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垃圾处理政策停顿了十年之后，一场 “垃圾强制分类”大战正在上海火速拉开。微观的个人、产业， 甚至是一座城市，在垃圾分类的进程中，都被卷入这一从无序到有序、从混乱到正规的时代变迁。这场垃圾战争，垃圾分类只是一个起步，为的是冲出 “垃圾围城”。

19年垃圾清运变迁

2000年夏天，刚刚高中毕业的陈军（化名）跟随父母来到上海投奔远郊的亲戚，无学历无手艺，只能跟随亲戚干起了“拉垃圾”的工作，这一干就是近20年。

起初，他将这份工作视为一种“耻辱”，尤其是夏天每次垃圾车停靠在恶臭的垃圾堆放站后，从旁边走过去的行人捏紧鼻孔，嘴里的碎语让陈军倍感气愤。尽管工资不低，但对于年轻时的他而言，这并不算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不过很快，陈军的生活便迎来变化。2000年，上海被国家列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垃圾分类运装与处理成为主旋律;同时上海远郊多个工业园区兴建，工业垃圾处理量也日益攀升。

他告诉记者，当时上海的生活垃圾处理与工业垃圾处理并没有构建出严密的处理体系，在绝大多数采用填埋为主的情况下，垃圾混装填埋成为一种常态。

“那个时候，上海很多远郊的海边都是芦苇荡，混装的垃圾运到那里后经过推车推平后就地掩埋了。”陈军向记者回忆称，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给垃圾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利润空间。陈军有机会以处理垃圾为名，通过分拣工业垃圾中的可回收物，以及填埋处理挣了些钱，但如此好景定然不会长久。

2006年，上海为推进垃圾分类运输处理，对陈军所在环保公司的运输车辆进行了专业化配置，在诸多流程上进行规范，这也使得垃圾混装填埋处理在末端有严格的管控监督，垃圾混倒乱倒成为历史。

不过，虽然末端处理的体系已管控，但前端的分类管控则并不严格，这让陈军慢慢也摸到了“垃圾生意”的门道。

他向记者回忆称，彼时很多生活垃圾中都掺杂着诸多可回收物，往往通过自己的辛苦分拣，能将值钱的垃圾分出来卖钱，再将无用的垃圾装回车里运去填埋，也能够产生不少可观的利润空间。

分类革命

而后的10年间，上海垃圾处理渠道的基本面发生剧变。在此期间，陈军所在的环卫公司，通过在垃圾处理中间环节进行分拣，逐渐站稳了脚跟，他本人也在上海远郊结婚成家。

但很快这一格局被打破。2017年，国务院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上海等46个城市要在2020年年底前，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同年，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列为重点调研项目，2018年将该项目列为正式立法项目。

这成为上海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成为陈军职业生涯进入一个转折期的开始。在此基础上，上海开始推进垃圾焚烧业务，有关垃圾末端焚烧处理的举措不断出台，并迅速取代实行多年的垃圾填埋方式。

也在这时，陈军及其从业者开始受到更加严苛的制度管控，每一车运输的垃圾都建立起了网络实时跟踪系统，这让陈军多年的中间分拣业务无处遁形。

与之相匹配的是，上海在推动垃圾末端处理方式改革的同时，也在推进前端的分类体系构建。

这些对于陈军来说，就意味着以往所依赖的垃圾处理利润空间基本被锁死并规范了起来，这无异于又回到了起初打工时仅靠拿垃圾运输工资的时期。

角色转变

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让陈军所在的垃圾公司也发生了重要的角色变迁，从以往的干湿垃圾运输企业定性为干垃圾运输企业，直接将湿垃圾运输分拨了出去，同时公司也从地区垃圾项目承包商转变为垃圾清运供应商。

“湿垃圾清运费剔除后，现在公司盈利直接少了一半，我们的命运也变得难以把握。”陈军在谈论这个问题时，难掩脸上的焦虑神色，他似乎完全未能意识到这场正在全市开展的垃圾分类革命对于生态环境改善的远大意义所在。

就在谈话的过程中，陈军接到了一个电话，领导告知他园区以后的干垃圾不再是按单位收费，而是园区物业所合作的专业垃圾处理公司，先统一收集分拣后，再让他们送往焚烧站进行处理。

挂完电话，陈军告诉记者，这种先分拣再处理的操作方式，意味着垃圾减量化开始实质性地推行了，由于清运公司的垃圾处理以桶计量，就导致公司清运业绩还将进一步下降。

但类似陈军等老一代垃圾分类处理工作者没落的背后，也正意味着新一代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人员的崛起。（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