涌入中土。但香风至此，养性养生之意已徒垂空文，香事新变也是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