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国史记》中对于朝鲜三国时期的服饰记载主要集中在杂志色服条当中。对《三国史记》中所记载的服饰源流及各自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能使当时各国服饰的发展脉络及其变化呈现于眼前。同时，还可以看出新罗、高句丽及百济服饰与中原王朝服饰之间的关联性。

关键词：服饰   新罗   高句丽   百济

一、新罗服饰演变概况

据新罗法兴王七年（520），新罗“颁示律令，始制百官公服”[1]并采“朱紫之制”[2]，这是新罗官服制度的开端。

但根据中国史书《北史》，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四月中国就出现了“始制五等公服”[3]这样的记载。中国的官服制度虽然早已存在，但从北孝文帝开始才趋向严格，对公服的等级进行划分。对于《北史》中的所载的公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再次提及，且此记载与《北史》中的记载相差无异。同时，在胡注版《资治通鉴》中，胡三省更是进一步将五等公服的颜色进行了标注即公服有朱、紫、绯、绿、青五种颜色。[4]

对比《北史》与《三国史记》中官服制度的相关记载及胡三省对官服颜色所代表等级的标注或可看出，新罗法兴王七年所制定的服饰制度或是受到中国南北朝时期服制的影响，仅局限于新罗高级官员。此时的新罗服饰仍具有夷俗化特征。

法兴王十年（523），新罗根据十七等官爵的不同对官员的服色、冠及笏板的穿着和佩戴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一等的伊伐餐至五等的大阿餐穿紫色官服，六等的阿餐到九等的级餐官服颜色为绯色，十等的大奈麻到十一等的奈麻着青色衣服，十二等的大舍至十七等的先沮知则穿黄色衣;伊尺餐及迎餐戴锦冠，波珍餐和大阿餐戴绯冠。太大角干至级餐均可手持象牙笏板上朝。（三国史记卷33色服条）由此可以看出，法兴王十年的服制改革在之前一次改革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当时的五等公服制度对新罗的官服制度进行了完善。新羅十七等官服制度在模仿南北朝官服基础上又保留了自身原有服制的一些特征。

新罗真德女王二年，金春秋赴唐请求改变新罗服制，遵循唐朝服制，唐朝应允。从真德王三年开始，新罗开始仿制中国服制。新罗文武王四年，下令妇人亦服中国服饰。文武王五年（665）春二月“伊餐文王卒，以王子礼葬之。唐皇帝遣使来吊，兼进赠紫衣一袭”[5]。从这里可以看出服色所代表的等级差异。在当时的新罗，普通人无法接触到紫衣。除服色所代表的等级之外，还可看出唐朝服饰对新罗服制的影响程度。

随着新罗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新罗身份等级的骨品制度逐渐遭到弱化。随着骨品制的弱化，新罗原本固有的服饰着装秩序开始瓦解，遭到严重破坏。[6]为了扭转“俗渐浇薄，民竞奢华”[7]，“礼数失于逼僭，风俗至于陵夷”[8]的局面，新罗在兴德王九年（655）年颁布了有关着装的禁令。此禁令与新罗骨品制息息相关，代表了新罗社会森严的身份等级差异，加强了新罗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三国史记》中对新罗服饰的记载最初为官服用以区分身份等级，其后有关服饰的记载更是对整个新罗社会的服制作出了具体化规定，代表了新罗社会森严的身份等级差异。此外，新罗服制从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受到中国服制的影响，在唐朝时更甚。

二、高句丽服饰发展状况及源流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并无关于高句丽服饰的任何记载。据金富轼在《三国史记·杂志》色服条中的相关记载可知，对于高句丽的服制，几乎无从考证。《三国史记》中对于高句丽服饰的记载一共三条，分别来自《北史》、《新唐书》和《册府元龟》。这三条史料主要记载了当时高句丽民族的男性服饰，女性服饰涉及很少。

据《北史》记载，高丽人都头戴像弁一样的折风，士人在折风上加插二鸟羽。高句丽的贵族头戴紫罗苏骨冠，以金银装饰，穿大袖衫，系素色皮带，着黄革履。（三国史记卷33色服条）从中可以看出高句丽人佩戴的苏骨冠是其社会阶级地位的象征，竺小恩和葛晓弘在《中国与东北亚服饰文化交流研究》中指出：“罗的色彩有多种，并以此来区分等级，且都插上两支鸟羽，并以金银装饰”[9]。显然，高句丽根据罗的色彩区分等级是受到中原服饰的影响。还可以推测出高句丽人喜欢系白色腰带、黄革履以彰显身份，但贫民无法穿戴。

《北史》也对高句丽的女性穿着进行了记载。根据《北史》，高句丽妇女习惯在裙和襦之外加襈。据此，高句丽妇女至少从南北朝时期已经对衣服添加边饰。

《新唐书》云：高句丽“王服五采，以白罗制冠，革带皆金扣。大臣青罗冠，次绛罗，珥两鸟羽，金银杂扣，衫筒褎，裤大口，白韦带，黄革履。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帼。”[10]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高句丽人佩戴的冠，所着服饰是高句丽社会阶级地位和身份等级的表现。高句丽对国王到平民冠的佩戴和穿戴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国王着五采服，戴白罗冠，系金色扣带;大臣穿次绛罗头戴青罗冠，佩戴金银杂扣;庶人只能穿褐色衣服，戴弁;女性则头戴巾帼。

《册府元龟》中对高句丽服饰的描绘如下：“高句丽，其公会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着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着折风，形如弁。”[11]高句丽官员的官服上都带有刺绣，他们以金银饰品作为自身装饰使用。大加主簿等都使用名为帻的裹头巾。高句丽人使用帻明显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但，与中原王朝流行的帻不同的是，高句丽人使用的帻没有长、短耳之类的饰品。[12]

高句丽服饰以其迁都平壤为界限，共受到两方影响即东北地区的胡服体系和中原汉服体系。[13]其中，从汉武帝设置汉四郡开始，高句丽的着装便开始接受中原服饰文化的影响。此外，同新罗一样，高句丽国内的服制也渗透着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是，新罗主要从服饰着色及禁令方面对服饰作出具体规定，高句丽主要从冠的佩戴及鸟羽的装饰等方面进行区分。

三、百济服饰记载概述

同高句丽一样，《百济本纪》也完全没有任何关于百济服饰的具体介绍。百济服饰的相关内容散见于《三国史记·杂志》色服条。

《北史》中记录的百济服饰与高句丽服饰大致相同。同高句丽一样，百济也在冠帽两厢加翅。但不同的是，百济只有在朝拜祭祀时才加翅，戎事时则不加。百济对不同等级的官员所佩戴的腰带颜色进行了区分：将德佩紫带，施德皂带，固德的腰带为赤色，季德青带，对德及文督均为黄带，从武督至克虞全为白带。（三国史记卷33色服条）据此，百济与高句丽冠帽习俗一致但翅佩戴的场合不同。此外，百济服饰等级差异主要体现在腰带上。

从以上史料的记载中或可推测，此时百济的官服已经开始受到中原服飾的影响。

《隋书》里也有百济官阶服饰穿着的相关记载，与《北史》记载不同的是佐平至将德服紫带，对德以下皆黄带，自武督至克虞全为白带且冠制相同。仅奈率以上官职才能以银花作为修饰。

据《唐书》记载，百济王服大袖紫袍，穿青锦裤，戴乌罗冠，以金花为饰，束素色皮带，乌革履。百济官员则穿绯色衣，以银花装饰其冠。百济庶人不得穿绯紫色衣物。（三国史记卷33色服条）同新罗、高句丽一样，百济的公服制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百济官服的等级差异主要体现在衣服的颜色、冠帽佩戴及其饰品装饰等方面。

据《通典》介绍，在百济服饰中，男子服饰与高句丽大致相同，妇人的衣服似袍但袖子略大。

由上可知，百济服饰同高句丽服饰大体相似。

四、结语

三国的衣服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华夏服饰的影响。新罗服饰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受到中国服制影响，但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唐。高句丽因为地缘位置与华夏服饰有较大的历史渊源，它一方面受到中原王朝汉服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中国东北少数民族胡服的影响。其中，胡服对高句丽的影响主要在其迁都平壤之前，汉服对其影响从汉朝时就已开始。相较而言，百济或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受到中原官服影响。总体而言，对新罗、高句丽及百济三国服饰影响较大的是唐朝。三国官服服色的多样化显然是受到唐太宗年间改官服服色的影响。

除此之外，新罗、高句丽及百济服饰记载都主要存在于《三国史记》的色服条中，仅有新罗本纪中存在有服饰的零星记载。同时，三国的服饰颜色均代表了不同的地位及身份等级，凸显了森严的社会等级。

注释：

[1][2]金富轼：《三国史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3]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1页。

[4]竺小恩、葛晓弘：《中国与东北亚服饰文化交流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5]金富轼：《三国史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6]张金俊：《<三国史记>所记载的新罗、高句丽、百济服饰研究》，《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2期。

[7]金富轼：《三国史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13页。

[8]金富轼：《三国史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13-415页。

[9][12][13]竺小恩、葛晓弘：《中国与东北亚服饰文化交流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10][11]金富轼：《三国史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15页。

参考文献：

[1]金富轼.三国史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2]竺小恩，葛晓弘.中国与东北亚服饰文化交流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3]张金俊，三国史记所记载的新罗、高句丽、百济服饰研究[J].齐齐哈尔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

[4]王纯信.高句丽服饰源流考[J].东北师大学报，1997.

[5]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1.

（作者简介：刘琳，女，河南郑州新郑，硕士研究生，单位：吉林省延边州延边大学，研究方向：中朝古代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