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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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退休后在牌桌上找到了他的人生乐趣。午餐吃完，饭碗一推，捧了茶杯，抬脚出门，去打牌了。牌友都是一個小区里的，相互熟络，也亲昵，见面都递烟，很客气。可是在牌桌上却锱铢必较，为一分钱争得面红耳赤。父亲他们打的是荤牌，也就是赌钱。赌资虽小，一下午下来，也有二三百元的输赢。父亲记性出奇得好，总是赢多输少。赢的钱便充作家里的菜金，所以，对父亲每日下午雷打不动地出去打牌，而置家务于不顾，母亲采取赞赏和纵容的态度。我想，那些年是父亲最志得意满的时光，他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他还有点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从牌桌上回来时，高声大嗓地叫门。待门一开，便大步跨将进去，从衣兜里抓出一把赢来的钞票，豪气冲天地往桌子上一拍，吼一句《水浒》里的经典台词：来二斤牛肉，筛一壶好酒！母亲赶忙去厨房切出二斤牛肉，做一大盘子，放在父亲面前。随即再筛一碗酒。父亲吃了道：好酒！又筛下一碗。

牌起牌落，一眨眼就是20年。80岁的时候，父亲陡地走了霉运，每次都丢盔卸甲，大败而归。这样，母亲就严禁他出去打牌了。父亲自知理亏，也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帮母亲做家务。有天下午，父亲拭擦卫生间的镜子，顺便探头往里瞅了一眼。这一瞅就愣住了，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陷于迷茫，慌里慌张地喊母亲过来，指着镜子里的自己问，他是谁？母亲大惑不解，不是你，还能是谁？又没好气地说，你总不至于连自己都认不得了吧？母亲这么说，父亲就不做声了，只是怅然若失地反复摩挲着那面镜子，面目落寞凄惶。母亲催着，别磨磨蹭蹭的了，快去把水槽里的碗洗了。父亲还是不肯离开镜子，又端详镜子里的自己，惴惴地问，真的是我吗？母亲摸摸父亲的额头，不发烧，一切正常。

父亲的神志错乱还表现在常常把梦境与现实混淆起来，时间的概念也处于纷乱状态。有时打个盹，睁开眼睛就问，天亮了吗？有时，明明吃了饭，却怀疑没有吃。有一次，他炒完菜，忘了关煤气，结果炒锅里的菜成了黑炭。母亲责怪了几句，父亲就恼羞成怒地将炒锅从阳台扔下去，差点扣在楼下行人的脑袋上。还有一次，父亲如完厕忘了拉水阀，卫生间的臭气弥漫到了客厅里。母亲埋怨了几句，父亲咆哮道，以后再不到抽水马桶上拉屎了，结果就屙在了裤子里。屎，让母亲联想到我的祖母。我的祖母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人，她在80岁那年总觉得家里人想迫害她，她反抗的方式就是在大家吃饭的时候，将自己的屎团子当作炸弹扔向饭桌。父亲的种种表现说明，像蛇一样冬眠在他体内的阿尔茨海默症基因，苏醒了，复活了。

我们带父亲去医院看神经科医生。那位面容宁馨的医生对父亲进行了测试，又做了脑部CT，得出的结论跟我们先前估猜的一样。那位医生说，虽然针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物很多，但都只起缓解的作用，要彻底治愈阿尔兹海默症根本不可能。坐在一旁的父亲突然骂了一句，他妈的。我赶紧跟医生打招呼，对不起，我父亲是当兵的出身，“他妈的”是口头禅，并无恶意。医生笑了笑说，我是不会计较的。

父亲突然起身握住了医生的手，急切地说，我找你很久了，原来你在这儿啊，你还记得我们部队驻扎在村子里时偷老乡的鸡吗？医生说，怎么不记得啊，这事一辈子都忘不了啊。老乡家的鸡是正宗的土鸡啊，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好吃的鸡了。“老乡家”和“土鸡”仿佛是一种暗号，父亲和医生接上了头，兴奋地说，我可找到你了，我可找到你了。医生也装着很激动的样子，拍着我父亲的肩，坐下谈，我们坐下谈。这也许是我们碰到的最称职的医生，不仅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而且善于配合病人演情景剧，通过此种方式安抚病人。重新坐回到椅子上的父亲神智清醒，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他问医生，我真的被判了死刑了吗？医生说，被判了死刑并不意味着立即执行，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缓刑嘛。父亲问，怎么缓刑？医生说，锻炼能让你的死刑变成死缓。父亲又问，怎么锻炼？医生说，快跑是最简便的效果也是最好的锻炼方式。父亲说，我明白了，就像以前的急行军。

星期天，我们去看父母。父亲在客厅里看电视，好像是刚和母亲吵过架，阴着脸，气急败坏的样子。我们坐下来，陪父亲看。是央视少儿频道的“童心回放”栏目，正在放老电影《南征北战》。当时的画面是我军正与敌军抢占摩天岭，一个名叫王春的矮个子战士攀越高坡时，从石头上掉了下来，张连长从后面伸手托住，又用力推上去。父亲指着张连长，突然大声嚷，那人是我！父亲紧紧盯着荧幕，眼睛一眨不眨，面部表情虔诚得近乎神圣。太滑稽了，这是哪与哪啊。我们都被父亲逗笑了，可是我们不想扫父亲的兴，都喏喏地附和着父亲。这等于是一种首肯，一种鼓励，父亲更确凿地认定电影里的张连长就是他了。他还模仿着张连长不满的语气说，上级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去打呢？

因为有了这个重大发现，或者说找到了归属，父亲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轻松地窝在沙发里。我们拿父亲与张连长作比较。还别说，父亲真的和张连长很像。主要是气质很接近，那是一种军人的气质，威武，勇毅，嫉恶如仇。另外，张连长是厚嘴唇，父亲的嘴唇也很厚。更巧的是，父亲也姓张。顺便说一下，父亲叫张福根，一个俗气却实在的名字。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父亲非《南征北战》不看。只要打开电视，父亲就坐等《南征北战》的到来。“童心回放”已经播过这部片子，下次再播，不知要到猴年马月。等不来《南征北战》，父亲就像市井无赖那般耍泼，骂娘，摔东西，将茶几果盘里的瓜子撒得到处都是。母亲苦苦哀求我们，快想个法子吧。

我们去买来了影碟机，又跑遍了白城大大小小的影像店，好不容易淘到一张《南征北战》的碟片。就这样，父亲得到了拯救，他爱什么时候看《南征北战》就什么时候看《南征北战》，爱看几遍《南征北战》就看几遍《南征北战》。父亲的日常生活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的模式：早上洗脸时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愣，由于不能确认镜中的老头就是自己，于是便掉进了失落的窟窿里。好在折磨的时间并不长，吃好早饭，帮母亲择完菜，就开始看《南征北战》。这时，张连长开始填他那个失落的窟窿了，一直到填平为止。时间到了中午，父亲心满意足地坐到餐椅上，品尝母亲做的美味佳肴，并佐以一盅梦之蓝。然后打着饱嗝走向寝床，一觉起来，就到户外奔跑了。

父亲整个下午都在外面奔跑，往往要到黄昏才回来。父亲得意地对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症的手休想抓住我，我跑得比它快！我们想像父亲奔跑的样子：衣袂飘飘，身轻如燕，阿尔茨海默症就在一步之遥的身后追赶他。它伸出的手快要抓住父亲的后衣襟了，可是因为父亲跑得比它快，那只魔手总是功败垂成。

一开始，父亲就在小区里跑。但很快就到大街上跑了，继而又到外环上跑。母亲央求父亲就在小区里跑，安全，也闻不到汽车尾气。父亲总是虚心接受，死不悔改。母亲气得说，你到马路上跑吧，让汽车轧死你！母亲又让我们劝父亲。我们知道父亲是过了河的老牛，根本不可能把他尾巴拽回来。我们认为马路辽阔，更适合父亲奔跑。奔跑其实已经成了父亲的生命方式，或者说，脚步已经成了父亲的呼吸通道。要是哪天父亲终止了奔跑，就等于说父亲的生命终止了。隔三岔五，我们总要打电话问母亲，爸爸还在跑吗？每次，母亲都会说，你爸爸还在跑呢。我们松了口气，放下心来。

有天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看电视。那是个大型的全国文艺晚会，节目的间隙，会介绍一些德高望重的嘉宾。我们看到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兵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老人的手臂一直在抖动，应该是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可是，当他向全国人民行军礼时，手臂却凝然不动。老兵胸前挂满了熠熠生辉的军功章，老兵满脸的老人斑因此而生动起来。这时，父亲霍地站了起来，说了句，“我也有”。

说实话，父亲这么说，我并不惊讶。作为1945年参军的老兵，父亲有个把军功章并不奇怪。我们继续看电视，父亲则去了他的卧室，随即，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想必父亲在找他的军功章吧。当父亲从卧室出来时，我们都吃了一惊。父亲换上了一件颜色已经发白的旧军装。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家住在小镇上，父亲经常穿这件旧军装。穿上旧军装的父亲，俨然是一名老兵。幼时的我对解放军有种天然的崇拜，我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当解放军。我常常趁父亲午睡，偷偷将那件旧军装穿在身上。又小又瘦的我穿上肥大的旧军装，就像穿着一件大袍子，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引来众人围观。毫无疑问，那是我对梦想当解放军的一次次预演。后来，父亲将那件旧军装压在箱底，再也不穿了。我家住在小镇上的那几年，恰好是文革，父亲的成分不好，所以用军装作为庇护。文革结束了，军装失去了作用，所以父亲再也不穿了。

那天晚上父亲再次穿上旧军装，无疑是电视上的老兵唤醒了他的当兵情结。穿着旧军装的父亲，双手捧着一只生了锈的饼干盒，一步步朝我们走来。我们都盯着父亲手中的饼干盒，猜测里面装的什么。父亲来到茶几前，打开饼干盒盖，然后底朝上扣在茶几上。直到这时，我们仍无法知晓扣在茶几上的是什么，都着急地催父亲，快揭开，快揭开。父亲很噱头地冲我们嘿嘿笑了几声，不慌不忙地将饼干盒揭开，我们的眼前立时金灿灿一片。我们都惊呆了，我们都没想到父亲有这么多的军功章。我们都像被魇住了似的无法动弹，只能坐在那儿看着父亲将军功章一枚枚别在胸前。我们发现，胸前挂满军功章的父亲，一下变得精神抖擞，目光炯炯有神。他的满头白发，饱经风霜的面庞，给他增添了一种特别的气质。我们一时觉得，向全国人民行军礼的，不是那个老兵，而是我的父亲张福根。

我们以为父亲只是出于显摆或不服气，才将军功章拿出来，过后他还会摘下，装进饼干盒，珍藏于只有他才知道的隐秘处。我们错了，父亲并没有摘下来，那天晚上他就枕着别满了军功章的旧军服入睡。不仅如此，父亲还天天戴着军功章在大街上奔跑。那些军功章在太阳底下闪烁成一团金光。远远看去，不是父亲在奔跑，而是那团金光在奔跑。

过了几天，我们又去父母家聚会。父亲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了当年姑妈去部队驻地看他的故事。多年前，父亲曾讲过这个故事。就像多年前父亲穿起那件旧军装，后来又珍藏起来那样，父亲也把这个故事珍藏了起来。现在，父亲又把旧军装翻出来，是不是也顺带将这个老掉牙的故事也翻出来了呢？父亲点燃一根香烟，目光随烟雾弥散开来：打土山前夕，我的部队驻扎在白城郊外的一所教会学堂里……我们打断他的话，爸爸，你以前讲过，换一个新的吧。父亲瞪大眼睛，惊异地看着我们，我讲过吗？你们别瞎说，我绝对没讲过。讲过，讲过，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瞎说，胡说八道！父亲拍起了桌子。父亲来气了。父亲一来气胡子就翘了起来。父亲翘着胡子说，你们说我讲过，那你们复述一下，要是你们能复述出来，你们就是我的爸爸！我们都息事宁人地笑了起来。我们的笑声其实就是台阶，好让父亲就坡下驴。可是父亲顶真起来，讲啊，讲啊，你們快讲啊！我们还是笑，爸爸，你真的讲过，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你每天晚上都给我们讲。你讲着讲着，我们就睡着了。不可能！我记性那么好，怎么会不记得？！父亲急了，像头野兽咆哮如雷。

没办法，我们只好讲了。我们说，打土山前夕，你的部队驻扎在白城郊外的一所教会学堂里。那所学堂是一名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哥特式建筑的楼房富丽堂皇。你很想看看外国人长得什么样子，但你的部队到达时，那位传教士已经闻风而逃。那天早上，作为连长的你正带领战士们出操，忽然一阵吱吱嘎嘎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那声音支离破碎，犹如裂帛，在清寂的早晨特别刺耳。你循声看去，只见东头的黄泥小道上出现了一辆独轮车。其时，火红的硕大日头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那辆独轮车就行走在那轮日头里，仿佛是那轮日头孕育出来的，流红光四溢。你说，那幅壮丽的图景你一辈子都忘不了。你还说，那一刻四周非常安静，能听见鸟在天空婉转的啁啾，这衬托得独轮车的吱嘎声更加刺耳了。独轮车越来越近，你看到，独轮车的一侧坐着一个扎花头巾的女人，那娇小的身影让你一下认出是你的姐姐我们的姑妈张国英。而推车的那个壮汉，不用说，是你的姐夫我们的姑爹顾秀奎。甫一见到亲人，你却一个劲地埋怨，谁让你们来的？姑妈上前一把抱住你，饱含热泪地说，打你参军离家，一晃就是三年，这三年里我们没有哪天不想你啊。听说你们打回来了，就想来看看你。听姑妈这么说，你也泪如雨下。姑妈带来了一大堆好吃的：炒花生、炒蚕豆、年糕、馒头干，还带来了起早贪黑做的20双军鞋。你说，我哪穿得了啊，都分给了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