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小说来源于生活，文学需要与现实对话。近期的小说写作无论是从历史出发，还是从想象出发，都表现出了与生活联系的紧密性。本期四季评我们邀请了苏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奚倩、李珊和张琳琳进行点评。奚倩从小说的细节描写出发，窥探小说的艺术魅力，并指出真正的细节描写需要生活体验的支撑。其中，陈再见的《县城画师》、叶兆言的《舟过矶》、少一的《喜事》等堪称佳作。张琳琳以小说的现实笔法作为切入点，认为近期发行的文学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书写新的可能，既直面当下，还牵涉昨天，又关乎未来，马拉的《卑微的英雄》、李清源的《胡不归》、王方晨的《武库省儿》堪称佳作。李珊则从小说的虚构创作出发，认为小说虚构想象生活世界，探索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三三的《补天》、张建春的《小城风月》、孙频的《鲛在水中央》等是代表性作品。

从细节描写窥探小说的艺术

奚  倩

文学巨匠巴尔扎克曾这样定位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当一切的结局都已准备就绪，情节都已经过加工，这时，唯有细节组成作品的价值。”可以说，没有细节描写，就不能构成小说。作为小说中情节的基本构成单位，细节描写对于刻画人物形象、推动故事的发展以及营造小说的氛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一个作品的好坏与这个作家驾驭细节描写的技艺相关联，而这又离不开作家对于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只有深入到现实世界中，加入到人群中，才能写出真正的细节，才能形成小说的艺术。

陈再见的小说《县城画师》刊载于2019年第5期的《福建文学》，小说以“我”作为第一视角，讲述了“县城画师”朱画师以及“我”与画师相处的一系列故事。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动人，当“我”第一次出门远行，眼中的海东县是由各种意象所构成的，“低矮的楼房”、“生锈陈旧的招牌”，“无声的鸽群”、“蜿蜒的河流”、“规则不一的石头”、“诗意的柳树”等等，所有的一切在“我”的眼里都是新奇的。但更令“我”好奇的，是朱画师的心思。直到一封香港的来信，我们才知道，朱家世代书香，而朱畫师赶上“文革”，被迫与妻儿分散两岸，几十年来，朱画师都在寻找失散的家人，而这封信也许就是那个希望。作者将朱画师面对这封信时的神态动作描写得非常好，“朱画师看着那些竖排的繁体字，端着放大镜，竟也一行一行地往下读”，短短的几句话，我们眼前就立马浮现出一幅画面，仿佛看到朱画师虽然略吃力却又认真读信的样子。小说以历史人物为底子，同时又讲述了时代大背景下的个人经历，朱画师的曾祖父朱洪在历史资料中有迹可循，但淡化了历史感，将注意力集中于隔了几代的朱画师这一人物身上，使得小说中的事件貌似有史可证，但又不十分确定，这就又是小说的另一艺术魅力了。

袁滕的《去年你在斯里兰卡》刊载于《西湖》2019年第5期。小说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关注到都市女性的精神世界。主人公潘旖是都市青年的一员，背井离乡又陷入情感困境，她苦苦挣扎想要逃离现实。“斯里兰卡”并不是一个确切的地方，可以说是任意一个远方，小说中潘旖和顺风车司机驶离目的地，到达一个离小镇够远的江边，虽然不是真正的斯里兰卡，但这样一个虚构却又真实的场景是这些孤寂的人所需要的一个空间，虽然可能随时消失，消失后会有虚无感，但这种短暂的逃离又是需要的。作者对主人公的心理和动作都有精彩的描写，并且通过主人公潘旖的视角对其他人物进行细致描写，当写到顺风车司机的微笑时，是“咧嘴笑起来，是一个标本样式的笑，凝固了未成年男孩的天真”，当写到自己的母亲时，是“听见这娇俏的声音，就仿佛窥见了她母亲的少女心，一个小镇妇女被荒废的青春”，从“未成年男孩的天真”和“母亲的少女心”，我们发现，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曾对生活有着热切的渴望与憧憬，但是面对现实，每个人又不得不发生改变，甚至伪装自己，自己拥抱孤独的内心，他们缺少身份的认同感，想要找到自己的归属，可终究是难以实现。整篇小说充满着阴郁压抑的气氛，作者在挖掘都市女性内心的同时，也揭示了人生的某种真相。

《上海文学》2019年第5期刊载了叶兆言的《舟过矶》，小说题目有几层含义，表层意思是作为景点名称的“舟过矶公园”，而深层含义是作为自杀热门地的“舟过矶”，甚至成为寻死自杀的代名词。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女人的自杀历程，但她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有“红皮鞋”这一指称，正是由于红皮鞋“像水中游动的红鲤鱼，忽上忽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在菊花丛中穿梭”，这一行为让保洁员寒露实在看不过去，交涉之下无果，以及后来再遇红皮鞋女人没好气的回答，这使得寒露在猜测到这个女人想要自杀的时候又瞬间打消了继续劝说的念头。最后，关于这个女人能看到的就只剩一双红皮鞋，而公园“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希望能够留下这双红皮鞋，目的是放在橱窗展示警醒后人，这样的行为让人些许的不舒服，似乎是将死者的隐私都暴露在大众面前，即使自杀失去了生命，也被认定为是有错的。另外，关于自杀的围观在文章中也有所描写，“志愿者匆匆赶来，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了，公园在上班的领导也都来到了现场……围观者越来越多，不止一人在用手机拍视频”，我们发现，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形象在任何时代都不曾消失，只是现在的设备更加先进，不止当场的“观众”可以观看，拍下的视频也会通过电视台、网络等各种方式流传开来，公园设置的所谓的志愿者等“生命的救赎”，听起来也就觉得讽刺。

近来，小说越来越关注到老年叙事这一题材，对于老年人的婚恋问题、养老问题等都有所触及。《四川文学》2019年第4期刊载了少一的短篇小说《喜事》，这一“喜事”貌似是芈婶女儿的婚宴，但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却是关于芈婶的母亲——一个卧床多年的老人是如何在无奈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全文读下来，阻挡不住内心的压抑，题目中所谓的“喜事”不过是巨大的反讽罢了。小说的发生地是在农村，开篇的第一和第二段就交代出了农村生活的场景，很有经验，也很写实，之后就介绍了神仙湾办酒席的传统，从而引出芈婶家将要办酒席这一事件。婚宴是芈婶目前的头等大事，她确定会将酒席办得漂漂亮亮，甚至成为神仙湾历史上最风光的酒席，她担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久病的母亲是否会撞上女儿的婚期。小说的语句之间时不时夹杂着些讽刺与调侃，尤其是芈婶与姐姐之间在父母赡养问题上的争执与算计，令人唏嘘。小说中再三讲到神仙湾人的“厚道”，但是，从芈婶准备办喜事的各组成部分来看，不论是要合八字的白胡子、办酒的厨子白大耳（铜锅铲），还是戏班子“喜鹊鸟艺术团”，这些人的出名似乎都是通过一定的途径，有偶然性，其真实性也有待证实，他们真的厚道吗？小说的最后，母亲吃了过量的药物去世，但事实上，这可以说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主谋就是亲生女儿芈婶，为了自己女儿婚期的好彩头，竟然对母亲做到如此地步，不禁令人感叹人性如此。

张学峰的《雨夜》也涉及到老年叙事，刊载于《飞天》的2019年第4期。刘老汉是个独居老人，生活在刘家弯弯这样一个黄土高原的小村庄上，小说故事的发生时间集中在一个雨夜，刘老汉家里的院子在经历了一连三天的阴雨后，积攒着大滩水，但刘老汉无心于此，他只想找人说说话。当站在大门外面，雨后的景色尽收刘老汉的眼底，黑绿的山川，晶莹的叶子，挂着的梨子，啄食的喜鹊，但没有出门的人影，这也就道出了如今农村的现状，大批的农村人员进城务工，乡村已然成为“空壳子”。这在平时也就罢了，但就在这样一个雨夜，刘老汉尤其孤独，他想要找人说说话，他先是拨了半山上王老三的电话，但对方没有开机，他又拨了另一家人，但因为年纪太大也不能前来陪伴，于是想到给儿子打电话，无人接听，最后终于打通了弟弟的电话，但越来越大的暴雨使得通话断断续续，刘老汉竟决定与这个窑洞一起覆灭，他带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等待着窑洞的坍塌。小说的最后，刘老汉的弟弟再也拨不通他的电话，关于刘老汉到底是生是死没有给出明确的结果，但隐隐察觉出来，刘老汉作为乡村的留守人，面对着生活与心灵的双重摧残，他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孤独一直包围着他，也许这个雨夜，就是刘老汉逃脱的契机吧！

这些都是生活

——近期小说的现实书写

张琳琳

现实笔法在中国当代文学从不罕见，甚至是过于充沛，远超出人们所能经历的限度，一度成为一种想象。在不同作家的笔下，现实总不免呈现出相似的面貌。所幸的是，在近期发行的文学刊物里，我们看到了现实书写的新的可能，它们直面当下，牵涉昨天，又关乎未来。尽管现实书写的边界在不断地扩展，但这些小说却展现出某些相对恒定的事物，是人情人性的那份情、那份真，而这些都是生活。

马拉的小说《卑微的英雄》（刊于《雨花》2019年第4期），讲述了一对成年男女“类似”爱情的故事。之所以是“类似”，是因为他们的关系难于界定。男女主人公周明晨和邵思新原是同事，却是在辞职后才热络起来。他们几乎无话不谈，暧昧调情也一个不少，却又发乎情止乎礼。直到周明晨无意间看到，邵思新被丈夫家暴性虐后的惨状，遍体青痕满身鞭伤;看到邵思新委屈自己去逢迎交际，周明晨才真正看清自己的心。于是，他以暴制暴迫使邵思新的无赖丈夫答应离婚;又巧施计谋帮助邵思新摆脱男性不怀好意的骚扰。这些无疑都是英雄之举，但却又是相当“卑微”的，是以相当“越轨”的方式匡扶正义。况且，男女主人公之间关系也并不单纯纯粹。题目《卑微的英雄》化用巴尔加斯·略萨的同名小说，看似是在讲述成年男女的情感纠葛，实际上却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景况：他们有欲望、更有真情，但同时，现实的责任与道德惯性又使他们不得不自我克制。他们像英雄一样拥有真情义气，却又不得不妥协于种种现实，只能做个“卑微的英雄”。

李清源的中篇小说《胡不归》（刊于《十月》2019年第2期），是个有关“落叶归根”的故事，更是个关于中国乡村昨天、今天与明天的故事。小说开始于主人公老朱带老友老陈的骨灰回乡，叶落归根。不成想老朱的回乡，却使本不平静的乡村再生波澜。老朱和老陈原都是镇里的民办教师。老陈出于本性的正直，一次次出面揭发检举本村的刺头流氓秦钢，拒绝推荐他入党，最终彻底得罪秦钢，被迫远走他乡。老朱则因为砍伤妻子的情人而被判刑入狱，开除公职。出狱后的老朱直赴广州，投奔老陈。他们在城里靠收废品、蹬三轮、组织残疾人乞讨为生。他们的经历无疑是“乡村人在城市”的心酸记忆。同时，乡村的生活亦不平静。村里的强权人物秦钢，竟败给阿Q式的人物王波。他此番之所以能上位，是因患了艾滋病，村民们希望能借王波的病为自己多捞好处。最终，秦庄阿Q王波在村主任的位子还未坐稳，便被村里的强权人物秦伟、秦钢兄弟设计杀害，老朱不幸顶包入狱。在首富秦伟和支书秦钢的“通力合作”下，村里的征地拆迁工作“顺利”开展，不久后的秦庄也将不复存在。实际上，不论是老朱老陈，还是他们的子辈陈涛。不管他们是以或生或死的状态，离乡—返乡—再离乡，他们始终与故乡血脉相连。但作为小人物的他们，不论在乡还是离乡，不论生存还是死亡，属于他们的都是辛酸与无奈。

姚鄂梅的中篇小说《游刃有余》（刊于《钟山》2019年第2期），是关于“新家庭生活”的故事，更是平凡人遭遇家庭突变后的故事。小说开始于主人公的回忆，回忆有关父亲的往事和他带给全家人的“新生活运动”。当年，小姨突患重病，母亲做主出钱出力为小姨治病。不巧，父亲当时又骑车撞伤老人。刚刚掏空家底的一家人，只好贷款来支付被撞老人的医疗费。困顿间的父亲被朋友算计，被带上赌局，不幸中招欠下巨额赌债，又被暴力追債砍掉手指，也因此事被学校开除。一家人无奈间只好卖房还债。无家可归的一家人，在父亲的策划下彻底走上“新生活运动”。母亲被迫调上夜班以解决住宿问题，白天则上健身房、咖啡馆等公共场所打发时间;“我”则被安排读寄宿学校，这样只有周末才放假。失业后的父亲平时做网约车司机，周末在画室做老师，也顺带解决了住宿问题。一家三口只在周末见面，而见面的地点不是在宾馆、酒店，就是在父亲代朋友照料的房子里。这样的生活看似新奇有趣，事实上却是难以想象，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在强忍着这种生活带来的不适感。直到某个周末，父亲未经允许竟把我们偷偷带入朋友家中，最后事发，一家人颜面尽失。“周末家庭”这项“新生活运动”彻底接近破产。用来维系一家人的“游刃有余”交流群，形同虚设，几乎没有交流，有也只是父亲一人自说自话。最终愧疚的父亲竟选择牺牲生命，来为妻儿换回一套属于他们一家人的房子。一向不善于表达情感的父亲竟以如此悲壮的方式，给予妻儿最后的守护。整篇小说构思颇巧，更似一部现代传奇，可在种种奇想之外，又是发生于最朴素的人间情感——父爱、夫妻爱，人间至情想来也不过如此。

王方晨的小说《武库省儿》（选自于《时代文学》2019年第2期），是关于主人公省儿的成长故事，更是有关子女与父母亲情的故事。题目“武库省儿”看似奇怪，实际上“武库街”是故事发生的地点，“省儿”则是主人公的名字。省儿打小就是个好孩子，他热心肠总是乐于助人，帮邓婆婆捡瓶子、捡易拉罐;会读书，从小到大都是优等生，是清华大学优秀博士生，更是全省的精英人才。但是就是这样的省儿，从小到大却爱做“大尺度”思考，认为自己独具异秉，来自特殊世界，并非父亲母亲的亲生儿子。但这样的想法，却一点也不妨碍一家人的相亲相爱。父亲母亲对省儿的奇思怪想，持以包容宽容的态度。但随着省儿的不断长大，相比自己的神秘身世，他更关注父亲母亲的生活和身体。出于为父母健康的考虑，一家人做了基因测试，结果百分之九十九的共祖程度，使得省儿百感交集，彻底明晰了自己对父母的感情。尽管小说《武库省儿》只是短篇，但跨度却不小，从省儿出生一直写到他成年立业。一家人也离开武库街，另择新居。这其中有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可不变的却是省儿与父母间，那至情至性的人间真情，不易察觉却又是无处不在。

姬中宪的小说《在水中呼吸》（选自于《作品》2019年第4期），以一个短篇的篇幅，一场咖啡厅的对谈，细致而精妙地展现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处境。一位男士和他的女性朋友相约在游泳馆碰面，但他们又都不会游泳，于是走进咖啡厅闲聊。从女士的美国见闻，聊到公司的人事制度，到美国南北独立战争，再到子女小升初择校报名的激烈战况，再到明星绯闻的无聊八卦。交谈对这对男女而言，只是用来掩盖彼此间情不可抑的欲望。他们所处的这家咖啡厅，更是无比喧闹。有谈玄论道的小团体，有大谈生意经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不时还有防空警报来凑热闹。人们形态各异，彼此热络，却又很难说他们是真的在交流，不过是另种形式的自说自话。在人们种种行为表象的背后，实际是他们不曾言说的各式欲望在涌动。不论是约会的地点——游泳馆，还是女士的清凉性感的穿着，或是男士在言语间不断地挑逗调情，欲望似乎无处不在。这个咖啡馆里的一瞥，不过是现代社会的一角，一个折射而已。现代中国人有着物质的相对富足，现代科技的便捷舒适，信息资讯的极大丰富，可人们依旧要为生活里的各种琐事烦恼，为自己的欲望所驱使。题目“在水中呼吸”更暗示了人们这种异质性的生存状态，水中本是无法呼吸，于人而言也是相当压抑，但人们却又自得其乐。这既是现代社会对于人的塑造，更是现代人参与其中，进行自我塑造的结果。

韩松的小说《蚩尤基因》（选自于《青年作家》2019年第4期），看似是部典型的“软科幻小说”，讲述作为美国“苗二代”的我，回到苗族的核心腹地——中国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开始一场海外苗族的寻根之旅，但同时更是一场关于苗族与中华历史的重新想象。苗族作为蚩尤的后裔，经小说中“我”的研究推断，蚩尤并未被黄帝打败，而是带着苗族支系辗转南方，保持着血统的纯正，一有机会便走向了世界，成为蚩尤世系的来源。而“我”此番的归来，既是作为苗族子嗣寻根先祖，更是作为美方代表，来购买蚩尤基因以用于研究。这就使“我”的身份充满了可疑，“我”既是个纯正的苗族人，但同时“我”又为避免家族遗传病和提高苗族后代基因品质的需要，而接受过基因编辑，又不能算是完全纯粹的苗族人。小说在一片迷梦式的氛围里戛然而止。小说《蚩尤基因》在看似科幻小说的表层之外，却更像是个现实故事，关注的是民族血统的纯正与维系种族繁衍生息的矛盾。少数民族在未来的科技时代，在延绵不息的同时，又如何保持血统的纯正？更是在未来的科技时代，对于民族文化未来的重新想象。

用小说虚构想象生活世界

李  珊

生活世界是多维的、复杂的，理想小说在虚构的同时也必须遵照生活世界的这一面目，呈现出现实生活世界立体多维、交叉并行的时空面貌。因此，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与现实保持密切关系的虚构创造。虽然经过“先锋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致力于叙事实验、语言实验和虚幻臆想的影响，使小说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但是最为大胆和自由的虚构，也是从生活世界中汲取素材。

三三的《补天》刊载于《青年文学》2019年第5期，展露出现代青年在现实世界与虚构的神秘世界交融的焦虑与困境。这篇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关注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以“我”通过接收一藏的虚构他被女娲选中去攀爬天梯补天，使小说的现实书写不仅仅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如实反映，而带有一种神话传说似的神秘主义。“我”和一藏相识于虚拟世界之中，但又在现实中有着一面之缘，在我认识一藏之后，一藏不断通过留言这种方式虚构着他漫长的补天道路中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于我而言是虚构的、想象的、不确定的，并且带有着像传说一样某种神秘性。作者更多的笔墨还是放在“我”的日常生活与琐碎现实：一年又一年过去，“我”不断想考研逃离此刻生活却始终未能完成。从某种角度看，一藏的生活世界于我而言虽然是虚构的，但是攀爬天梯补天的一藏与拼命想考研逃离现实的“我”又是一体的，构成个体生命的堕落和灵魂的自我救赎主线，表达了对既定生活轨道、个体命运的失败的恐惧和反抗，自我放逐和救赎使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在小说寻找到自己生活的诠释，一种个体生命孤独感的永久存在，一种反抗孤独失败后的无力，只能被迫选择用一生来咀嚼这枚苦涩的孤独之果。

张建春的《小城风月》发表在《滇池》2019年第5期，讲述了小城中几个平凡人物的传奇经历和传奇人生。小说由画匠柳、甩子张、刀子孙、一帖胡、油条吴、博士孙、麻烦虞、阿拉樊和车夫倪这几个人物的故事构成，这些人物的名字或与其职业相关，比如画匠柳因为其职业是画匠，他画的人像传神逼真在小城成为备受推崇的画匠;或与其人物性格相关，比如刀子孙因为其心直口快，她语速极快、语言刻薄在小城人尽皆知。他们的人生经历因为社会阶层和职业阶层各不相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反讽的手法，使人性本质与其名字表象构成矛盾和对立，赋予了反差极大的性格与经历，比如刀子孙表面看起来皮肤白净、顾盼生姿，但是一说话却以一当十，对自己的婆婆却是十分有孝心，这种手法类似于中国古代说书和《水浒传》给人物命名的手法。小说中不管是小人物人生经历的反差，还是性格的反差，都透露着作者对这个小城中善良的人性的赞美，对丑恶的人性的批判，流露出作者赋予其中的反讽色彩。

孙频的《鲛在水中央》收录在《长江文艺》2019年第8期，传达出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悲惨、可怜与挣扎。小说用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方式，以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也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原名梁海涛，现名郭世杰的口吻，叙述了我之所以改名，一个人在铅矿废墟离群居住，是因为受九十年代工人下岗的影响，我和另外几个人用买断工龄的钱投资范柳亭却血本无归，遭受双重打击的几个下岗工人走投无路后合谋谋杀了范柳亭，并且将其尸体抛于水中。四个凶手每年在农历七月十四这天聚会，以摆脱惶恐与内疚的复杂心理。在隐居山林的生活中，因为下山找人借书阅读来得到慰藉，认识了范柳亭的父亲——范听寒，一位命运坎坷艰难的知识分子，在1958年因为喜欢使用进口的派克水笔被举报、批斗、發配到遥远的落雪堂接受思想改造。我得知了老人是自己杀害的“仇人”的父亲之后，生发出了一种建立于自我忏悔的精神救赎心理，通过“我”作为受害人和加害人的双重身份，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性交织着虚伪、羞耻和渴望美好的复杂。小说在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的基础之上，也成功地塑造了“我”、范柳亭、范听寒、范云岗和同案犯以及曝尸街头的黑社会老大等具有立体、复杂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小说把人物放置于五十年代反右斗争、六十年代“文革”、八十年代“严打”和九十年代工人下岗这些时代大事件中，抒发了大时代的命运影响着个人的命运，他们想以自己的方式抗争却无力改变的无奈。正如小说中写到范听寒在书的扉页上记着引用《文赋》中的一句话，“我曾在他借给我的一本书的扉页上看到他用钢笔写下的几行字，‘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凛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表达了个人意志在时代环境变化下的渺小与无法改变自身命运的无奈。

李继林的《狗剩属狗》发表在《朔方》2019年第4期，讲述了狗剩在村庄老实本分却获得了杜校长委以重任的认可的故事。狗剩在花儿岔村是一个孤独落寞、老实本分的人，因为他的家在村庄东头最边上，村里通路没有通到自己的家门口，狗剩却不敢鼓起勇气去跟施工队说明自己的希望，凭借见多识广的堂弟的据理力争才让路通到家门口。后来，杜校长找狗剩当自家女儿出嫁的娶客，狗剩先是不敢相信校长会委以重任到得知后不知如何做好娶客的焦虑和不安最后到给自己妻子诉说之后的开朗，这一系列的心理变化表现出小人物经历人生地位突变的焦虑和不安。在最后狗剩出席婚礼做娶客的场景描写中，作者说“恍惚间，他找不见了自己……他的身體和那只黑狗融合在一起，忽而又分离，忽而又融合，他分不清自己是狗还是人。”含蓄地揭示了作者对人失去老实本真后是否会在欲望面前迷失自我的焦虑和担忧。

林秀赫的《五福女孩》刊登在《山西文学》2019年第4期，表达了现代人和小佟一样如同封闭、孤独的星球不断自转，无法改变自己命运运行轨道的无助。小说的主人公——小佟出生在高雄的五福路，也成长在五福路，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最后到大学，她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五福路，五福路基本成了她人生的运行轨道，而她则像围着这个轨道运行的一颗星球，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但是，宇宙中也有小行星相互碰撞产生美好火花的事情。女孩小萳改变了小佟一如既往的安静和孤独。小萳也住在五福路，虽然是另一个地方的五福路，同样的地名勾起了小佟与小萳交流的欲望，让她体验到了友情和另一种生活，但两个人的交流还是有限度的。后来，小萳因为转学离开了小佟的生活。另一个男孩阿透让她感受到了朦胧的爱情，但因为自我保护意识过于强烈，两个孩子都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情感，最终这个喜欢各种圆形事物的男孩也离开了小佟。小说结尾，婚后的小佟让丈夫把车开到阿透的家附近，闭着眼睛摸丈夫的脸其实是在摸回忆中阿透的脸。表达了作者认为现实生活的世界也许只是理想的虚构和想象，“而真正的‘我们，还藏在那个真实宇宙的某个深处。”

马笑泉的《水师的秘密》刊载在《当代》2019年第2期，描绘了吴爷爷记忆中具有浓烈地域和神秘文化气息的神秘世界。小说讲述了被街上其他小孩排斥的“我”只能到孤独的吴爷爷屋前玩耍，在与吴爷爷长久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他不同于其他人的威严气质和神秘性。“我”在一次顽皮地跳台阶中崴了脚，吴爷爷用一碗井水就治好了很多，细心地询问和耐心地照料，让“我”又倍感他的慈祥与平易近人。爸爸的手臂受伤让“我”知道了吴爷爷其实是水师——旧社会用井水给人看病专门治骨伤，但孔厂长却觉得这是封建迷信，因此让众人都要守口如瓶。后来还是很多人知道了，一旦有人受骨伤，就会请吴爷爷去治病，并且给予相应的馈赠，但这却被街道革委会的秦主任以搞封建迷信毒害革命群众的罪名将吴爷爷绑起来批斗，打折了大腿骨。在后来编辑市文史史料的过程中，“我”才了解到了吴爷爷家族的历史和他个人加入“排教”，又从现实生活中隐匿的人生经历。小说以“我”为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视角，想象了吴爷爷曾经风云激荡、波澜起伏的生活世界，但这些神秘的人生经历却因为无法给出有力、清晰的解释而只能被删除、消失在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